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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适（1903－1977），江苏姜堰市兴泰镇小甸址人。原名锡璜，后易为二适，中年曾署瘖盫，晚年署舒凫。18岁任立达国民学校教员，21岁时为校长。25岁考入上海正风文学院，27岁考入北平研究院为国学研究生，29岁因病回乡为通讯研究生，并任小学校长。33岁应陈树人之邀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办事员、科员、立法院秘书，1937年随立法院入川。1946年回南京后，曾兼任朝阳文学院和建国法商学院教授。建国后，历任南京工专上海分校、 华东专科交通学校教员、华东水利学院图书馆职员，1958年因病退职。1963年经章士钊引荐，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1965年参与“兰亭”论辩，《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和《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等文影响极大。在文史哲、诗词、书法的研究和创作方面，成果卓著。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刘梦得集>校录》、《刘宾客辨易九流疏记》、《高二适书法选集》等。 高二适断乎是当今南京学者中的真正奇男子。学者而为奇男子，在学问精深之外，更需一种比学问还要难的品性，就是他在1965年和郭沫若那场笔墨官司而撰写的著名文章《(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中所说的“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 这场笔墨官司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这里只需简略介绍两句就行了：郭沫若鉴于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墓石拓片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而断定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写，而高二适则举出种种可靠事实，认为兰亭序的确出于王羲之手笔。当时毛泽东支持打这场官司，认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不过后来在《兰亭论辨》这本书的“出版说明”里却说“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同唯心史观的斗争”。唯心论的帽子无疑是给高二适戴的。人们赞美高二适敢于凭真理和大人物打笔墨官司的非凡勇气。 高二适虽然学富五车，却决不凭此经营名利，他的老师章士钊1963年在香港《大公报》刊诗赞扬高二适的书法，序云：“愿天下人知有独学自成，不求人知之高二适其人”。这仅是对其书法而言，而书法之与高二适，实在是余事而已。林散之作为高二适知友，在高二适去世后所立的碑上冠以“江南诗人”头衔。高二适的诗于高古中寓慷慨气质，学兼唐宋，尤致力于宋朝的江西派，他的古风如果混在江西诸子的诗集里，也会显得非常突出。然而诗人之与高二适，仍然也只是余事罢了。称高二适为学者，也终觉难尽其意。就以他为兰亭序之真而力辩的宏文而言，所撷材料之富，所论道理之详，实不是一般学者所能办到的。他家藏数千卷书，没有一本是做样子装门面的。长期在他身边生活的小女儿可可对他父亲的“勤”体会最深，她说：“父亲的勤奋简直没法形容”。诚然，他学问之深也是没法形容的。章士钊说：“二适近年猛进，多所发明。”学者而又有所发明的实为凤毛麟角。他的发明往往是对大名家的否定，他就敢于否定怀素，否定康有为、沈寐雯、于右任。他做学问敢于臧否人物，在社会生活中也同样爱憎分明。林散之曾把他比作阮籍，阮籍的青眼和白眼就是表现自己的爱和憎的，不过阮籍也有保身之道：“口不臧否人物”。这一点高二适却是相反，心中有话，决不憋着不说。文革前夕，江苏史学会组织史可法讨论，其时论者多说史可法镇压农民起义有罪，而高二适独赞其为抗清的民族英雄。其不合时宜如此。日常生活中他也极耿直，譬如甲对他说乙的坏话，高二适便问：“你这话和乙当面说过没有?”甲自然说没有。于是高二适说：“你要当面和乙说才是正理，你若不说，我代你说。”如此这般，直到可爱的地步了，真正算得绝无仅有。他女儿可可多次劝他：即使正确，也不要都说出来。他驳道：“不对，既是话，就该说出来，哪有把话搁在肚子里的?” 正因为如此，他非常自信，厌恶虚伪的自谦。某次全国书展，一位名画家给高二适写信，誉其书法为“全场之冠”，其时他正住院疗病，他的女婿尹树人持信去，他读信一笑道：“我当然第一，何劳他这么说!”章士钊作《柳文指要》，高二适发现其中有不少失误，遂摘出二百则，作《纠章二百则》，可可问他父亲：“章先生是您老师，您怎么能编这样一本小册子呢?”他答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所以他有一方闲章云：“草圣平生”，又曾在家藏佳帖上批云：“二适，右军以后一人而已”。 高二适一生以诗书为性命，一日无书则不能生，文革中藏书悉数被抄家搜去，他惊怒交加，从此得了心脏病，其后多次写信给章士钊，请他帮忙索还原书，曾表示：我在电视上见毛主席家拥有大量的书，我为什么不能有书呢？ 我之所以认为学者二字也不能穷尽高二适的整个灵魂的轮廓，正是因为他在一切方面(不仅仅是文艺)都追求真理。 高二适自号舒凫老人，取舒展自如的意思，正是他一生所企求的无适而不可的境界，而自然规律，终不得长适其所适，以心脏病逝于南京，时为1977年春。他留下许多书稿，亟待后人整理，尹树人和可可经常为此辛劳。忽一日，这对夫妇正坐在地上整理高二适堆积如山的资料，忽一张元书纸自尹树人头上落下，原来竟是高二适生前所书一个“勤”字。也许只是事出偶然，而勤者精神不死，且以之鼓励后人，未必便属迷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