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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有关德国的中国学情况一直介绍得很少，致使多数人不了解。近来有了变化，如今既有研究德国思想家的专著出版，也有德国学者的专著中译本出版。1994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张国刚先生专著《德国的汉学研究》，这本书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已在《文史知识》连续刊登过，现作为《文史知识文库》出版，作者又增加了不少新内容。这是我国目前有关德国的中国学研究的开拓性专著。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国别汉学著作面世。  中华书局出版的《德国的汉学研究》（资料图 图源网络） 就目前状况而言，欧美汉学界对中国宗教有着浓厚兴趣，出版了大量著作，发表了许多有见地的文章，如能有选择地翻译出版介绍，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张国刚先生在这本书的“引言”中指出：“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当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也不能说决不会产生‘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外国人褒贬评鉴，有时或许正是一块‘他山之石’。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选题的角度，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他们的评价标准，无不反馈出另外一种文化背景。‘横看成岭侧成峰’，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探讨古老而又常青的中华文明，在学术上相互切磋，将推动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有益于在一种综合东西方文化基础上的世界文明的建设。” 道家、道教研究只是德国中国学的一部分，它虽涉及面广，毕竟不是汉学的全部。本人对德语一窍不通，借助同行的帮助，再扩充一些新资料，把这个问题说得更集中一点，看看德国汉学界是怎样认识和理解中国道家和道教文化的。 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可追溯到数百年以前。1477年《马可波罗游记》正式出了德文译文，后来葡萄牙、法国、比利时等国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报道陆续传入德国，使德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开始丰富起来。 明末清初时，汤若望（1591-1666）、戴进贤（1680-1746）、魏继晋（1706-1771）等德国传教士入华，后来有的还是皇帝的座上宾。他们带来了现代西方科学知识，同时也传播了东方的文明。谈到17、18世纪的德国汉学时，不能不提到欧洲“浪漫汉学”时代德国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莱布尼茨（1646-1776）。  德国莱布尼茨（资料图 图源网络） 留德华人学者夏瑞春于1985年编了一部德文版《Deutsche Denker Uber China》在法兰克福出版，1995年8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爱政等人的中译本《德国思想家论中国》。这个译本的前面收录德国自然科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序言》及其《论闵明我的两封信》，书后有夏教授写的“编后记”，对莱布尼茨热爱中国文化的事迹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说：“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与欧洲相互补充，组成了一个世界文化：中国在实践哲学方面占优势，而欧洲在思辨哲学方面领先。中国盛行自然宗教，而欧洲风行神启示的宗教。两者都迫切需要理解对方。因此，他认为，双方通过相互交流学者深入研究对方的文化很有必要。 此外，在《中国近事》的序言中，他还表达了相互派遣使团的必要性。他认为，中国与欧洲应当取长补短、相互学习。俄国位于这两大文化之间，因而有责任充当沟通两者的桥梁。为此，他曾不遗余力地为争取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的支持而奔走斡旋，并且于1711年还当面同彼得大帝谈了自己的计划。尽管彼得大帝为此什么也没做，可莱布尼茨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就在他去世的那年，他还写信给彼得大帝说，‘可以将自己的新发明的手摇演算机当作礼物奉献给中国皇帝’……不过，莱布尼茨关于文化交流的计划至少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成果，那就是1700年在他倡议下成立的普鲁斯科学院。这个科学院的一项宗旨就是实现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夏瑞春教授在“编者引言”中已指出：“莱布尼茨主张以基督教的传教士交换中国的文化使者，他甚至将自己发明那个对当今时计算机技术至关重要的二进制数学系统归因于《易经》的八卦。他的学生克里斯蒂安·沃尔弗曾被限令于24小时之内离开他执教的那个哈勒城，否则被处以绞刑，其原因只是他在一次公开的讲演中赞颂了中国的自然哲学。”莱布尼茨新教中国教团计划的夭折，使德国的中国研究逐渐衰落，18世纪柏林很快失去了汉学中心的地位。汉学中心移到了欧洲西部的荷、英、法和东部的俄国。  本文由腾讯道学根据《德国汉学中的道教研究（一）》一文整理发布，作者郑天星，选自《中国道教》期刊，1999年第3期。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