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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道教研究
俄罗斯是世界上东方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所谓东方学，是研究东方国家的历史、经济、语言、文学、民族、艺术、宗教、哲学的科学。东方学中有区域性分支——阿拉伯学、印度学、中国学等。中国学，又称汉学，是研究中国历史、经济、政治、哲学、语言、文学和文化的综合科学。由于俄罗斯与中国相邻，因此历来重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儒、佛、道三教研究是俄罗斯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国际汉学界独树一帜。这里就其中的道教文化研究，作一历史回顾，介绍主要学术代表人物及其成果。 俄罗斯的道教文化研究简史 俄罗斯的汉学研究，包括道教文化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从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为第一阶段，也即俄罗斯汉学的创始期。这个阶段以俄罗斯东正教会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成员为骨干，他们大多是圣彼得堡大学和喀山大学培养出来的，也有自学成才的，直接受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和政府宗教管理机构——圣教院控制和领导。他们主要从事汉、满、藏文书籍的翻译活动，可以说只涉及了中国宗教文化的表层。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使沙俄取得了向北京派遣传教士的权利。条约第五条规定：中国同意沙俄自条约签订之日起，每届可派遣传教士四人来北京传教，由清政府供其食宿，中国方面还应允沙俄派“学生”六名随团来华。从1715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共派二十届传教士团和“学生”随员前来北京。1808年第九届(1808--1821年)传教士团来华，其团长叫亚金甫(N．YakinfBiehurin，1777一1853年)，自译中国名俾邱林，在北京留居十多年间到处钻营，结交清廷权贵和蒙藏上层，大肆搜集我国各方面的情报资料，有著作和译作多种，他回国时带回去大量汉、满、蒙、藏文书籍和各类文物，其数量超过前八届传教团带回的图书资料总和。他写过涉及道教的文章和书。1842年他在《祖国之子》杂志第十一卷第五期发表的《老子及其学说》一文中称：“人民的宗教是由纯粹的哲学学说蜕化而来，道教的历史便是例子。”同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中华帝国统计集》写道：“老子的道教学说是和孔子学说对立的”，老子的继承者“渐渐脱离了老子的思想方式，构成了新的原理”，并创立了道教。1818年8月，沙俄政府训令在华东正教会，规定“它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沙俄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同年，刚改做传教士的原任外交部中文翻译——“传教的彼得”即卡缅斯基(P．I．Kamenski，1765--1845年)为第十届(1821--1830年)传教士团团长，他于1815年把1673年满文版的《太上感应篇》译成俄文，并在1819年赠送给皇家图书馆馆长，1821年他又节译发表在《国民教育部杂志》第三期上。 第二阶段为奠基期，时间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其间俄罗斯汉学仍以东正教会传教士团的成员为核心。教会修士司祭奇维特科夫(P．Chvitkov)在1857年《俄罗斯东正教会北京传教士团成员报告书》第三辑发表的一篇《论道教》认为，老子是道教的奠基人，他的道德学说和伊壁鸠鲁的学说有某些共同之处，并反对把老子学说神秘化。1840年随第十二届(1840---1849年)传教士团来京的魏(王)西里(V．P．Vasilyev，1818--1900年)是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于1837年在喀山大学历史系东方语专业毕业，来京后学习梵语、蒙语、藏语、满语，致力于研究儒、佛、道三教，1850年回国，次年任喀山大学教授，1855年起任圣彼得堡大学教授，1866年起被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于十年后当选院士，成为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他于1873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东方的宗教：儒教、佛教、道教》一书阐述了宗教的神秘主义是如何和老子的哲学相结合的，“道教的各种体系之间的共同关系，就在于反对儒教，并把一切不满现实的人联合在同一的旗帜下”，在神秘主义者伪造的老子学说中找到了这一思想基础。魏西里在圣彼得堡创办了俄罗斯的第一所中国学校，后这所学校成为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的基础，培养出一批汉学家。其中格奥尔基耶夫斯基(s．M．Georgievski，1851--1893年)在其《中国历史的初期》(1885年)一书中写道：“在《道德经》中，‘道”字用以标志太初的混沌，而理性是这种混沌所固有的”，“按老子的学说，这个可以看得到的世界的多样性并不是别的，而是永恒的、统一的、绝对的‘道”的生命的显现。‘道”是宇宙的物质，是宇宙的力，是宇宙的理性”。1888年，他在《中国人的生活原则》一书中认为，《道德经》的哲学学说远远超过希腊最早的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并反对黑格尔否认中国有哲学思想的说法。他还发表过《中国人的神话观念和神话》(1892年)。波波夫(P．S．Popov，1842--1913年)也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他除研究西藏佛教外还出版过一本《中华诸神》(1901年)。莫斯科东正教神学院教授格拉哥列夫(S．S．Glagolev)在他1901年出版的《中国的宗教》一书中写道：“‘道”是道路，又是这道路的遵循者，‘道”是万物所遵循的道路”。“‘道”不是所创造的，因为‘道”自己就是永恒的存在。‘道”是一切，又什么也不是，是因，又是果，……‘道”是万有的自然法则与万有的显现”。“万有的法则乃是一种智慧，这种智慧的实现就是福利”。19世纪70一80年代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L．N．Toktoy，1828--1910年)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激变”，他同他所属的俄国地主阶级的传统观念决裂，想在耶稣基督的教义、东方古代哲学，特别是在中国的老子和孔子的学说中去找生活的真理，企图以此建立自己的新生活。从1877年起开始阅读和研究老子的著作，对老子产生了很大兴趣，并准备翻译《道德经》。1884年3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翻译老子，不能像我们所翻译的那样好”。1893年9—10月，他同波波夫一起根据德文译本翻译老子的《道德经》，1895年他校订了在俄国研究神学的日本人小西氏翻译的《道德经》。1910年他又出版了自己编选的《中国贤人老子语录》，封面上印有老子骑着青牛的图，就在这本书里，他还写了《论老子学说的真髓》一文。托尔斯泰非常欣赏老子的“道”和“无为”的思想，后来他就把它发展成为“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理论，主张用“无为”对待一切事物。1913年他与他人合作翻译出版了一本题为《老子道德经或关于道德的书》。这是第一部公开出版的《道德经》俄译本。 从20世纪上半期至60年代为第三阶段。这个时期的道教文化研究以大汉学家、翻译家阿列克谢耶夫(V．M．Alekseev，1881—1951年)及其弟子为代表。应当说俄罗斯的汉学真正得以发展是在苏联时期。阿列克谢耶夫是苏联汉学的奠基人，早年师事法国汉学家沙畹。他本人曾在1906--1909年和1912年两次来华考察，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收集到大量图书资料。著有不少关于中国宗教文化的著作，涉及道教的论著有《中国民间宗教中的佛教》(1919年)、《中国民间宗教》(1929年)、《中国民间绘画中的神和鬼》(1929年)、《中国年画是社会的定购品和阶级的履行物》(1936年)。他在其1925--1945年著作出版目录中还列有《试论(老子>的编纂》、《论中国的宗教体系》、《论欧洲汉学中的(易经)问题》、《道教的超人说》、《中国最高的龙崇拜》等。1982年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出版了他的文集《东方学：论文和文献》。他的学生中以楚紫气(Yu．K．Shuchmki，1896--1938年)最为突出，他于1928年发表过《佛教中的道士》、《道家经典(列子)研究》，还翻译过葛洪的《抱朴子》，完成了《易经》俄译稿。1938年被无辜处死，经过汉学界负责人的努力，这部译稿于1960年才得以在莫斯科出版，只印了1400本。1993年由东方学所的科布泽夫(A．I．Kobzev)博士修订出版了第二版，由原来的423页增至606页，印数达10000册，满足了汉学界的迫切需要。此外什库尔金(P．V．Shkurkin，1868--1948年)在1926年《亚洲通报》第五十三期上发表了《道教概略》。驻华外交官彼得罗夫(A．A．Petrov，1907—1949年)研究过王弼的哲学，1936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论》。1946年马拉库耶夫(A．V．Mara．kuev，1891--1955年)在《托姆斯克师范学院学术丛刊》第三期上发表了《阴符经——中国哲学史的一页》，此文附有该经译文和注释，还对国外的译注作了评论。1948年华裔学者杨兴顺将《道德经》译成俄文，并于1950年出版，这是第二个《道德经》俄译本。第三个俄译本是由旅居巴西的俄国诗人佩列列申(V．F．Pereleshin，1913--1992年)于1971年完成的，是根据1949年郑麟的《古籍新编?老子》英译本转译的，用俄国诗律译出，对各章顺序作了大调整，1990年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刊《远东问题》第三期将译文全部发表。佩列列申青年时代曾在哈尔滨和上海居住长达十年，曾写诗把中国当做自己故乡。据报道，1996年在莫斯科出版了鲍鲁什科(O．Borushko)的俄译本《老子道德经》，这是《道德经》的第四个俄译本。 从1970年起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部开始召开“中国的社会和国家”学术年会，到1989年共举行了20次，会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论文报告集一至二册。据统计，有五十余编论文涉及道教史、道教哲学、道教与武术、道教与佛教、道教与儒教、道教与民间宗教、道教心理学。这反映在该所出版的文集《道和道教在中国》(1982年)、《伦理和礼仪在中国》(1988年)及个人的著译如波兹德涅耶娃(L．D．Pozdneeva，1908—1974年)的《中国古代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辩证家》(1967年初版，1993年改名为《中国贤人》)、波尔什涅娃(Y．B．Porshneva)的《白莲教信仰是1976--1804年民众起义的意识形态》(1972年)、波麦兰采娃(L．E．Pomerantseva)的《晚期道家论自然、社会和艺术》(1979年)、司徒洛娃(E．S．Stulova，1934--1993年)的《(普明宝卷)译注》(1979年)、阿巴耶夫(N．V．Abayev)的《佛教禅宗和文化心理传统在中世纪中国》(1983年)、马利亚文(V．V．Malyavin)的《(庄子)》(1985年)及卢基杨诺夫(A．E．Lukiyanov)的《(道德经)：前哲学和哲学》(1989年)、《道教的起源：中国古代神话》和《东方哲学的形成(古代中国和印度)》(1992年)。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汉学研究并没有衰落停止，而是以新的面目出现，抛弃了过去的教条主义。老一代汉学家有新作，年轻一代汉学家开拓新领域，依然保持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传统，道教研究呈现出别开生面的势头。 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成果 1．《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及其学说》，1950年苏联科学出版社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出版俄文版后，1957年中国科学出版社在北京出版了杨超的中文译本。全书由导论和正文六章组成。导论综述老子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地位。第一章讲道德经思想发生时的社会历史情况。第二章介绍老子其人及《道德经》一书。第三章论“道”的学说的唯物主义本质。第四章论《道德经》的伦理学说。第五章叙述西欧资产阶级论《道德经》。第六章分析革命前的俄国和苏联对《道德经》的研究。最后是附录：《道德经》今译序、《道德经》今译。 该书作者杨兴顺(YangHsing-shun，1905--1989年)，华裔学者，原籍浙江，1933年毕业于共产主义社会科学教师大学。1933—1939年在海参崴远东中国列宁学校任教。1939年在共产主义专修班任教兼翻译。1941--1946年在全苏广播委员会任职。1948年进入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任东方哲学和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曾以《(道德经)的哲学学说》和《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获哲学副博士、博士学位。著有《中国哲学史论》(1956年)、《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胜利奋斗史》(1967年)，《古代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1984年)，主编了《中国古代哲学》(1990年)。他的这本著作曾被译成德文，于1955年和1959年在柏林两次出版。 2．《祭祀、宗教、传教在中国》和《东方宗教史》，这两本书分别于1970年和1983年在莫斯科出版。前一本对中国古代宗教、儒家、儒教、道教、佛教、混合宗教作了论述。后一本书分21章，用6章的篇幅对中国的古代宗教、儒教、道教、佛教和藏传佛教作了介绍。 第一本书在第四章，阐述了道教的起源、老子和道的学说、庄子和列子、道教的“无为”原则、道家哲学和道教宗教、中国古代神话、道家神话的变化、长生不死说、成仙的基本手段和方法、护身符和炼金术、占星术和占b术、土b、巫术与医学、道教宗教与黄巾起义、道教徒的神权国家、道教宗教与佛教、中国中世纪的道教思想和理论、“民间”道教和道教万神殿、神仙、道教的衰落与变化。 第二本书于1988年出了第二版，第十七章论述道教。作者从道教的哲学，秦汉(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道教，农民道教性“黄巾”起义，道教教主的神权国家，道教关于成仙，道教徒的伪科学——炼金术、占星术、土占术、医学，中国中世纪的道教徒，道教的上层和下层，道教的万神殿等九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中国道教认识，说它把所有古代祭祀和迷信、信仰和仪式及所有神灵、英雄和仙人都交织在一起，很容易满足居民的各种各样的要求，称道教及其巫术、形而上学、众多神灵面向感情范围，弥补了儒教的枯燥性和理性主义上的欠缺。 作者列·谢·瓦西里耶夫(L．S．Vasilyev)，1930年生于莫斯科，1953年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毕业，1958年以《古代中国的农业关系和村社》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74年以《中国古代史的某些问题：黄河流域的文明起源——物质文化和民族基础的形成》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56年起为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研究员，1967年为高级研究员，1979年为教授，著作一百二十余种，专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起源。撰写多卷本《古代中国》，1995年已出版第一卷《史前史：商殷·西周》，主编过几本有关道家、道教的书，如《道和道教在中国》(1982年)、《伦理和礼仪在中国》(1988年)。 3．《道和道教在中国》，这是由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谢·瓦西里耶夫教授和叶·鲍·波尔什涅娃博士于1982年负责编辑出版的一本论文集。全书收文14篇，按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古典道教的理论结构及其在中国中世纪意识形态中的表现，论文有戈罗霍娃(G．E．Gomkhova)的《早期道教的普救说》、别洛泽罗娃(B．G．Belozerova)的《(道德经)中的器象征》、马利亚文(V．V．Malyan)的《庄子的哲学：清心寡欲》、托尔奇诺夫(E．A．Tortchinov)的《六朝时期道教演变的主要方面(根据葛洪<抱朴子>)》、科布泽夫(A．I．Kobzev)的《王阳明和道教》、马尔蒂诺夫(A．S．Martynov)的《明代文化和林兆恩(1517—1598)的道教主题》。第二部分论述道教和印度教一佛教观念在中国和日本的相互关系，论文有瓦西里耶夫的《道和大梵天：最初至高普遍性的现象》、格里戈利耶娃(T．P．Gfigoryeva)的《道教和佛教的世界模式初探》、伊格纳托维奇(A．N．Ignatovich)的《日本的佛教和道教(论相互关系和评价的问题)》。第三部分阐述道教思想影响中国文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各种形式，论文有戈利金娜(K．I．Golygina)的《三至六世纪的中国志怪小说和道教》、扎娃茨卡娅(Y．V．Zavadskaya)的《道教性漫游诗》、谢罗娃(s．A．Serova)的《道教的生活观和戏剧(16--17世纪)》、阿巴耶夫(N．V．Abayev)的《中国武术的道教根源》、波尔什涅娃的《民间宗教运动中的道教传统》。 该书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有人认为大多数论文结合国内外汉学的研究成果，高水准地对实际材料和版本资料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是苏联中国学、历史哲学和宗教学文献中的不同寻常的现象。 4．《道教：历史宗教学试述》，1993年由圣彼得堡安德烈耶夫和子孙出版社出版。这是俄罗斯中国学研究中的第一部道教史专著。现根据作者提供的提纲简述如下： 《引言》概述了研究的目的和任务及道教的史学问题。目的在于构建历史发展中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体系，深入研究道家和道教传统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这一目的具体反映在以下任务中：分析道教研究的主要方法论问题和探讨这些宗教哲学问题的可能性途径；阐明道教教义和宗教哲学基本论点的内容，确定道教的特征和道教最重要的世界观特点；按历史顺序考察道教学说演变的主要阶段；提出科学论证的道教的历史分期；确定哲学在道教学说中的地位。关于道教史学，作者认为道家和道教是一种完整的哲学一宗教学说，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惟一土著宗教派别。认为(1)在俄罗斯宗教学中，对道家和道教这一完整学说研究得很不够，综合研究这个中国重要文化现象和专著性描述也没有。杨兴顺的研究只限于道家的个别方面(古代哲学、宇宙观、道家与艺术的关系)，并没有对道家进行完整的描述和思索，也没有专门研究道家的历史，评价道家经典的译著也没有。至今尚没提出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宗教史的标准教程，大学的东方哲学研究基本上带有欧洲中心论性质；(2)该书提供了根据原著来分析的历史哲学和宗教学材料，对道家和道教的历史发展，在俄罗斯学术界必须充分认识道家和道教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特定的具体同期阶段的功能。分析道家和道教的产生、形成及发展的基本点有助于界定道家和道教在中国精神文化和传统社会思想历史中的作用；(3)本课题的迫切性和克服国内外历史哲学学科中某些错误的一成不变的观念，如道家和道教的相互关系问题。早在19世纪末就形成一种观念，认为道家作为“纯”哲学学说的形成最早，只是到后来即本世纪初才蜕变成充满巫术、万物有灵和迷信的宗教，在这个意义上好像蜕变为与早期道家“高级理论”相对立的宗教。该书把道家和道教的哲学宗教方面作为两个相关的层次来探讨，证明宗教在早期道家哲学中的作用和晚期道家经典的哲学价值。按史学发展，先后从事这一研究的有瓦·帕·瓦西里耶夫、列·谢·瓦西里耶夫、斯皮林、科布泽夫、马利亚文、波麦兰采娃、格罗霍娃。 第一章《道教研究的基本问题》专门探讨道教的哲学和宗教及其历史的主要方法论问题：(1)道家和道教的统一；(2)道教是中国的民族宗教；(3)道教与民间信仰；(4)道教与国家；(5)发展规律：道家与道教；(6)道教与炼丹术在传统中国；(7)道教学说的总评价；(8)道教中的宇宙起源说和宇宙论。” 第二章《道教史的概念》科学地描述了道教从形成到现在的主要历史阶段：(1)道教的起源问题；(2)前帝国和早期帝国的道教；(3)公元2--3世纪的天师与道教教会；(4)公元4--16世纪天下分裂时期的道教；(5)唐宋时代的道教：混合与变形；(6)道教的“改革”及其后果；(7)公元14—19世纪的晚期道教。接着概述道教从辛亥革命至今的情况。 该书有不少新意：(1)探讨了道教研究的一般问题、道家和道教传统的统一问题；合理地认定道教是中国的民族宗教；对道教与传统中国的国家、民间信仰的关系，关于道教在发展古代和中世纪中国传统科学形成中的作用这些问题都予以科学的论证。(2)探讨所谓道家和道教相互关系问题并解决这个问题。(3)以道教的宇宙起源说和宇宙论观念为例，分析了道教世界观的基本特征，并提出了早期道家宇宙起源体系的结构。(4)分析了道教的起源、中心宗教学说的基本内容——关于获得长生不死的学说。(5)首次在俄罗斯提出从观念上论证和描述道教的历史及其分期问题。(6)把俄罗斯学术界未研究过的中文原本资料引入科学流通。 作者叶·阿·托尔奇诺夫(E．A．Tortchinov)，自取中国名陶奇夫，1956年生，1978年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1981--1984年在列宁格勒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工作，1985年以《葛洪的<抱朴子>是历史民族文献资料》获哲学副博士学位并到东方学研究所从事道教研究。1990---1991年在中国进修。1993年10月获圣彼得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道教：历史宗教学试述》就是他的博士论文。曾发表过大量涉及道教与科学、道教的历史分期、道教与国家等方面论文，如《传统中国的道教和炼丹术》(载《彼得堡东方学》1992年第2号)。还翻译出版了《(悟真篇)译注》(1994年)，转译了英文版的《性命法诀明指》(1993年)，计有著述三十余种。现任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教授，从事东方宗教史教学，近著有《世界的宗教》(ReligionsofTheWorld，圣彼得堡1997年版)。 5．《(悟真篇)译注》和《性命法诀明指》，第一本书作为《东方文化作品丛书》第一辑由“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于1994年出版。《悟真篇》是宋代道士张伯端(984--1082年)写于熙宁八年(1075年)，宣扬内丹修炼和道教、禅宗、儒教“三教一理”思想。张伯端被道教奉为南宗和紫阳派的祖师，称“紫阳真人”。这部著作，后人翁葆光、载起宗、董德宁、薛道光都作过注疏。这部俄译本选用了董德宁的注本《悟真篇正义》。译者认为董本曾参考过他人的注本，因此比较可靠。俄译本是继美国戴维斯(T．L．Davis)英译本之后第二种西文本，不过俄译者认为，戴维斯译本质量不高，注释中有不少错误，再说戴氏不明内丹而用了外丹语言，实际为转述本，但前言写得不错，特别分析了张伯端的生平，还提供了有关方面的材料，具有一定价值。俄译本前面有关于道教长生不死学说的长篇导读文章，此外译文中还吸收了《道藏》中的版画以及明清时期民间画六十余幅。译者写道，《悟真篇》是专门阐述道教内丹的方法论、理论和实践的经典，内丹常被译为“道教瑜伽”，心理训练的复杂综合体，旨在达到道教的最终目的——成仙(长生不死、圆满和与万物统一)。内丹训练被积极用于当代气功。气功权威常视张伯端这部作品为气功的经典之作。从译文上看，译者把董德宁注本的自序及其“外篇”删去不译，对董注本作了技术调整，略有增减。书末附参考书目：俄文图书与翻译资料、中文、日文、西文资料。 译者在导读文章中阐述了这么几个问题：首先为什么说“成仙”是道教核心宗教学说，它是如何产生的，它与古代宗教信仰有什么关系，佛教传人后对道教的成仙说有何影响，成仙说形成的主要阶段。此外还要研究仙道即成仙途径，这自然要把成仙与道教的内丹外丹联系起来，提出了诸如(1)炼丹术的界定；(2)炼丹术的起源及其历史分期；(3)炼丹术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及与道教的关系；(4)中国炼丹术与其他地区的炼金术形式(印度和阿拉伯)的异同。综合了英美学者对中国炼丹术的研究成果(英国李约瑟和美国希文教授)。 第二本书是从伦敦1970年版英译本TaoistYoga：AlchemyandImmortality转译成俄文的，1993年在圣彼得堡出版。英译者是华人学者陆宽昱(LuK”Hall--yu，1898--1979年)，英译本书名意为“道教瑜伽：炼丹术与成仙术”，实际上英译自赵避尘(1860--?年)的《性命法诀明指》一书。俄文本有译者写的长篇导读文章——《道教和心理训练的传统中国体系》，原英文版序言，其他各章与中文原本大致相同，书末附有已故俄国女汉学家司徒洛娃所写的长篇论文《道教的成仙实践》(1984年)。 6．《道教伦理学》，这本书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于1993年出版，是一部专门研究中国的精神及历史文化遗产的著作。这本书根据实际材料及所吸收原著和故事性资料探讨道教的哲学，认为是中国古代思想最深刻又神秘的方面。部分材料专门详细考察了道教观点体系中的伦理学范畴。此外作者还探讨了道教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的现代思维风格、道教的伦理理想及其对中国艺术和民间创作的影响。 该书作者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里弗佐夫(VladimilAlekseeviehKrivtzov，1921--1985年)，1940—1941年参加红军，1949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1950--1968年为驻华大使馆官员，曾任上海总领事，1968--1985年任远东研究所副所长，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著有《古代中国的伦理思想(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2世纪)》(1963年)及论文《中世纪中国的伦理观点》等近四十种。他在生命最后日子里还在逐字逐句地对打字文稿进行加工，最后一章没有写完，来不及对稿件作复杂的编辑和指出引用著作的脚注，便去世了。为纪念他，远东研究所的部分同仁对其打字文稿进行了整理，并作必要的注释和索引。 7．《中国晚明的宗教运动：意识形态问题》，1991年俄罗斯科学出版社出版，220页，全书由引言、正文四章和结论组成。 引言指出，宗教运动是社会变革中人类永恒愿望的一种普遍表现，它期望有幸福的结果，相信这种事件发展的最高预定性，但这类渴望和信仰的组合从古代社会到今天这几千年具有巨大的多样性特点。千百年来，民间教派传统依靠自己的形而上学和充满巨大潜能的末世论曾是经常喷发的岩浆，它时而在灰层下不显形地流动，时而向外喷出，给现存的秩序和习惯了的价值体系构成威胁；同时宗教运动始终是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不多角度地研究这种现象，不阐明它的类型，传统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状况是不可能十分完整的和不变形的。 第一章宗教运动研究史，回顾了世界范围内汉学家研究中国分裂教派运动的历史过程，重点放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涉及中国、法国、荷兰、英国、日本、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的著名学者，其中尤为重视加拿大奥弗迈尔(欧大年)、美国纳奎茵(韩书瑞)、中国李世瑜和喻松青的著作。作者指出，研究教派运动的专家有待于考察运动传统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文化现象，同时需要把这一现象的根本特点、普遍得救思想、制度化倾向、从和平虔信主义到武装暴动的自然性及与此相适应的心理定向和理论标准联系起来。 第二章宗教运动史上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共分“佛教与宗教运动之形成”、“宗教运动的道教根源”和“宗教运动末世论的起源”三节，认为儒佛道三教都对宗教运动的形成有影响，任何宗教运动都有潜在的造反种子。 第三章教派运动的宗教信仰体系之形成(15—17世纪)，分“明代统治前半期的宗教文化形势”和“宝卷在分裂教派教义发展和形成中的作用”二节，指出晚明中国社会的精神推动因素既存在于高级文化圈中，也表现在小传统中，宝卷是教派运动表达自己宗教观念和目的的最成功形式。 第四章运动在和平时期的宗教积极性、过渡到起义，强调教门的宗教积极性呈多样性形式，同时维持了自身教义的主旨和价值，借虔诚活动和祈祷得救转向以武力得救是通过统一的宗教教义计划出来的。 结论部分表述了对中国宗教运动的总看法，认为它的生命力和长期性在其形成五花八门的原始宗教观念的情况下，教派的宗教教义中必然有作为得救教义的主要思想核心，并符合人的存在需要，这就使这些运动成为晚明中国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 作者叶·鲍·波尔什涅娃(Y．B．Porshneva)，生于1932年，1955年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毕业。1963年以《白莲教会领导下的1796—1804年人民起义》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92年以上述这部著作获历史学博士学位，莫斯科东方学所高级研究员，被学术界誉为“研究中国教门历史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他论著有《白莲教信仰是1796--1804年民众起义的意识形态》(1972年)以及《中国中世纪起义农民社会行为的情绪和动机的某些特点》(1973年)、《论实现儒家道德理想于“清官”概念中》(1977年)、《论“邪教”概念》(1978年)、《民间教派的社会作用及其解释理论》(1981年)、《中国千年王国运动的一些基本特点》(1981年)、《1灿世纪中国的民间宗教传统》(1981年)、《道教与中国民间宗教运动的思想》(1982年)、《论佛教禅宗对罗教的影响》(1984年)、《论“功夫”在民间宗教运动中的地位》(1986年)、《论混合主义教派中的一个礼仪经文》(1987年)等四十余种。她的这部力作得到科学院通讯院士米亚斯尼科夫(V．S．Miyasnikov)的高度赞赏。 最后结合谈民间宗教，有必要对另一位研究这方面的汉学家马利亚文(V．V．Malyavin)集中介绍。他生于1950年，自取中国名马良文。1972年莫斯科大学亚非国家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到1988年。曾在新加坡(1972年)、日本(1982年)、中国(1988年)的大学见习过。1977年以《公元3世纪中国的强大王朝和思想斗争》获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88年7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85年起在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工作，从事中国民俗研究，曾师事北京师范大学张紫晨教授。苏联解体后转入远东研究所工作，从事中国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研究，著译有《阮籍》(1978年)、《古代帝国的灭亡》(1983年)、《庄子》(1985年)、《中世纪与近世之交的中国民族》(合著，1987年)、《旧中国的格言》(1988年)、《东亚各民族年度习俗和礼仪》(合著，1989年)、《孔子传》(1992年)、《庄子·列子译注》(附长篇导读文，1995年)以及《论中世纪中国民间文化的宗教方面》(1981年)、《再论中国分裂教派运动的本质》(1985年)、(20世纪中国的混合宗教：传统与后传统》(1987年)、《论传统文明中民间宗教概念之界定》(1988年)、《佛教与中国传统：关于中国思想混合主义形成问题》(1988年)、《中国的传统信仰与混合宗教》(1991年)、《关于中国财神的起源》(1993年)等论文，计有著述近百种，并撰写专著《宗教在现代中国》。1993年来华作短期学术访问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部分专家学者有过座谈。1994年该所主办的《世界宗教研究》第一期发表了他在那次座谈会上的发言，题为《中国民间宗教刍议》。他认为把民间宗教界定为“民间秘密宗教”不大合适，因为这种界定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应谓之“混合宗教”，它们是在中国传统宗教(佛教、儒教和道教)基础上和宗教意识世俗化过程中形成的。晚期的民间宗教应视为某种文化形态的表现，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在中国社会中和文化中起了双重的、特殊的、自相矛盾的作用。民间宗教是与传统分不开的，但它又是传统的继续、传统的折射物。在20世纪，民间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制度的解体使之丧失了反对派的角色。这种观点也反映在他的长篇论文《诸混合宗教的现象在中国》(载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刊《远东问题》1997年第1期和第2期)。1996年应邀去台湾讲授中国宗教史。如何看待今日的中国的民间宗教或混合宗教，依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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