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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学术界，“老庄哲学”{1}一直是学者们相当关注的。然而，老庄哲学最能激发人们思考的精神实质是什么?站在不同的立场，对此将会有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是蕴含于其中的怀疑主义精神。 所谓“怀疑主义”原本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一般而言，怀疑( scepsis)指的是心中存疑、疑惑和猜测。“怀疑主义”是对原有人们认定的“事物”和观念产生疑虑或者对未知领域进行追问性探索的理论。在西方，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怀疑主义都是相当有影响的思想流派，因此成为学界重要的研究对象。随着西学东渐，一些学者开始将怀疑主义研究引人中国，认为中国以往虽然没有使用“怀疑主义”这个概念，但却存在着“怀疑主义”的观念或理论。例如英国著名科学思想史家李约瑟[2]以及中国20世纪学界巨匠胡适，还有当代学者滕守尧{3}等人均考察了中国的怀疑主义现象，其中包括对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一些论述。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不论对认识老庄哲学的思想特征，还是对领悟中国哲学整体精神都很有启发。不过，由于学术目标不同，这些学者大多侧重于一般性阐述，对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具体内容和动态走向着墨不多。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从理论基础入手，考察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性质特征、形成原因、历史作用及价值。 一、对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理论基础的剖析 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笔者认为是具有道家特色的“存在论”，这是老庄学派关于宇宙本根、物我存在与变迁的基本看法。就“存在论”的角度看，老庄哲学并没有否认事物的确定性，更没有抹煞是非善恶的区分标准。关于这一点，只要分析老庄哲学中的一些概念就明白了。老子《道德经》中不仅经常使用“天下”、天地”、“万物”、“国家”等抽象集合概念，而且对其状态均做出一定的描述，例如该书第二章一开始就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4]老子这里的“天下”也就是《诗经》和其他古典文献经常言及的“普天之下”，当然具有确定性;如果没有确定性，就可以把“天下”当做“天上”，岂不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 老子关于事物存在确定性的思想在《庄子》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查《庄子》一书，“天下”一词的使用非常频繁，先后出现了290次。在“存在论”方面，《庄子》不仅有“是非”，而且有“善恶”评判。《庄子·肚筐》说:“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庄子·肤筐》运用哲学辩证法，分析事物存在的两面性，指出“圣人”与“大盗”同在、利与害相随的事实，这显然是对老子《道德经》“绝圣去智”[5]思想的发挥。毋庸置疑，《庄子》这种思想不会被古代儒家所接受，但无论如何是“善恶分明”的，而不是没有善恶立场。由此可见，完全否认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善恶立场是没有可靠根据的。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老庄哲学论著中的确有“齐是非”的说法，这主要见于《庄子·齐物论》。正如该篇所说:“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把天地看做“一指”，把万物看做“一马”，这就是所谓“齐万物”的典型论说。初看起来，好像《庄子》真的教人不要分清事物和是非，但若仔细琢磨，就可以发现其中别有奥义。必须指出的是，《庄子》关于“齐万物”是在特定意义上说的，属于精神修养的“境界论”范畴。在这里，《庄子》实际上是对自我迷失的怀疑，通过怀疑以回归大道。可见，《庄子》的“齐万物”是从精神上的返璞归真说的，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否则，把“境界论”中的说法套于“存在论”上，就不能准确把握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真正内涵。 至于把老庄哲学怀疑主义贴上“不可知论”标签，这也是有悖于事实的。只要认真阅读《道德经》和《庄子》，就会看到老庄哲学对于“认知”问题是有精辟论述的。《道德经》第二十八章说:“知其雄，守其雌”;“知其荣，守其辱”。很显然，老子已经正面回答了“雄”、“荣”都是可知的，甚至“天下”以及事物运动的“常”也是可知的。至于与“雄”相对的“雌”、与“荣”相对的“辱”也是可知的，因为既然要“守”它们，就应该明白其特质，从而才能采取适当的方法。老子不仅明确表示天下事物有可知的一面，而且指出了“知”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他从“知常”推及公、天、道，然后又回到个体生死境域，以为“知”乃枚关生死大事，显示了老子对于“知”的独到见解。 庄子与老子一样，对“知”的问题有特别的兴趣。在《庄子》一书中，“知”这个概念先后出现623次。其中有直接论“知”的，有批评不“知”的，有承认难“知”的，有表白认知对象的流变和认知主体局限的，表现了一种积极探索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庄子·大宗师》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话:“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大宗师》所谓“天”是一个非常宽广的概念，相当于自然存在，而“人”则是一个与天体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关系的类概念，相当于人类，包括社会团体与个人。庄子指出，知天与知人是认知的两大领域。不过，在庄子看来，知天、知人是有条件的，因为认知对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充满变化的，所以庄子进一步追问:怎么知道天然的就不是人为的?或者说人为的就不是天然的?由此，庄子提出了“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的著名论断。尽管庄子所谓“真人”是一个颇具神话色彩的认知主体象征，但他肯定了“真知”，这是当代学者应该好好面对的。在《庄子》的体系中，《大宗师》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该篇提出的论点实际上是纲领性的，所谓“大宗师”就是思想归宗的导师，因此其思想主张具有核心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用“不可知论”来概括庄子哲学怀疑主义的思想基础缺乏证据，至少是以偏概全的。 二、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特质的解读 老庄哲学怀疑主义是不是可以用“消极”二字来论定呢?事实是最有力的回答。让我们还是看看老庄哲学原著中有关论述再做分析。考察老庄哲学的代表作《道德经》和《庄子》，我们的确可以感受到一种对自然、社会与人生诸多现象充满追问或疑惑的氛围。如《道德经》第四十四章:“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诸如此类的提问在五千言《道德经》中出现了30多次，说明老子是一个对客体现象保持敏锐洞察的思考者。《庄子》一书的问题意识更加强烈，无论是该书的内篇、外篇还是杂篇，都可以找到大量的问句。例如“乎”这个疑问、语气词在全书中先后出现了907次。《庄子》与《道德经》一样，追问的范围非常之广，它问天、问地、问人、问事，反映了老庄学派知识的渊博和刨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单凭这种精神，就不能将之戴上“消极”的帽子。试间:如果对现成知识都不予以追问，怎么可能有新的认知和观念突破呢?如果这种追问也要被打人冷宫，思想怎么可能不断发展呢? 老庄哲学怀疑主义在不断追问的背后蕴藏着什么思想观念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的领域相当之广，我们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指出其青红皂白;但有一点是值得特别关注的，这就是对现实问题的批判。在老庄哲学原著中，一连串的追问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对现实的省思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老庄原著中，或者先有省思式的阐述再追问，或者先追问再予以省思后的回答。但不论采取哪种方式，在其阐述过程中往往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态度。尤其是对肇始于远古时期的上帝信仰和儒家极力维护的“礼”与“仁”，老庄学派都以“道”的睿智予以审视和超越。 众所周知，“上帝信仰”是远古先民精神生活领域非常重要的宗教观念，这种宗教观念在尧舜时期就有迹可寻。《尚书·舜典》载，舜受命后“肆类于上帝，湮于六宗，望于山川”[6]，此类言辞说明尧舜时期对上帝是相当崇拜的。夏商周三代，上帝信仰更加流行。例如殷墟甲骨卜辞就有许多请求上帝降示的记录，而《论语·尧日》也有关于商汤灭夏后举行告天帝祭仪的言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川凡此种种，反映了上帝信仰在远古时期先民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然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却对以往人们关于上帝的一些认知表示疑惑，最终以“道”取代了上帝的至高无上地位。《道德经》第四章在描述“道”的性状时说，“渊兮似万物之宗”;又说，“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一方面陈述“道”的深奥和作为宗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则表示“道”在“帝”之前就存在了，这种说法在《庄子》中有了进一步的发挥。该书《大宗师》篇指出:“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老。”《大宗师》这段话经常被学者们引述，用以作为老庄哲学本根论的基础支撑。之所以有本根论方面的重大价值，是因为它把早先被当做天地人间主宰的“帝”作为“道”的附属，以为“帝”是因为有“道”才能发生“神妙”作用。老庄哲学尽管并没有彻底否定“帝”的存在，而是在脱胎换骨之后保留了远古祭祀文化的某种“胎记”，但却体现了大胆的怀疑和超越精神。这种怀疑与超越对于社会进步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早先的上帝信仰更多的是作为天子统治合法性的思想支撑，老庄哲学敢于向威权冲击，这无疑具有特别的理论胆识。 老庄哲学怀疑主义不仅以“道”超越了根深蒂固的上帝信仰，而且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维护当时社会统治的礼制与“仁义”意识形态。 “礼”原作“禮”，“禮”的右边，上“曲”乃是酒坛的象形，“豆”即姐豆;“曲”与“豆”相 合，表征人通过一定的物品来祭神，以求得神的启迪。许慎《说文解字》谓:“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丰。”这说明“礼”的产生乃是由于宗教活动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礼”到了周代已含有道德规范和政治典章制度的内容，尤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更成为“礼”的主体构成。至于“仁义”则是上古时期先民有关人伦关系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其发端也是很早的。有关“礼制”与“仁义”，在儒家文化体系中一直是作为核心内容予以传承和弘扬的。 然而，道家学派却以怀疑主义的立场审视发端于尧舜时期〔8）的“仁义”功用，甚至对“礼”进行猛烈批判。例如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八章中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按照老子的思想逻辑，自然宇宙与社会的演化是先有道，再有德，道德丧失才有仁义的兴起。至于“礼”乃是社会衰落时期不得已的约束制度。“仁”丧失之后才有“义”，等到“义”的本来价值丧失之后才有“礼”。根据阴阳对应的辩证法，有正面就有反面;有治就有乱。“礼”是为了治理社会才逐步形成的规章制度，它是因“乱”的存在而产生的，尽管可以约束人的行为，但过份的约束就是压制，有压制就有反弹，于是新的混乱就重复产生，所以老子把“礼”看做“乱”之首。关于这个问题，《庄子》给予进一步解释，该书《知北游》篇说:“礼，相伪也。故日: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知北游》篇则把“礼”说成“相伪”，真可谓开门见山，一针见血;该篇在重述了老子言论之后紧接着对“礼”的本质做了补充性的说明，它所讲的“道之华”并非意味着“道的精华”，而是指“道的装饰”，即徒有华丽的外表。在《知北游》作者看来，用华丽的外表来装饰，这就好像一个人在说谎，最终总要被戳穿，因此是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9] 老庄哲学怀疑主义对“礼制”与“仁义”之学的批判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大变革，原本朴素的“礼”与“仁义”之学发生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伴随着“礼”与“仁义”的时兴而出现了假仁假义的现象。所谓假，含有假借的意义，比如争夺霸权等。连被儒家尊奉为“亚圣”的孟子都陈述了“五霸”在仁义方面的假借行为。五霸假仁假义反映了礼制文化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被当做行私的工具，因此出现了种种弊端。在这种情况下，对“礼仁”采取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不同的思想立场和精神境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力图恢复周公时期那种长幼有别、尊卑有序的社会礼制和仁义品德，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却以怀疑的目光审度诸多现实问题。面对臣拭君、子杀父的礼崩乐坏局面，道家大声疾呼，抨击旧制度的不合理性，揭露其虚伪性。如果说儒家的复礼言行表现了良苦的救世心肠，那么道家哲学怀疑主义对“礼”的批判则映射着破除时弊的济世思想光辉。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医，忠言逆耳利于行。道家哲学怀疑主义的言论听起来是比较刺耳的，但对于社会救治来说却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三、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特质的内在原因剖析 老庄哲学怀疑主义为什么具有现实批判特质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老庄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它涉及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等诸多领域。故而，其怀疑主义精神特质也是诸多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因素造就的。我们认为，从内在方面看，自由精神、求真意识、反向思维这几种因素对于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形成显得尤其重要。 首先，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现实批判特质，是“自由精神”的一种结晶。 老庄哲学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及其后学们都是爱好自由的，这在老子所描述的“道”的混沌形象中已经得到展示。《道德经》第三十四章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老子的“道”既是宇宙万物的本根，也是自我心境的寄托。在这里，老子以发问的方式，一方面对那些试图左右“道”之前行的力量表示可疑直至否定，另一方面则表达了自由心灵的无碍性。老子这种思想在《庄子》一书中通过美妙艺术形象塑造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其中，最具有艺术感染力的形象就是“蝴蝶”。《齐物论》篇说，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感到无限的自由舒畅，竟然忘记了自己是庄周。醒后发现自己是庄周，却又不知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在这里，人与物的界限被消解了，而心灵的自由则在蝴蝶的翩翩起舞状态中逐步升华了。 从《道德经》到《庄子》的一系列艺术形象塑造可知，老庄哲学体系蕴含着一种极为活泼的思想自由飞翔精神，当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从精神翱翔的状态回归现实人间的时候便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约束，似乎人的“性情”都被套在枷锁上了。那么，是什么东西成为性情的约束呢?在老庄学派看来，这就是伪饰的“礼乐仁义”。关于这种观念在《庄子》的《骈拇》篇中有一段很形象的描述:“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礼乐，峋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亏也。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艘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骈拇》篇把礼乐仁义比为钩绳、规矩、绳约、胶漆之类的东西，认为依靠这样的工具来行动，那是违反常然之道的，为了保持人原有的性情，就应该摆脱伪饰的礼乐仁义的束缚。《骈拇》篇这种说法不是偶然的，而是老庄哲学自由精神的一种体现，正是这种自由精神激发了老子、庄子对社会问题的反省和批评。因此，发掘和解读老庄哲学的自由精神，是我们认识其怀疑主义的现实批判特质的一把钥匙。 其次，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现实批判特质，是“求真意识”的一种结果。 老庄哲学体系的自由精神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与“求真意识”可谓孪生兄弟。在老庄哲学代表人物看来，心灵自由飞翔是为了求真，而求真则必须有自由的心灵，因为只有当心灵无拘无束的时候才能不被变动不居的外象所迷惑，最终才能至于真的境界。考察老子《道德经》和《庄子》，我们发现“真”乃是老庄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在《道德经》中，“真”出现了3次;在《庄子》中，“真”出现了67次。例如《道德经》第二十一章在描述“道”的“孔德大象”时说:“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什么是“真”呢?河上公的解释是“非有饰也”;王弼则以“得万物之性定”为真。这样看来，老子所谓“真”也就是事物没有装饰的本性。在((庄子》中，“真”的论述更多，例如《齐物论》称，“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联”。《庄子》所谓“真宰”说的是事物不受外在力量主宰，而是自我本然。在《庄子》中，除了“真宰”之外，“真人”这个概念用得比较多，先后出现19次，见于《大宗师》、((天道》、《刻意》、《田子方》、《徐无鬼》、《列御寇》诸篇。顾名思义，所谓“真人”当然不是世俗凡人。许慎((说文解字》谓“真”的意思是“仙人变形而登天也”。“真人”有什么品质呢?《庄子·大宗师》说:“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人水不濡，人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也若此。”初看起来，《庄子》所描述的“真人”很神奇，甚至是“神秘”的;但若深人分析就可以发现，其基本的品性是没有贪欲之心，没有功利目的，一切顺应自然。这种品性，《庄子·刻意》篇进一步予以概括，认为它“能体纯素谓之真人”。 所谓“纯素”就是性情的本来面目，没有任何雕琢，没有任何装饰，质朴而归于素。 “真人”是老庄哲学关于人格修养的目标。从根本上看，老庄哲学描摹大道，穷通天地，其旨归就在于变化气质，成为体悟“纯素”的“真人”。因此，用“纯素”自然的立场看待当时虚假伪饰盛行的社会，必然产生疑惑的心理，进而将批判的“火力”行诸笔端，这是不足为奇的。以老庄哲学的立场看，礼乐仁义对于人性而言是失真的，因此被列人怀疑对象而加以抨击。 再次，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现实批判特质，也是“反向思维”驱动下的一种精神表现。 所谓“反向思维”是从事物运动发展立场说的。按照老庄哲学的发展观，“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0}。这是一个逐步展开的结构链条。按照这样的链条，道化生宇宙万物，是一个顺向过程，对于这个过程，老庄哲学有许多描述;与此同时，老庄哲学的代表人物还提出了一个非常精辟的命题，叫做“反者道之动”[川，就是说“道”可以向对立面的方向运动，这种运动也可以称为“复归”运动。《道德经》第十六章说:“夫物纭纭，各复归其根。”《道德经》所谓“根”是对“道”的表征。故而，“复归”也就是遵循反向运动法则，回到事物的根本—道。在《庄子》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例如《山木》篇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山木》篇所讲的“朴”即“道”的本性。为什么要复归呢?这是因为在老庄学派心目中，“道”象征着天然之真。根据复归的运行路线，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当然就在老庄学派的批评之列了。所以老庄哲学经典对于上层统治者的“不道”行为常常予以揭露。 总之，老庄哲学怀疑主义是老庄学派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它与该体系中的诸多思想理念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只有从整体上加以把握，才能真正认识其本质特征，了解其历史作用与现实价值。 四、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历史作用与现实价值再认识 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它可以照出社会的百态人情，也能够映现思想的发展动向，所以研究 学怀疑主义不能不考察其历史作用。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或者超越，通过它既可以检验传统的生命力，也能够了解人类需求的发展动态，所以研究老庄哲学怀疑主义也应该从现实的角度进行思想价值的审度和评估。 如何看待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历史作用与现实价值呢?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将会有不同的答案。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可以任凭主观猜测而随意评说。实际上，对其历史作用的认识和现实价值的审度与评估是有客观依据的。基于史料的分析，我们认为，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 首先，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现实批判不仅激发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省思，而且为后代树立了揭弊的典范。 老庄学派代表人物奋笔疾书，以求真去假的理性大声疾呼，对被套上伪装的礼制和仁义进行单刀直人式的解剖，这在春秋战国时期无疑是相当尖锐的，其发声非同凡响，故而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姑且不说历来以维护礼制和仁义之学为己任的儒家学派如何反弹，其实就墨家等学派的响应就可以看出老庄学派怀疑主义在当时的影响力。 从年代上看，墨家创始人墨翟先于庄子迟于老子。故而，老子对“礼”的批判，墨子是能够得知的。实际上，从墨子著述中就可以看到不少与老子思想相近的言论，如《墨子·非儒下》称:“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12}墨子这段评说用“繁饰”来形容“礼乐”的基本状态，又以“淫”指称“礼乐”的后果，以“伪哀”来描述“礼乐”的表现方式，紧接着步步递进，揭露伪饰礼乐给社会带来的种种危害，此等说法与老子将“礼”看做“乱”之首，乃具有异曲同工之效。不仅如此，《墨子·非儒下》还直截了当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儒家思想代表孔子，该篇说:“孔丘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亲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13〕墨子在对孔子倡导的“礼”予以描述之后用“繁饰邪术”加以否定，并且告诫世人不可以其学“导众”，显示了墨家批判繁饰之礼的坚定立场，这与老子的思想可谓一脉相承。 两汉之际，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现实批判精神继续发扬光大，这尤其在扬雄和王充的身上得到体现。扬雄是西汉时期一位著名学者，尤其精于《易》、《老》。他曾经在《法言·问道》中坦承“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14}，可见道家之学对扬雄是有直接影响的。鉴于西汉儒家经学的神学化倾向，扬雄给予尖锐的批判，他说:“或曰:有人焉曰，云姓孔而字仲尼，人其门，升其堂，伏其几，袭其裳，则可谓仲尼乎?”〔15〕扬雄以犀利的笔锋直刺汉代神学化经学那种背离传统的要害，表现出一种战斗精神。扬雄之后，东汉时期的王充也是一个颇受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现实批判精神滋养的学者。《后汉书·王充传》称:王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王充的学缘如何?他自己很明白地表示:“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16}可见，王充把自己归人道家黄老学派的阵营中。王充对许多典籍中的记载以及传言持怀疑态度，他作《书虚篇》、《问孔篇》、《非韩篇》、《刺孟篇》等，都锋芒毕露地对许多他认为不合理的现象进行抨击， 尤其是对汉儒思想的批评更充满火药味。 扬雄与王充是两汉时期敢于大胆怀疑和揭弊的杰出代表，而他们两人又都学归于黄老道家，所以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现实批判“基因”在他们身上得到遗传，这是毋庸置疑的。两汉以后，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现实批判精神也一直对思想界发生深刻影响。无论是魏代稽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17}，还是东晋范填的“神灭论”;无论是五代时期谭峭的“君子作礼乐以防小人”〔18〕，还是宋代王安石的“圣人无我”，（19）气无论是清代魏源的“深疾末世用礼之失”(20），还是现代思想家鲁迅的“吃人礼教”之说，都涌动着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现实批判“精神血脉”。可以说，从战国以来，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现实批判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揭弊大师，为中国历史上的人文思想解放竖起了一杆高高的旗帜。尽管各个时期，揭弊大师们批判的对象有所不同，他们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不一定全都合乎时宜，但那种敢于怀疑和超越的言论恰恰体现了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思想理趣。从这个角度看，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现实批判精神对社会进步乃具有独到的推动作用。 其次，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现实批判精神还激励着人们积极探索天地自然，拓展人们认识自然的视野。 必须指出，关于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现实批判”并非仅仅指社会现实的批判，也包括对天地自然原有认知的审视、怀疑和超越。人为的社会存在由于主观意志的作用，可能造成制约人类生存的某种不合理性，当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时候，那些感受到不合理社会存在的压力的人们就可能奋起批判，力图改变现状，老庄哲学怀疑主义对伪饰之“礼”的批判就代表了这种声音。至于自然存在，那是先于人类的一种存在，当人类诞生之后，自然存在就成为人类生活的一种环境，从而与人类的生活休戚相关。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精神反过来作用于自然存在，从而使自然存在打上了人类的观念烙印。如何在自然存在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人类面临着认知问题，而认知的结果即知识有可能与客体存在的本来面目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对于人类的生存是不利的，对于进一步认知是有障碍的。面对这种情形，或者保持沉默，让虚假知识一直持续下去;或者勇于探索，对原有认知所形成的知识予以怀疑，直 至超越原有知识，形成新的知识。在这个问题上，老庄学派是主张勇于探索和大胆超越的，所以其怀疑主义精神也就贯彻到自然存在的认知领域。 老庄学派的基本思维逻辑是:观天道以推人事。这个命题的落脚点是“推人事”，但“推人事”的前提是“观天道”;言外之意是，“推人事”必须有依据，这个依据就是“天道”。在老庄学派的原典中，有关“天道”的论述很多，例如老子《道德经》第七十七章所说:“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惟有道者。”老子讲的“天之道”在道家典籍中更多的是缩略为“天道”，如《庄子·天道》说:“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说明老庄学派对“天道”问题是很关注的。 然而，“天道”是怎样的?它有什么规律?答案当然不是现成的，而是需要探索一番才能得出。这个探索的过程，老庄学派称为“观”，包括运用人的感觉器官对自然现象进行观察，也包括运用理性思维进行思索、判断。《道德经》第十六章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庄子·天地》篇说:“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在老庄学派看来，“观”既是学习过程，也是知识增长的过程。然而，知识积累多了有可能造成新的认知屏障，因此需要破除成见。有鉴于此，老子进一步提出了“为道日损”（21）的命题。所谓“损”就是破除执著心，消解主观的偏见，庄子将这称为“吾丧我”(22），这里的“丧”表示摒去，“我”代表个人的主观偏执，“丧我”就是消解主观偏执。消解的过程，是一个对成见产生疑惑的过程，也是自我批判的过程。只有疑惑，才能形成问题意识;只有自我批判，才能实现自我超越，激发新的认知飞跃。 在老庄学派看来，当人摒除了自我认知障碍的时候，就可以游“无穷”，探索天地万物的起源和变化万端的现象以及蕴藏于现象背后的存在根据。于是我们发现，老庄哲学的代表人物那种无拘无束的心灵“上天人地”，对原有的自然知识进行种种质疑。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二章针对“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现象认知，进一步提出“孰为此者”，并再度追问:“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这是典型的“观天道以推人事”的思维逻辑的表现。本来，“天长地久”是被当做普遍认可的知识传承的，但老子却怀疑这种被一般人当做真理的自然知识。不论老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从其论述之中都可以看出那种探索天地自然的特别兴趣。这种兴趣在老子之后的道家人物那里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譬如《庄子》一书，有《天道》、《天地》《天运》等篇，这说明天地自然及其运行规律是庄子及其后学们研究的重要内容。 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说:“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媲美，而且成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基础。（23）他在分析了道家的科学实验及其历史贡献之后又说:“道家进行了两千年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活动并且被谴责为永恒的异端之后，道家思想却仍然必须把其中所孕育的科学以最充分的意义保留下来。（24）了正如李约瑟博士所指出的那样，道家是早期科学活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但却在历史上被当做异端而受到那些自我标榜为正宗儒家的学者的排斥。为什么会被当做异端呢?就是因为道家对原先的所谓“普遍知识原理”抱着怀疑态度，以审视者的目光看待一切，不断地追问，对原有权威造成冲击，所以有了“异端”之名。然而，正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哲学怀疑主义的批判精神哺育了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自然探索者，于是才有种种的科技发现与发明。火药、指南针是 这样产生的，以炼丹术为基础的古化学、古医学、养生学也是这样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庄哲学怀疑主义的现实批判精神乃是中国古代科学发现和发明的一种不可抹煞的文化推动力。虽然老庄哲学怀疑主义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其大胆质疑、勇于探索的精神对于今天的科学研究来说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注释 [1〕这里的“老庄哲学”指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哲学流派。 [2〕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史》第14章，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0 [3〕滕守尧:《中国怀疑论传统》，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0 [4]本文引述的《道德经》，采用王弼注本，见于《诸子集成》第3册，中华书局，19540以下凡《道德经》引文均出此本。 [5〕老子所谓“绝圣去智”并不是不要圣人，而是告诫社会不要刻意标榜圣人的存在和作用;不是说不要智慧，而是反对欺诈智巧。 [6]《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清代阮元校刻本，第126页。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第193页。 [81按，《尚书·舜典》言及“修五礼”之事，可见“礼”的由来相当之早。 [9]当然，老庄哲学怀疑主义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否定“礼”与“仁义”，而是为了剥去伪装，对于原始朴素的“仁义”还是给予一定地位的。 [10]《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11]《道德经》第四十章。 [12][13]孙治让:《墨子间话》卷九，《诸子集成》第4册，中华书局，2006，第180页;第185页。 [14]扬雄:《扬子法言·问道》，《诸子集成》第7册，中华书局，2006，第10页。 [15]扬雄:《法言·吾子》，《诸子集成》第7册，中华书局，2006，第5页。 [16〕王充:《论衡·自然篇》，《诸子集成》第7册，中华书局，2006，第181页。 [17]稽康:《稽康集·释私论》，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87页。 [18]《道藏》第23册，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第601页。 [19」蒙文通:《王介甫<老子注>佚文》，载于《道书辑校十种》，《蒙文通文集》第6卷，巴蜀书社，2001，第683页。 [20〕魏源:《老子本义·论老子》，《诸子集成》第3册，中华书局，2006，第2页。 [21]《道德经》第四十八章。 [22]《庄子·大宗师》。 [23][2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页;第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