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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教视野中，“清明”不仅仅是一种时令、节气，或节俗或礼仪，而更乃是一种天、人和谐一体的理想生存境界。有道书释曰：“夫道，乃天也，清且明，不欲见污辱也”，即当世界处于“清且明”的状态时，则呈现出万物生全、谐和安宁的局面。而且，“清明”于道教中亦为一种内在的理想人格要求。《老子想尔注》言，“清静能睹众微，内自清明，不欲于俗”，即当人处于“清明”状态时，则可以真切感受到自我生命与大自然之间的融合为一，而精神自我也被擢升到一个无限广域的境界。古代的“清明节”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主题。 历史上清明节日里所内涵的精神主题，与道教的思想、情感、信义是非常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极为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生命伦理及精神气质。近世以来，清明节祭祖功能被强化和突出。而其间，道教的神学、仪式及生命伦理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 其一，道教为清明祭亡活动提供了仪式形态的支撑 历史来看，清明祭亡与古代上巳节的招魂续魄，寒食节的上坟祭扫有关。 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年发布的诏令提到：“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寖以成俗”。不过，当时民间寒食日的“墓祭”形式，却未能尽获得当时官方与上层意识形态的完全肯定。  道教法会（资料图 图源网络） 及至宋初，朝廷官方的清明祭仪逐渐采用道、佛二教的仪式。据载，宋绍兴十三年，朝廷“初筑三殿，圣祖居前，宣祖至祖宗诸帝居中殿，元天大圣后与祖宗诸后居后。掌宫内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结灯楼，寒食设秋千……凡帝后忌辰，用道、释作法事”。虽然唐代就有皇帝在宫廷内大行清明游戏活动，但并未作为正式的“礼制”内容。而由此条记载看，“寒食设秋千”，并用“道、释作法事”，似应成为了朝廷清明祭的重要内容。 道教仪式作为清明祭的主要载体，应始于明朝时期。据载，“洪武三年定制，京都祭泰厉，设坛玄武湖中，岁以清明及十月朔日遣官致祭。前期七日，檄京都城隍。祭日，设京省城隍神位于坛上，无祀鬼神等位于坛下之东西，羊三，豕三，饭米三石。王国祭国厉，府州祭郡厉，县祭邑厉，皆设坛城北，一年二祭如京师，里社则祭乡厉。后定郡邑厉、乡厉，皆以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 后来清朝官方亦承继了此一传统。因而，明清时期，道教城隍庙宇举行的“三巡会”，遂成为了清明节正式、大型的祭祀仪礼活动。“三巡会”主要包括祭厉坛、城隍出巡等仪式活动。届时，从京师到地方，皆有规模很大，热闹非常的祭祀、表演活动。 “三巡会”的主要宗教功能是“祭厉”。所谓“祭厉”，即专门祭祀、抚慰那些无后人祭祀的孤魂野鬼。此恰与许多地方、民间的古老的“招魂”、“野祭”习俗（事实上，在许多地区，古代上巳、寒食节的祭亡活动，并不局限于对祖先或死去亲人的悼念，而是对所有亡灵，或特别对孤魂野鬼的安顿。参见注释）是正相契合的。 因此，“三巡会”可以说是道教对古代中国民间清明悼亡的一种仪式整合形态。在此影响下，后世许多地方的民间清明祭祀的仪式活动亦多与“三巡会”相伴而行，融为一体。如，河北《万全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载，“（清明）是日，城镇城隍为本年之初次出巡，各家皆祭扫祖茔，添土于各冢”。《甘肃新通志》（宣统元年刻本）载，“清明节前，通行拜墓礼，为春祭。舁城隍神于厉坛，郡县官设馔致祭，士民共礼之。” 在当代，道教于清明节举行的主要仪式活动是“清明萨祖超铁贯施食超度法会”。该法会为民众提供清明祭祀祖先，以及祈福禳灾的仪式需求。主要是专为超度亡灵而起建的度亡道场。宋代高道白玉蟾的《海琼白真人语录》言：“济生度死，下拔地狱九幽之苦，士庶通用之。”此一由道教仪式所支持的清明节习俗活动，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也日益深入、广泛。 其二，道教为清明节祭仪提供了神学、生命伦理的支撑 历史上，与清明节有关的许多种仪式及节俗活动，往往皆因不合儒家礼教而受到上层意识形态及正统伦理的批评。例如，民间清明时节的“墓祭”、“上坟”习俗，就被历代许多儒家学者指摘为“俚俗之祭也，非礼”；“焚衣野祭之类，皆闾巷人之事也。”然而，道教围绕“墓地”而展开的祭祀、法术活动，却极为丰富。道教以为，“葬者，本先人之丘陵居处也，名为初置根种。”在道教中，祭冢、省坟、墓厌等，实乃其信仰活动中的必然之义。  道教法会（资料图 图源网络） 此外，民间的清明祭祀活动，实际上是包含了许多游戏、娱乐活动的习俗方式。但古代官方儒家意识形态却对清明祭祀活动加以规制——“不得作乐”。相反，道教却赋予了民众这些欢乐的活动与情绪以生命本真的价值和意义：“守善学，游乐而尽者，为乐游鬼，法复不见愁苦”。 试看，清明时节当人们煮好青精饭、插上青柳枝，并为祖先的坟茔添上新土、载植好嘉树；当人们走出家舍，沐浴在阳光下，荡起秋千，放飞风筝，并一同抬出城隍爷，踩着高跷、舞着龙狮、戏弄着大小鬼神的时候，难道不是一种对真实生命的鲜活、美好的体验吗？难道他们不是呼吸到了自然气息的芬芳，并因而使自己的心灵变得更加圣洁了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