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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哲学的魅力何在？ 九十高龄的汪子嵩引述他最为推崇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一段话作为回答:“最初人们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的，先是对身边困惑的事情感到惊讶，然后逐渐对那些重大的现象如月亮、太阳和星辰的变化，以及万物的生成产生疑问。一个感到疑难和惊奇的人会觉得自己无知。人们是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的，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并不是为了其他有用的目的……在各种知识中惟有这种知识才是自由的。” 汪子嵩愿意相信，人们对于世界与自身的好奇永远不会消失，哲学永远不会终结。“如果发问停止了，哲学也就停止了，那么人的精神生活也就停止了。” 激情燃烧在“联大” 1941年9月，昆明。 新生报到的最后一天，西南联大入学注册处，来了一位风尘仆仆的瘦高青年。从浙江到云南，他的求学之路长途跋涉了战火纷飞的大半个中国。放下行李，年轻人犯了难：哲学和历史，两个志愿自己都填了，考试分数也都够，选哪个？ “陪我去的同学说，学哲学的人少，就学它吧。”汪子嵩说，“我就是这样闯进哲学系的。” 惯于选择较少人走的路，这种性格在他早期经历中已经养成。在杭州初级中学读书时，他就读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等书，“九·一八”之后，他又读了邹韬奋、瞿秋白等革命家的著作。在浙江省立联合高级中学读书时，汪子嵩已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当时西南联大的师生，国民党有之，共产党有之，对政治不感兴趣者众。汪子嵩入学之后，并不隐瞒自己的党员身份，但他更像个规规矩矩的好学生，在课堂上认真做笔记，考试时得到好成绩。来自原南开大学的冯文潜教授引领他走上西方哲学史的研究道路。1945年，汪子嵩撰写关于柏拉图研究的毕业论文，适逢陈康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发表，经冯文潜和汤用彤相继推荐，汪子嵩于当年考上北大文科研究所，成为陈康先生的研究生。 在研究生阶段，汪子嵩接触到了集古希腊哲学思想之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形而上学》，被深深吸引。这种吸引持续了一生。研究《形而上学》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思想界公认，这是西方哲学史经典著作中最难读的书之一，内容十分抽象。 “如果要将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传统哲学作比较的话，西方哲学重视分析，重视分辨真和假，从而促进了逻辑和科学的发展。”汪子嵩说。 这位杭州青年的热血，一半为着宇宙万物的“真和假”而激狂，一半为着中华民族的“存与亡”而燃烧。入学以来，他做着半公开的地下工作，参加读书小组，读《资本论》，刻蜡纸，油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主编《昆明新报》，使不少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同学在思想上发生巨大转变。1945年底，为反抗国民党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一二·一”学生运动爆发，汪子嵩主管对群众的宣传工作，编辑《罢委会通讯》和后来的《学生报》。 “联大”岁月中的人和事，静静地保存于汪子嵩记忆的源头。他感谢“联大”的独特氛围，使他能够在学术和信仰的两条道路上同时奔跑。“西南联大虽只存在8年，但是它在中国教育史、政治史、学术史上都有独特的地位，它留给后人的最大的启示就是 ‘学术需要自由’。”汪子嵩说，“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它是为了它自身的事物，才是自由的。” 1949年北平解放，汪子嵩面临选择：专于学，还是从政？ 遥想“至乐”度寒冬 毫无疑问，作为哲学系的地下党员，又是一名学有所成的研究生，汪子嵩留校任职，受到重用。他担任当时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和校长马寅初的秘书。 此后，“改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希腊哲学完全摆在了一边”。1952年院系调整，他承担哲学系的党务和行政工作，同时按新的高校体制，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设马哲课程。虽然在课堂上说得一口杭州官话，但在北大哲学系55级学生陈村富眼中，“再抽象的哲学范畴、原理经他一解释，就觉得清楚明白”。 风云变幻，造化弄人。1959年，汪子嵩因在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中讲了实话，在“反右倾”运动中被补划为“漏网右派”，开除党籍，下放西郊山区门头沟劳动改造。在那里，他遇到了小他两届的西南联大的哲学系同学王太庆，成为同一个炕上的“难友”。有一晚，汪子嵩接到命令，让他和王太庆立即腾出住的房子，搬到村边一间小屋里。正是数九天气，炕下没有烧火，窗上没有糊纸，在北风飕飕中，两人穿裹着全部衣被冻了一夜。 每天清早，两人背着工具上山越岭去干活。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开始时，“右派”还能吃上小米饭，后来改为稀粥，粥里的玉米渣越来越少，掺的树叶则日益增多。饥饿之下，有时去玉米地收拾秸秆，偶尔发现有残留的玉米粒，则如获至宝，放在嘴里咀嚼充饥；有时在白菜地喷药，也忍不住摘点菜叶尝尝。孤独与苦难中，两位哲学家对历史的演进方向仍抱有信心，互相打气。“我和太庆坐在一起谈论：将来有一天能够吃上小米饭，剥点核桃仁下饭，真可谓天下的‘至乐’了。” 1962年甄别平反，重回北大执教，汪子嵩才“重操旧业，为学生讲授《形而上学》”。不多久，他又离开北大调往人民日报社任理论版编辑。 “我要回到古希腊去了” 1978年7月，汪子嵩作为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中做了许多工作。人们都认为他将从这个辉煌的讲坛走向更高，汪子嵩却又选择了一条冷僻的分岔：既然已经“思想解放”了，那么我要“回家”去，回到亚里士多德和那片迷人的哲学森林。 这次选择果断而彻底。1979年11月，学生赵修义来看望老师，汪子嵩高兴地向他宣布：“我要回到古希腊去了。报社已经应允，以后每周只来两天，其他时间可以做希腊哲学的研究了。” 此时，距离他中断古希腊哲学研究已近三十年，他笑称“先天不良，后天不足”，唯一的坚持来自于——“研究希腊哲学是我最喜欢的事”。 冬天似乎已经过去了。学生们能感受到汪子嵩有种“回到了自己家园”的喜悦，似乎他又坐在陈康先生身边，自由地、实在地探讨希腊哲学问题了。为了写《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他不惜打破生物钟，“晚上通宵写，通宵之后第二天上午睡觉，下午再做其他工作”。 得知北大哲学系已将精通英、德、法多国语言的王太庆从宁夏请了回来，汪子嵩当即与“难友”取得联系，一起搭伴“回家”。此后，凡写哲学著作，他都将原稿先寄给对方审改译文，直至1999年王太庆去世。 1981年5月，范明生、陈村富、李真到人民日报理论部来找汪子嵩。他们想三人合作，翻译一部西方著名的《希腊哲学史》。是译德国著名哲学史家策勒(E.Zeller,1814-1908)在19世纪初版的《希腊哲学史》呢，还是译新近出版的剑桥大学教授格思里(W.K.C.Guthrie，1908-1982)的六卷本《希腊哲学史》？拿不定主意，特来向昔日北大的师长请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