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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梅莉 自从清军入关之后，道教就失去了往昔的辉煌与荣耀。进入近代，面对西学东渐的欧风美雨、西方基督教宗教文化的强势输入、“庙产兴学”等社会运动的猛烈冲击，中国传统宗教佛教、道教，都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近代社会频繁的战乱、政府的抑制与打击则加速了传统宗教的衰落。这是道教在近代总的发展趋势。  民国时期的道士 相对而言，全真道的境遇比正一道要好得多，正一派道士、道观曾多次被地方政府严加取缔，尤其是散居于城市的火居道士更是被当局等同于迷信群体，其生存更为困窘。不过，民国年间，由于各地政治形势不一、主政官员个人的原因，各地在执行政府政策时会有力度上的不同，正一火居道士的命运就存在一定的区别。相对而言，汉口火居道士尚有一定生存空间，能从事相关的活动。本文所讲述的便是汉口火居道士的迁入与政府的管理方式。 汉口的形成与火居道士的迁入 汉水一口入江 汉口成“天下四聚”之一 作为今天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其形成历史较之于武昌和汉阳是短暂的，明洪武(1368-1398)间还是“未有人住”的芦洲，与汉阳相连，天顺年间(1457-1464)始有居民。 成化年间(1465-1487)汉水改道后，汉水由原来的多口入江变成了一口入江，汉口与汉阳分离，由此，武汉由武昌、汉阳双城夹江一变而为武昌、汉阳、汉口三城鼎立。汉口因汉水入江口水势平缓，深度适宜，且水面宽广，成为天然的避风良港。崇祯年间，汉口筑长堤后，既防水患而利于聚居，又可避风浪而适于泊船，故逐渐形成码头重镇，商贸日盛，在清康乾之世，已是“天下四聚”之一。  1933年时的汉口 躲避灾祸与淘金：火居道士的迁入 伴随着汉口的发展，来自于各地的各种职业的人口纷纷移居汉口，外来人口构成了汉口市民社会的主体。在进入汉口的移民中，不乏火居道士的身影。从档案来看，汉口的火居道士除汉阳土著外，主要来源于汉阳、汉口周边地区如黄陂、新洲及鄂州及湖南、江苏、安徽等地。 因汉口本是汉阳的一部分，与汉阳分离后，从汉阳到汉口也只有一江之隔，因而来往方便，汉阳籍火居道士纷纷来汉口淘金。  宝庆码头旧影 湖南籍火居道士多乘轮船而来，最有名者当属汉口宝庆码头的道士，他们大部分是新化籍。最早进入汉口宝庆码头的新化籍道士是随船民一起来的。咸丰、同治年间，湖南木材业在汉口占据了主导地位，大批木材由湖南顺水源源不断运往汉口。放排、行船风险特别大，一路上有诸多的禁忌与祭祀活动需要道士的参与，最早来到汉口的道士就是随木排或船只而来。随着湖南籍社区居民的增加，道士们因民众需要而定居下来。 总之，汉口火居道士与移民的地域来源是相同的。这表明他们是随着当地人口的移入而来到汉口的，或是“躲避灾祸”，或是淘金，其主要服务对象也是移民，至少最初是如此。 松散与控制：地方政府对火居道士的管理 相比宫观的道士，地方当局对散居的火居道士的控制要困难得多，一是因为火居道士工作地点不固定，穿行于大街小巷，满足的是民间的宗教活动；二是火居道士登记混乱，世袭、顶替、分家等现象使得火居道士人数及姓名等均是一笔糊涂账；三是火居道士散布于城市各个角落，不似宫观道士分布集中，管理便利；四是火居道士在家大多平日从事生产，和常人无异，遇有信徒邀请或有宗教事务时方才为“道士”，隐蔽性很强；五是当时汉口的火居道士外来人口占很大的比例，服务的对象也大多为外来的商帮，活动的主要区域为码头沿岸，流动性大，而且不服从政府管理；六是大多数火居道士以家族血缘关系为主要传承方式，完全世俗化，不受政府监督和管理。 清朝：调查登记与颁发执照 清代初年对火居道士的管理沿袭了前代的办法。乾隆元年至三年(1736－1738)，清政府对包括火居道士在内的道士重新进行调查登记，乾隆四年则废除了龙虎山天师府为各地方正一道士开坛传度及给发度牒和执照的权利，而改由地方道会司颁发执照。 民国时期：管理办法的制定与监管制度的形成 民国初年，汉口地方取消了具有官方性质的地方道教管理机构。因此，民国时期，火居道士事务一直没有专管机关，相关事宜一般由市政府社会局或警察局等机关处理，但武汉三镇建制更迭频繁，时而直辖时而省辖，时而合治时而分治，是以火居道士事务管理常无定规。具体而言，汉口市政府对火居道士的管理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民国年间的汉口租界 一是制订火居道士管理办法。汉口市政府制定了《汉口市取缔道士规则》，对火居道士执业内容、时间都有严格规定，并且要求他们不得自行划分地段，这实际上是要打破道士内部约定俗成的行规；不许收徒，目的则是想让火居道士自行消亡。不过，在实际执业过程中，上述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二是政府对火居道士的行为予以一定程度的监管。因社会局事务繁杂，平常只是需要道士们按规章行事，但如有耳闻或从其他管道得到道士有违反规章的消息，社会局会主动出面来处理相关事宜。 三是实行火居道士登记制度。这也是最为重要的管理制度。目前档案所见，从1929年到1946年间，汉口先后进行了4次火居道士换照登记。政府登记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削弱、乃至取缔火居道士。要想成为合法的具有凭照并受到政策保护的火居道士，登记是必需的强制措施，从历次的登记来看，社会局对火居道士的管治日益严密。 兴盛与衰微：不同地区火居道士的不同命运 民国年间，由于各地政治形势不一、主政官员个人的原因，各地在执行政府政策时会有力度上的不同。 由于广州处于革命策源地的敏感地位，广州寺庙宫观受到了更严重的冲击。如广州的祈福会馆在民国二十六年就遭到取缔，道馆的道士或是转业，或只能冒着违法的危险偷偷从事有限的法事项目，火居道士活动渐趋沉寂。广州正一道士活动的中心城隍庙在破除迷信的革命话语下则被改造成了国货展览馆。 由于汉口是一个新兴的移民与工商业城市，政治控制较之传统的政治中心相对松弛，火居道士也有着更多的生存空间。在历次登记中都有大量道士要求补行登记，这一方面反映了火居道士希望得到政府认同以方便从事法事，政府的控制力度在加强，同时，也可看出没有登记在案的道士照样在汉口进行业务活动，尽管是不合法的，尤其是在来自同一地域的移民聚居区情况更是如此。 而在上海，比之武汉的情况又有所不同，民国时期并没有出现道教式微的状况，相反，道教在上海这座高速发展的近代化大都市中还得到了明显的发展，其中也包括居家的火居道士。 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近代史观通常认为传统宗教由于清末和民初的改革政策而受到普遍的打压和摧残，尤其是道教更加趋向没落。其实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形势千差万别，传统宗教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景象。 本文由腾讯道学根据《民国年间汉口地方政府对火居道士的管理——以档案为中心的考察》一文整理、删节发布，作者梅莉，选自《江汉论坛》期刊，2012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