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唐朝尊道教为国教，历代皇帝都有极盛的崇道行为。唐玄宗曾言：“朕听政之暇，常读《道德经》《文》《列》《庄子》，其书文约而义精，词高而旨远，可以理国，可以保身，朕敦崇其教以左右人子也。”在玄宗看来，道家思想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进可以“理国”，退自然“保身”。为了大力推崇这一思想，并培养更多的道学人才，玄宗依照前朝旧制设立了崇玄馆，教授《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学生从京师、东都各选百人，这也是国家设立道教学校的最早雏形之一。
    虽然是教育机构，但崇玄馆和如今道教学院很大不同的一个地方在于，崇玄馆是兼具了教育和研究双重任务的道学机构，并且是道教传播的枢机之处。为了增强崇玄馆中的教育质量，两京及诸州崇玄馆内的教育任务均由专精于道学的博士来主导，之后又由当朝宰相兼领教育工作，足见崇玄馆在官学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以《道德经》在诸经之首（资料图）
    

天宝四年十月，唐玄宗下诏“编录经义等书，宜以《道德经》在诸经之首，《南华》等经，不宜编列子书”。明确指出《老子》和《庄子》的地位应排在诸经之首。崇玄馆教授的《老》《庄》《文》《列》，后又增加《庚桑子》，便由道家典籍上升为经书，合称“五经”。这一举措，使道家典籍的地位得以和儒家诸多经书相比肩。由此，更大大提高了道家思想的社会地位。
    为道学专门设立道举考试
    为了吸引更多士子们参加道举考试，政府专门针对崇玄馆的学生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试及贴策各减一条，三年业成，始依常式”，“崇玄生出身，至选取时，宜减于常例一选，以为留放”，即在考试中对崇玄馆的道学生可以减少考试的数量和难度，目的是招纳更多的道学生，并通过道举考试的方式把道学思想贯彻到经邦治国之中。
    
    古代科举（资料图）
    

每年科举到来之期，崇玄馆的学生就可以参加道举科，考试形式和明经科相同，合格及第者称道学举士。据《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载：“玄宗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于京、都置崇玄馆，诸州置道学，生徒有差。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学《老》、《庄》、《文》、《列》，谓之四子。荫第与国子监同。谓之‘道举’。举送、课试与明经同。”
    

当时的科举考试可分为进士与明经两种大类：进士考时务策和诗赋、文章；明经考时务策与经义，但更侧重于帖经和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与今日考试中常见到的诗词填空类似。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与今日考试中常见到的文言翻译类似。相比起进士科，明经科的考试内容要相对简单，所以才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尽管如此，想要成功考中明经科，学子们仍然需要熟读经传和注释。虽然道举设立在明经科内，但对参加考试的道士们的个人能力素养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道举设立在明经科内（资料图）
    《唐阙史》卷下《太清宫玉石像》中曾记载了当时盛况：“明皇朝，崇尚玄元盛主之教，故以道举入仕者岁岁有之。”另据《登科记考》记载，玄宗首次下诏开设道举，前来应举者多达500余人。
    随着考试放榜，道举考试的成绩依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可分为四等，其所能获取的品级分别为从八品下、正九品上、正九品下、从九品上。至此，一名普通的崇道之士也终于完成了从道途向仕途的跨越。正是基于国家对教育和人才的大力扶持，并着重推崇道学经典和道家思想为治国方略，所以才使得道教与时政之间呈现出相得益彰的精彩，其成果足以令今人叹为观止。
    （编辑：玄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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