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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德]李可（Friederike Assandri） 田茂泉译 在很大程度上，诠释学运用于道教研究，较之于对儒家和佛教的研究，要滞后得多。就文本的内容而言，这一迟滞是不正常的，因为从汉代开始，道教就出现了深邃的哲学思想和用于注解文本的多种诠释方法。那么，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学界对“道家”和“道教”概念之区分是重要原因。 事实上，学界对“道家”（philosophical Daoism）和“道教”（religious Daoism）概念的区分可能是导致此结果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一区分不仅导致了诠释学方法运用于道教研究领域的滞后。而且还直接造成了“道教”学科界定的不明确。  道家与道教之区分，是道教研究滞后的重要原因。（资料图 图源网络） 按照这一区分，所谓“道教”，指的是汉代之后发展起来的“宗教意义上的道教”（religiousDaoism），与先秦“道家”（philosophical Daoism）的概念相对应。前者指的是东汉末年兴起的道“教”（teachings），通常在宗教的语境中使用，往往与佛教相对而言；后者则是指先秦的老子、庄子等人的思想。 然而，在英文术语学中，这一区分却模糊了道教研究的学科归属，因而在道教研究领域广受诟病。时至今日，这一区分在理论上已被视为一个带有误导性的概念划分。从后果来看，这一区分及其所用之术语已然对道教研究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今后的道教研究中，这种不良影响或还将持续。 另一原因：《道藏》至今仍然被认为是满含“天机”，是人所不能理解之书。 一直以来，对“道教”（汉代之后的“道教”）的研究，与其说是在哲学维度上展开的，毋宁说是在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下进行的。  道家与道教之区分，是道教研究滞后的重要原因。（资料图 图源网络） 事实上，《道藏》仍然是一部“有七个封印的书”（“a book with seven seals”，意为“不许人读或人所不能解之书”——译者注），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道教诠释学研究工作的进展。好在近20年来，欧洲开展了大规模的《道藏》研究的基础项目，中国也在做类似的工作。新的出版成果，如《道藏提要》、《道藏通考》等，提供了道教典籍的描述性的目录和分类，使《道藏》更为贴近普通读者和广大学人。这种对《道藏》的全方位、整体性的研究，对于开辟道教诠释学的新视域助益良多；当然，要深入细致地展开对特定道教文本的研究却绝非一日之功。 另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运用诠释学方法上，很多道教（religious Daoism）文本往往存在自缚手脚的缺陷。很多道教文本颇具神秘性之特质，往往被称为“天机”的显现；文本的撰述者也在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对文本上下文情境的设定。这都构成了对文本进行诠释学解读的障碍。因此，道教及《道藏》中的经典文本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本文由腾讯道学根据《道教与诠释学：德国学者谈道教经典之解读》一文整理、节选发布，作者李可，选自《世界宗教文化》期刊，201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