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陀山观音圣像 四、自然地理——普陀山钟灵毓秀适合观音居住 上面分析到的“指定”、“选定”和“钦定”等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后人在普陀山已经成为观音道场后反推出来的一些原因，主观色彩难免。从较为认真客观的唯物论角度分析，普陀山要成为观音道场，首先必须要有适当的自然地理条件。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印度佛教北传入中国并逐渐汉化的近两千年漫长历史中找到有关依据。 严格地说，佛经所说的“补恒洛迦”，首先应当是在印度。唐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中载：“秣刺耶山东方有补恒洛迦山，山径险恶……山顶有池，其水澄清如镜，有大河绕山，周二十匝，流入南海。池侧有石天宫，观自在菩萨往来游兮。”近据德国、美国等国学者考证，认为此山在南印度哥摩林岬附近。 为什么印度的“补陀洛迦”这一观音信仰朝拜中心会逐渐衰落而最终转移到中国浙江的普陀山呢？原来是因为那里自然条件相当险恶的结果。据《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印度那个观音朝拜中心，山上有“崇崖峻岭、洞谷深涧。……有大蛇萦者”，“有愿见菩萨者，不顾身命，涉水登山，忘其艰险，能达之者，盖亦寡矣。”由于自然条件如此恶劣，能够到那朝拜的人毕竟不会很多，到公元三世纪，几乎无人问津。 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观音信仰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不断发扬光大。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寻找一块信徒理想中的风水宝地，作为供奉观音菩萨的道场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朝拜圣地。首先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自然因素，一要有一定的险阻但又必须能够进入朝拜，二要是风水宝地，人间仙境，这样才能与人们心目中美好的观音菩萨形象相配。根据佛经“海上有山多圣贤……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的提示和人们对观音居住圣地的美好设想与愿望，观音菩萨应该居住在一座四面环水的海上仙山，那里“众宝所成极清静，华果树林皆遍野，泉流池沼悉具足……”。 观音经典在汉魏、两晋时代陆续传入中国后，信徒们逐渐发现，地处我国越东沿海的“蓬莱境”、“瀛洲界”梅岑山（今普陀山），与佛经所载的观音说法处十分相似，因此，陆续有人到那里去朝拜。虽然中国沿海洋面有许多秀美的小岛，但够得上观音居住地的，非“以山而兼海之胜”钟灵毓秀的风水宝地普陀山莫属。我们不得不承认，自然地理因素在观音道场的形成过程中作用是比较重要的，正是它符合了广大信众对于观音菩萨理想朝拜之地的心理认同，才会使普陀山由三支香点燃的“星星之火”燎原成今日遐迩闻名的海天佛国“千年香火”。 五、历史传统——舟山早期观音信仰酝酿了普陀山道场萌芽 观音道场的形成，离不开观音信仰文化长久积淀而成的社会历史传统因素。慧锷置观音像于普陀山，这只是普陀山观音道场形成漫长过程中一个标志性的插曲，它同时也是一个偶然事件，其背后的必然是－－普陀山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好几百年的观音文化传播现象和观音信仰的历史传统。 笔者认为，在“不肯去观音”之前，普陀山观音道场的萌芽可以再往前推几百年，一直追溯到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据明崇祯年间高僧木陈道所撰《普陀山梵音庵释迦佛舍利塔碑》载：“去明州（宁波）薄海五百里，复有补陀洛迦山者，则普门大士化迹所显，以佛菩萨慈悲喜舍因缘故，自晋之太康、唐之大中，以及今上千龄，逾溟渤，犯惊涛，扶老携幼而至者不衰”。说明当时就有许多人去普陀山朝拜。由此可见，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观音信仰很可能已经波及普陀山岛。 另据元大德《昌国（今舟山）州图志》记载，位于定海北门外的普慈寺，东晋时就已经出现了专供观音的小庵院。这其实不足为奇，因为舟山是一个群岛，渔农民不得不经常和大海打交道，他们出海捕鱼，最惧怕的莫过于遇上海难，而能“令诸众生，大风不漂，水不能溺”（《妙法莲花经·普门品》）的海上保护神观世音菩萨，自然会成为他们供奉的对象。东晋时舟山就已经出现供观音菩萨的现象，由此推测，从东晋到唐朝这几百年的历史中，慧锷大师带来的那尊观音像不一定是普陀山最早的观音像。“扶老携幼而至者不衰”，既然有那么多人喜欢去普陀山朝拜，难道没有人会把定海的观音菩萨带到普陀山去供吗？ 观音道场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文化沉积过程，慧锷当然是有功于普陀山观音道场，甚至堪称“开山大师”。但我们不能将观音道场的形成原因过多地归功于某一历史人物或某一偶然事件，而应当更深入地剖析这一历史偶然性背后蕴藏的社会文化根基。从这个意义上探讨，普陀山观音道场（至少是道场萌芽时期）形成的历史可以再往前推一推，随着更多史籍的发掘，很有可能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