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冬颖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首届全国百名优秀社科普及专家；兼任中国历史文献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屈原学会理事、中国诗经学会理事，主持两项国家社科基金以及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主讲慕课《论语》人生课堂在“全国地方高校优课联盟”上线。图片由演讲者提供 一部中国古代 史，王朝更替频繁，帝王将相走马灯般地变换，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却有一个人，从2500年前的春秋末期开始，历朝历代都受到了从官方到民间的推崇，这个人就是孔子。一部记录其言行的《论语》，也被神化为可以“家天下”的经典。在不断被尊崇中，孔子从一个现实生活中真实、洒脱的人，变为光辉万丈的圣人。只有让孔子走下圣坛，了解他在社会生活中作为一个人的态度，才能还原他的真实与丰富，让孔子的智慧成为我们现代人人生路上的指引。礼乐教化，始于饮食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仪是怎么来的呢？并不是从祭祀、国家大典的隆重场合来，而是从饮食起源的。儒家经典的《礼记》明确指出：“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一生以建构礼乐文明为己任的孔子，自然对于饮食礼仪高度重视，餐桌就是他除杏坛之外的另一处课堂。 对赖以生存的食物，孔子认为，人一定要心怀感恩与敬畏。我们在《论语》中就看到，孔子每次吃饭都要行祭礼。祭祀什么？ 表示感恩天地的养育，同时表明不忘发明饮食的人。 我们可能会想，假如就一个人，吃点咸菜和剩饭，还要举行祭礼吗？这是不是就可以免了？ 不能免。 《论语》中说孔子：虽疏食菜羹，必祭，必齐如也。（《乡党》） 这就是孔子的伟大之处。即使他吃的是非常简单的粗米饭、蔬菜汤，吃饭前也要把它们取出一些来祭祀，而且表情要像斋戒时那样严肃恭敬。这也促使我们现代人去反思——对赖以生存的食物，我们有没有心怀感恩？ 孔子在自己家里吃饭的时候，要每食必祭，如果他到别人家吃饭会怎么样？ 西汉的刘向在《说苑》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段轶事： 鲁国有一个人家里很穷，平时吃的饭都是在粗糙的陶盆中煮成的，他自己吃起来觉得非常香，于是感到很自豪，便赠送了一些给孔子。孔子非常庄重地接受了这些食物，而且很感动、很高兴。孔子的弟子对此看在眼里，非常不理解，于是就问孔子：“老师，您接受如此粗劣的食物，为什么还这样高兴呢？”孔子回答说：“他给我的食物确实很粗劣，味道不好。我感到高兴的原因是，他虽然贫穷，却没有把我给忘了，他吃到味道好的食物时，还能想到要分给我。这是一种亲近之情。所谓礼薄情意深，就是这个道理了。” 孔子还提出了几个著名的“不食”，涉及饮食卫生的原则和鉴别食物的卫生标准：“鱼馁而肉败，不食”，鱼和肉都腐烂变质了，不能吃；“色恶，不食”，食物的颜色变难看了，不吃；“臭恶，不食”，食物有些变味儿了，不吃；还有“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乡党》）没有烹调好的不吃，不该吃饭的时候不吃，肉切的方向不对也不吃，没有合适的调味料也不吃。 这些“不食”，是孔子提出的饮食卫生标准，其中任何一条都关系到身体健康，关乎生命——没有烹调好的生冷食物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不是饭点不吃饭，能培养规律饮食的习惯，促进消化吸收；熟悉做饭的朋友都知道，肉切的方向不对的话，咬不动，咽到肚子里也不消化，会胃疼；没有合适的蘸料不吃肉，是因为当时没有现在的烹调技术，肉一般都是涮着蘸料吃，不蘸酱的话，什么滋味也没有，非常不好吃。孔子还特意强调“不多食”，强调饮食要有节制，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八分饱，刚刚好”；而且在吃饭的时候不能随便聊天、谈论问题，“食不语”（《乡党》），因为讲话会影响咀嚼食物及消化液分泌，不利于食物消化吸收，说话还可能会喷溅出食物渣儿，既不卫生又失礼。25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这么多“不食”的主张，是难能可贵的。在平均寿命三十几岁的春秋时期，孔子能活到七十三岁，已属高龄了，这与他重视饮食养生之道有着直接的关系。 仅仅注重饮食卫生，对一个人的身体健康来说只是基本的。孔子还强调营养要均衡，只有营养均衡，身体才能棒棒的。怎么才能做到营养均衡呢？孔子认为主食是养生最重要的食物。对于主食与副食之摄取比重，孔子说：“肉虽多，不使胜食气。”（《乡党》）指出作为副食的肉类，摄取量不应该超过主食。在看似平常的一餐一饭中，孔子却倾注了非比寻常的智慧来规范，无论是身体健康，还是礼仪修养，都对整个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服以旌礼，文质彬彬 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不是高高在上的道德律条，而是非常具体的生活哲学。《论语》第十篇叫作《乡党》，里面说到孔子的种种举止行为，可以看出，他的日常生活是很讲究礼仪的。在那个时代，这就是一种文明。这种礼仪文明体现在孔子行为举止的方方面面，甚至是存在于孔子的衣柜中。先看《论语》中记录的孔子本人在服饰穿戴上的讲究： 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论语·乡党》） 弟子们特意当成重要言论和行为在《论语》中记录下来，可见孔子对衣着的重视。 一是穿戴要符合社会礼俗。“君子不以绀緅饰”，就是不用深青透红或黑中有红的布做衣服的领子与袖子。因为“绀”是斋戒时服装的颜色，“緅”则是丧服的颜色，平常随意使用不符合礼仪。“红紫不以为亵服”是说不用红色和紫色的布做便服。在孔子时代，红色和紫色不是正色，“红”的正色为“赤”，“紫”的正色为“玄”。赤和玄都是在重大礼仪场合使用的颜色，红色和紫色与这种贵重的颜色相接近，也就连带被重视，所以不用作家居服的颜色。如果穿了红色或紫色的家居服，就是违反了“礼乐”文化。 二是讲究穿衣服要分场合。着装一定要适合客观环境的需要，要做到“朝服而朝”，在上朝时，一定要穿上朝服，只有穿上了朝服，才能去拜见国君，这表示对君主的尊重。上朝和参加祭祀仪式时穿的礼服，要宽袍大袖，会增加礼节仪式中的美感；平常穿的衣服必须要勒紧、束紧，这样会比较利索；穿羔羊皮袍和带黑色的礼帽就不能去悼念死者，因为羔羊皮袍和黑色的礼帽是在正式场合穿的，不能吊唁时穿；凡是斋戒祭祀，一定要穿着布浴衣去洗澡。在孔子的时代，棉花这种农作物还没有传入中国，没有棉织布，丝绸极少，是贵族穿的，一般人老百姓都穿葛麻织物。大热天的在家里穿葛布单衣，比较通风凉快，可是出门去，就有透露之嫌了。因为葛布的经线和纬线都比较稀疏，方便夏天时穿着透气散热。但这种质地稀疏的葛布易于造成今天所谓“薄、透、露”的透视装效果，而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所以必须套上外衣才外出。 三是讲究色彩搭配和谐。“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高贵的裘皮衣要搭配和谐色调的罩衣，才能显现出高贵典雅的气质。黑色的外套要配羊羔皮做成的皮袍，穿素白色的衣服要配上小鹿皮做成的皮袍，穿黄色的衣服要配上狐皮做成的皮袍；家居所穿的皮袄要比一般的衣服长一些，右边的袖子却要短一些，是为了在家穿着舒适，也做事方便。为什么孔子有这么多件裘皮大衣呢？都是什么场合穿的呢？这些皮大衣都是在礼仪场合穿的，“缁衣，羔裘”是朝服，上朝穿的；而在接待其他诸侯国使者、宾客时穿的礼服，是“素衣，麑裘”；“黄衣，狐裘”，黄色外套配狐狸皮袍是家居待客穿的。 孔子重视服饰礼仪，不只说说而已，而是身体力行的。《论语》中说：“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乡党》）有一次孔子病了，国君来探视，他无法起身穿朝服，这似乎对国君不尊重，有违于礼，于是他便马上头朝东，把朝服盖在身上，连那束在腰间的大带也要搭在朝服上，丝毫不能马虎。古人的卧榻一般都设在南窗的西面，国君来，从东边台阶走来，所以孔子面朝东来迎接他。这反映出孔子即使在病榻上，也不会失礼于国君。生病卧床是如此，正规上朝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孔子坚信，服饰符合礼仪就是表达敬意。 有教无类，积极入世 假如我们穿越回春秋末年，是一个想要求学的年轻人，在那个时代，该选择去什么样的学校，找什么样的老师来学习呢？ 你会很遗憾地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学校就学。那时候的学校都是官办的，“学在官府”（《周礼》），只有贵族家的孩子才有学上。可是不上学，没有文化储备，是很难出人头地的。对生活在孔子时代的人来说，想要参与社会政治并且取得一定社会地位，就要学会“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门功课。要熟悉当时的各种礼仪；要会演奏乐器，并了解到好的音乐对道德的提升作用；还要掌握射箭技术；会驾驭马车；会写字；会计算。而“六艺”只有在贵族学校才能学到，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根本没有学习机会。因为学校教育是贵族特权，这样的学校根本不会收下一个贫寒人家的孩子入学。年轻学生们对知识渴求的欲望非常强烈，到底到哪里能找到一位老师可以向他学习呢？ 听说在政府的官学之外，鲁国的孔丘自己创办起了“私学”，就是私立学校，只要是有志于学的年轻人，他都愿意收为学生，教授学生“六艺”。年轻的学生们就是在这个渴求学校而不得的状态下找到孔子老师的。 跟孔子这么好的老师学习，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会很关心，就是跟孔子学习收学费吗？ 收费，但是特别便宜。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脩”是肉干，“束脩”就是十条肉干。意思是“只要主动给我一束干肉以上作为见面礼，我就不会不教他”，这一束肉干，仅仅是十条干肉，恐怕也是中国数千年间学生拜师礼中最微薄的吧？孔子把这个可以决定人一生、影响人一生的教育大门的门槛，放得空前之低，就是为了“有教无类”，让所有人都有学习机会。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孔子是喜欢吃腊肉吗？一定要“束脩”？这十条肉干，也就是束脩，孔子也没有放在心上。孔子在意的是，学生拜师，要有一定的礼仪，通过“束脩”这个礼仪，增强师生之间的情感、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 那孔老师办学是像我们今天的大学这样有好的办学条件吗？ 没有。尽管后代对孔子的教育事业评价得极高，可孔子却是在艰难中承受了办学中可能遇到的一切难题和麻烦。孔子办的是私学，没有国家经费，没有财政拨款，收费又极其低廉。由此可见孔子办学条件的简陋与艰难。如果给孔子当时的身份来定性的话，可以说他是中国最早的民办教师。在其私学创办伊始，就明确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具体地说，凡是到了可以接受教育的年龄，不论贵贱、贫富、族类、国别、老少等等，都一律给予平等教育。 在这样简陋与艰难的条件下，孔子共培养了多少学生呢？ 据《史记》记载，有三千人之多。孔子周游列国，随时收徒，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课堂。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不论谁当皇帝，都尊奉孔子为“万世师表”。中国文化史上推崇孔子为“素王”，没有土地、没有人民，只要文化存在，他的地位就永远存在。如果拨开历朝历代对孔子有意无意的神化，直接走入《论语》，我们便会充分地感受到孔子作为中国第一位民办教师，对于教育的热情，以及他高超的教育艺术、高尚的人格和丰富的情感。 仁爱万物，乐山乐水 人类要想生存、发展，在社会生活中，首先要学会认识自然，顺应自然规律，让自身与外物、内心与环境相和谐。孔子的仁爱思想，不仅表现在“爱人”，而且也体现在爱一切有生命的“物”上。他曾说过：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人们对孔子的这段著名诗论非常熟悉，但是对最末一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关注得不多。我想孔夫子这句话的本意有二：一是多识草木鸟兽，便于对人们进行“《诗》教”，即审美教育。因为要多识草木鸟兽，就要亲近自然、观察自然，进而受到大自然的净化和熏陶，使内心变得纯洁、丰富而富于美感。二是多识草木鸟兽的过程，也就是进行生态教育的过程。在这一个过程里，人不仅能了解物种的某些特征和规律，也知道了人所置身的生存环境原来是由众多物种共同营造的，进而对其他物种会产生同情和爱护之心。 孔子设坛授徒，经常带领众弟子徜徉于山水之间，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培养美感、增长知识、抒情言志。一次，孔子与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等弟子畅谈理想。子路的理想是治理一个大国，冉有谦虚一点说想管理一个小国，公西华则想做一名司仪。他们三人的志向抱负都很宏大，但孔子并未作出评价。相比之下，曾晳的志向就微不足道了，他说：“暮春时节，穿上新做的春衣，与五六个朋友带着六七个孩子，到沂河里洗个澡，再到舞雩台上吹吹春风，然后唱着歌回家。”然而，就是这段看似没有宏大抱负的话，却得到了孔子的赞同。这就是《论语》中著名的“侍坐章”，孔子将自己的志愿、理想、追求，都融入对滔滔春水、煦煦春日的感喟之中，表明他对山川草木有着天然的亲近和喜爱之情。孔子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意思是说，如果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能得到实施，就宁愿泛舟海波之上。这既体现了他洒脱的一面，也有把失意寄托在自然山水之上的情怀。 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思想，不仅对山水寄情深厚，同样也对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充满了仁爱之心。《论语·述而篇》记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不用大网横断流水来捕鱼。用这个法子钓鱼，孔子觉得于心不忍；“弋不射宿”的意思是，晚上已经归巢了的鸟，孔子就不去射它了。这都是为了保护尚未长大的小鱼小鸟，在当时一定是异于常人之举，才被其弟子极为珍视地记录下来。 尊重万物的思想，具体落实到对待动、植物上，表现为“时禁”的观念，即动植物不到成熟之时，不得渔猎和砍伐。《礼记》记载，孔子曾明确指出：牛、羊、猪、狗等牲畜，都是上天的恩赐，是人类的朋友，不论诸侯、士大夫，还是普通老百姓，没有特殊情况，就不要随意宰杀它们。针对滥伐滥猎、肆意破坏生态的行为，孔子厉声断喝：“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如果不在合适的时候砍树、杀野兽，就属于不孝行为。直接把滥杀滥伐与不孝画上了等号！孔子并不反对适时适度地利用动植物，他是要把这种利用约束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人类为什么能生存？因为大自然养育我们。大自然，就是我们人类的衣食父母。对大自然不尊重、撒泼放肆，不是“不孝”是什么？ 孔子一生爱树，他在自家的院落中筑了一个土坛，坛前栽有几棵银杏树，就在自己家的院落里领着同学们边弹琴边讲课，和学生一起研讨学问。银杏树结果特别多，孔子是想以银杏的多果实，预示着弟子满天下。孔子去世后，弟子们思念恩师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其墓前种树。由于孔子弟子众多，且来自当时各诸侯国，大家都各自带来本土的树种树苗种在孔子墓前，孔子墓园里的树木，不仅数量多，树种也丰富，很快就郁郁葱葱了，被称作“孔林”。孔子子孙亡故后也大多葬于孔墓旁，孔家后人继续种树，到今天已有树木10万多株，其中古树万余株，成为一座茂密的人工森林。从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出发，到尊重自然，并亲手植树，惠泽后人，可以说，这是一场由孔子发起并持续了2500年的植树造林运动。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还将继续下去。 乐以成礼，礼以善政 在孔子所处的时代，“音乐”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必修科目。但孔子对音乐的态度，已经超过了对必修课的重视，而当作是生命的喜悦。在各种文献记载中，我们都能看到孔子弹奏乐器，他会击磬、鼓瑟、弹琴、唱歌，还会作曲、编曲，更能从理论高度把握音乐。而且，孔子在设坛授徒、讲解《诗经》《仪礼》等经典时，也常用乐器帮助学生加深对经典文句的理解。在自己观察社会、思考问题，以及表达细致的感受时，孔子更要弹奏乐器。 孔子为什么如此醉心音乐？ 因为在孔子推崇的周代礼仪中，音乐是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喜欢“乐”，就是喜欢“礼仪”！ 孔子毕生热爱音乐并潜心钻研，“三月不知肉味”的故事最能说明孔子与音乐的深厚渊源：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这里的“三月”不是三个月的意思，而是泛指很长一段时间。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如痴如醉，大赞《韶》乐尽美尽善，居然因此几个月不知道肉是什么滋味。千古名曲《韶》乐是圣贤君主舜创制的乐曲，孔子喜欢《韶》乐，一是因为《韶》乐美妙无比；二是孔子听《韶》乐，对古代贤君舜治理天下的仁爱思想有无尽的向往，所以才“三月不知肉味”。 孔子虽然一生坎坷，但他是爱音乐的人，从来不觉得人生辛苦，他的生活也因音乐而充满情趣，无比精彩。《论语》中说：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述而》） 孔子听到别人唱的歌特别好听，就一定要请对方再唱一次；他学会后，便按人家的旋律创作一首歌来唱和。除了参加葬礼外，孔子几乎天天都要弹琴唱歌，哪怕置身荒郊野外，在陈国和蔡国之间，断粮7天时也不例外。当时弟子们都饿得失去了对人生的所有乐趣，可孔老师还能弹琴，用琴声鼓舞学生们，真令当今的音乐“发烧友”汗颜！ 孔子最常唱的歌，就是《诗经》中的诗篇，《诗经》中的诗，全部都是配乐的唱词。孔子对《诗经》的音乐和文辞都非常喜欢，多次在《论语》中高度评价。他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认为《诗经》各篇的内容都是合乎伦理道德的，是道德与艺术完美合一的最佳文艺表现形式。《诗经》305篇，孔子最爱的就是第一篇《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我们都知道《关雎》是情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很多年轻人都非常喜欢。那孔子为什么会喜欢《关雎》这首情诗呢？因为孔子认为《关雎》这首诗“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快乐而不至于毫无节制，悲哀而不至于伤害身心，在情感的抒发上有合乎规范的节制。孔子提倡中庸之道，凡事讲究适度，避免过激，在感情表达上也是如此，所以他特别喜《关雎》。在孔子看来，音乐言说着心声，好的音乐会指引人心向善，在寓教于乐中使人获得心灵的净化与升华。孔子提倡“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就是希望年轻学子要用诗歌来激励志气，用礼仪作为做人的立脚点，用音乐来完成人生修养。作为划时代的音乐教育家，孔子3000弟子中有72人精通六艺，当然也就是精通音乐。这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学生的从政思想。孔子是我国将音乐列于美学教育的第一人。 为了推行礼乐文明，方便后来人学习高雅的古代音乐，孔子晚年非常重视对音乐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2500年前，公元前484年，孔子结束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后，从卫国返回鲁国，开始了对古代文化和音乐典籍的修订和整理工作，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诗经》中的所有诗都是可以“歌”的。对于这些“诗”，孔子都要边弹边唱，重新编曲，而且曲调力求符合《韶》《武》《雅》《颂》之类的古代高雅音乐。这样，多年来混乱不堪的古代乐谱得到了很好的厘正。从此以后，古代规范的礼乐之道就可以得到正确地传述了。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工程。 可以说，孔子的一生都与音乐相伴随，音乐，也见证了孔子艰难而又充实的一生。公元前479年，身高两米左右，一直重视饮食之道、精力充沛的孔子终于感到疲倦了，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即将离开令他亦悲亦喜的人世间，内心的情感如同奔流的乐曲，在心中回旋、激荡。他倚着门框，面对着绚烂而沉静的夕阳，感伤地唱道： 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 演讲人：刘冬颖 演讲地点：龙江书院 演讲时间：2016年9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