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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两千多年来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虽然一卷本《中国道教史》（任继愈主编）和多卷本《中国道教史》（卿希泰主编）已经大致勾勒出道教发展的轮廓，但由于两书成稿于中国道教研究兴起的起步阶段，一些重要事项的结论尚待完善。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道教尤其是区域道教研究取得丰厚成果，例如《西北道教史》的出版，为真实再现道教历史面貌创造了条件。 从研究的内容看，该书以“问题”研究为中心，将西北道教划分为原始道教、民间道教、义理道教、宫观道教四个历史阶段，分别论述，从而首次对西北道教进行了宏观、系统的把握，使读者从中管窥到中国道教的发展脉络。 道教究竟创立于何时，学界始终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通过大量史料的梳理，并综合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作者明确提出，道教诞生于西汉后期，其标志事件是汉成帝时甘忠可造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和群体祭祀西王母事件，从而否定了沿袭已久的“道教创立于东汉末五斗米道”的观点。同时，作者指出，张陵所创五斗米道本为早已形成教团的黄老道的一个分支，不能算作道教教团的源头。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佛道教关系，《西北道教史》作出了清晰的描述。《老子化胡经》是佛道关系中的一个症结。该书分析了《老子化胡经》产生和流传过程后认为，《老子化胡经》是在秦汉时期老子神化的基础上，首先由佛教传播至中国，而后为道教所演绎，最终发展为两教大论战，并以道教的惨败为终结。基于上述分析，该书以梳理《老子化胡经》为主线，分析了西北地区佛道两教的关系，在肯定道教弱于佛教的前提下，认为魏晋时期西北佛道两教尚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而盛唐时佛道两教在寺观和僧道的数量方面，也并非学界过去所认定之20：1，历代两教比例大约在3：1左右。 在研究方法上，《西北道教史》采用了历史学、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摆脱“以论带史”的写作成规，十分注重用事实说话。例如，作者打破了道教史研究重史料轻考据的传统，多次深入田野进行调查，并将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大量可信的碑石、文物以及口述资料融入到研究过程中，使其研究更为扎实，成果更加厚重。 在写作和结构处理方面，作者采取宏观描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西北道教的历史事件、教派、宫观和人物采用点面结合，穿插叙述，既照顾到广泛地域，又突出分析个案，同时辅之以图表和照片资料，增强了清晰性、直观性和系统性。书末仅相关文献目录就达500余种、碑刻1000余件、人名索引2000余条，充分说明所阐述的史实建立在可靠的材料基础之上。 西北是中国道教的主要发源地，也是中国道教历史上名家荟萃、学派众多、深刻影响中国道教乃至中国文化发展的地区，在当今宗教关系异常复杂的现状中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然而，过去学术界对西北道教的关注严重不够，留下学术探索的巨大空间，所以，《西北道教史》不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人们理解西北宗教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也具有现实的价值。 当然，作为一部反映涵盖中国三分之一国土面积宗教文化现象的专著，也不是无懈可击、尽善尽美，例如对老子与道教的关系、道教与儒释二教的关系、道教在西域地区的传播等方面，都还有待于通过新材料的发掘而进一步深化，在现有材料基础上形成的若干观点也需要修订和完善。 （作者单位：《陕西省宗教志》编辑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