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显赫的世家、庞大的宗族左右着社会的各个领域。世家望族的根基来自天然的血缘关系。在中国，宗教依托于世家望族而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传统由来已久，其中道教的发展与传播亦不例外。诸如太平道以张角为天公将军，其弟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组成黄巾军核心领导层；五斗米道由张陵创立，继而其子张衡承嗣，后有其孙张鲁接掌教权，进而形成天师府由张氏一族代代继承的历史惯例。此外，葛洪家族与“葛氏道”的关系，许穆家族与上清派的关系等都说明了世家望族在道教发展过程中的力量投影。 清代龙门派的发展延续了这种传统。关于清代的世家望族对龙门派产生的影响，曾有学者略为论及。陈明喆先生在《任永真开创的张良庙道教丛林》一文中论及周、郑两大族阻挠任永真收回庙产一事；闻雷先生在《道教南宗祖庭天台桐柏官兴衰记》一文中记叙了龙门派道士范清云与张文郁家族之间关于庙产归属的争讼始末；樊光春先生在《碑刻所见陕西佳县白云观全真道龙门派传承》一文中提及陕西佳县白云观的龙门派传承谱系与部分家族谱系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王宗昱先生在《吴兴全真教史料》一文中对闵氏家族与金盖山龙门派之间的关系作过一番论述。 一．排斥VS支持——家族与道门的庙产冲突与包容 世家望族或有文豪鸿儒，或有巨商富贾，或有达官显宦，在当地拥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龙门道团在遍布世家望族的江南扎根,不可避免地要与世家望族产生联系。因此，江南世家望族的地缘力量在龙门道团中有着浓重的投影。这种投影有时表现为支持的力量，有时表现为排斥的力量。 一个家族在其能施加影响的区域内将排斥其他可能与其争夺权益的团体，这在庙产争夺方面体现得比较明显。全真龙门派在江南发展官观，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土地的使用，难免会与当地宗族产生关于土地所有权的争端。龙门道士范清云的遭遇最能说明道团与家族之间产生冲突的实质原因。 闻雷在《道教南宗祖庭天台桐柏宫兴衰记》一文中对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有更为详细的叙述： 清雍正时，桐柏观被乡宦张文郁侍郎四公子占作坟茔，道徒被驱散。道士范清云起与争讼，奈官宦勾结，气焰嚣张，范被迫害几死，死复苏，苏复讼，百折不挠，坚持数十年，苦不得申，遂离乡辗转京都，寄居北京白云观，冀可冒死上诉。……（帝）于是亲赴白云观进香，范乃得机上诉，清帝十分重视，敕两浙御史朱瀚，拔台州六县田粮，敕建崇道观（即桐柏宫）及紫阳旧居。 家族地缘力量对龙门派在江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确实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阻碍，范清云事件并非只是孤证。陈樵云曾经也因为涉及与费氏家族的纠纷而被迫离开金盖山。而闵一得亦在《金盖心灯》中屡次提到金盖山众道徒常受到群魔的逼迫，大略也是类似的冲突。龙门道团自身不具备强大的世俗力量，在与当地昀世家望族发生冲突时，龙门道团便常处于弱势的境地。如果无法从皇家和官府获得支持，龙门道团在这种冲突中的处境将十分艰难。 然而并非所有的世家望族都排斥龙门派在江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龙门派在江南的传播与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源自部分世家望族的排斥与挤压；同时，龙门派能够在江南得到较快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世家望族的包容与支持。世家望族对江南龙门派的包容与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世家望族的成员作为皈依弟子在龙门道团中普遍占有重要的宗教地位；其二，与这些出身世家望族的皈依弟子有血缘或亲缘关系的其他成员积极参与道教的相关活动。  江南世家望族的成员加人道团，参与道教活动，主持道经编刊，正是这些世家在文化领域拥有优势地位的体现，同时也是其信仰倾向的最好证明，白井佐知子认为，世家望族的宗教行为主要出于世俗的目的，“修理寺院的行为与其说是为了信仰，不如说是为尊敬祖先、继承祖先善行而为”。这一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沈秉成为金盖山古梅花观捐资重建殿堂便是出于求子的目的，其信仰之虔诚可谓弥笃。本文将以若以典型的道教世家为例，剖析世家望族与江南龙门派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冠山道团与吕氏的一脉相承 冠山道团于苏州地区形成，在形成的过程中，吕云隐家族居于核心领导地位。 吕云隐之父吕贞九“补博士弟子员第一，馆于太仓库，名倾吴会”，以“科举之家、功名门第”称之可谓不虚。又说，明末，娄县（隶属松江府）诸生吕贞九在此复筑采香庵、小桃源，庵介梅章两家别业。他在此先后撰写出《芦城平话》、《明朝小史》、《官史>、《事物初略》、《买愁集》等。  此处所言小桃源位于唐伯虎《桃花庵歌》所提到的苏州桃花坞。苏州桃花坞历来是风雅士绅所钟爱的地方，吕贞九能在此处修筑院落，其家族不会是寒门小户。 吕云隐家族是一个信道笃诚的名门望族。依据《金盖心灯》所载，吕贞九为徐文质后身，身兼清微派第二十三代法师，道誉盛隆；庄严居士严合怡在《道统源流》中又把其纳入龙门派谱系，派名常静。可见，吕贞九在江南道门中深具影响力。吕云隐承继其父的道门威望，又投拜于王常月门下，进而正式创立冠山道团。该道团名下的宫观殿阁皆为吕云隐舍家宅而创立。吕云隐妻子江云城亦不让其夫，“实为近时女贞班首”，开创了江南龙门派女贞一系。闵一得在《金盖心灯》卷六下篇中以“女贞”为题名对江云城及其所领导的“女贞宗”有相关叙述： （江云城）出居女贞观于木渎，规矩森密，五尺童子不得独入。数载道成，得王霞栖而授以道。 又有年，远近闺贞节孝，咸皈附之，女贞宗益振。 由于吕云隐和江云城的不懈努力，龙门派在苏州地区规模楚楚，大显中兴之气象。吕兹云隐家族中以道名显于世者还有吕云隐侄子吕太晋。闵一得在《金盏心灯》中盛赞道： 当时南北律师有千计，得如师者，其惟我明阳周祖。周克以无为为用，师则以坐忘为功，不显法力，不尚神通。舍周与师，其谁与归！……仙佛有种，信然！ 由上可知吕太晋在江南龙门派中具有比较高的地位与名望。一家之内，一门之中，吕贞九道誉盛隆，吕云隐创立道团，江云城开启女宗，吕太晋享誉后世。吕云隐家族出现这么多高道，源于其举家奉道的传统。吕云隐、江云城共同受教于吕贞九，吕太晋则直承吕云隐秘传。吕云隐传吕太晋龙门衣钵时不辞琐碎，谆谆训诲： 予父即尔祖，一脉相承。……诸子皆贤，可以承宗祧。复生汝身，继此脉，甚慰祖望。余今年迈，恐先师秘旨日后无传，特以大戒兼附一偈首授与汝。 从“一脉相承”、“甚慰祖望”、“首授与汝”等词汇字眼可看见道脉传承的过程中闪现着家族的影子。吕云隐家族“一门三代，夫妻两人”共同为道教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真道主张出家脱俗，龙门派戒律精严；但是，江南的世家望族与全真龙门派并非一在世俗世界，一在神圣世界，而互不关联。出家居观，严守清规只是道教的一种修行方式，全真道徒对全真教义的信奉并不局限于这一种修行方式。就如早期道教存在出家居观的现象一样，全真道也有在家修行的虔诚居士。出家居观制度并不会成为家族力量在龙门道团之中发挥影响力的阻碍。吕云隐家族举家奉道的情况可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三、浮沉有年：金盖山道团与陶石庵家族的渊源 与冠山道团一样，金盖山道团也是龙门派在江南的核心道团之一。同时，与冠山道团的创立得益于吕云隐家族一样，金盖山道团的创立也得益于一个大家族——陶石庵家族。 陶石庵家族溯源晋代陶渊明，本为高门逸绪。陶石庵祖父陶祥为“湖郡诸生”，身负功名；其父亲陶淳、母亲董兑皆有诗名；家族“世业贾，称巨富”；陶石庵自己亦为归安县增广生，非布衣白丁。而陶靖庵的父亲陶绅为武举人，曾经担任吴兴千户之职务。陶绅与陶祥为“无服昆弟，生常往来”。可见陶石庵家族允文允武，在湖州根深叶茂，称之为世家望族可谓名副其实。  陶石庵家族中与早期金盖山道团关系密切的主要有三人：陶靖庵、陶石庵、陶起哉。其中陶靖庵、陶石庵对金盖山道教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闵一得在《金盖心灯》中明确指出金盖山道团为“陶靖庵与黄隐真手创”。陶靖庵之后，陶石庵接手道团事务，编刊了大量的道教文献，使全真龙门教义得到更进一步的传播。除了陶靖庵、陶石庵，以陶起哉为例也能说明陶氏家族与金盏山道教之间的互动关系。陶起哉在《金盖心灯》一书中没有单篇列传，唯有片言碎语散处各篇之中，但是其对于金盖山道教的发展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先嗣师石庵先生族侄起哉，来山居二十余年卒。先生（徐紫垣）为葬于下泉埠。 师（徐紫垣）殁，陶氏起哉在。斯时，居已属诸人。 稽其时，山主起哉，以山授僧。紫垣殁，僧……出不之守。隆岩知而惜之……乃止守。起哉与焉。……徐逊出，隐下昂三元宫，避暴僧也。……蒋君，洞庭人，性柔而逊，不为暴僧忌。……陶殁，蒋以陶为靖庵先生从孙，为葬于山麓，地曰下泉埠。 从这些碎言片语之中，我们可知：金盖山徐隆岩和白云僧之间的冲突，陶起哉与之关联甚深。关于陶起哉，已知的信息主要有以下几条：第一，陶起哉与陶靖庵、陶石庵同族；第二，“明时，山属归安陶氏”，陶起哉继承家族产业，成为金盖山山主；第三，陶起哉与金盖山的僧人关系良好，把山中产业赠与了僧人；第四，陶起哉与金盖山的道士关系良好，与之共处20多年。徐隆岩之所以会与白云僧产生激烈的冲突，就在于陶起哉改变了陶石庵家族对金盖山道教支持的倾向，转而把家族产业赠与僧人，造成“陶黄殁后．未几春秋，山非陶（有），存惟虚名“的境况。正是因为陶起哉把山中产业转赠僧人，使金盖山道团失去了陶氏家族的大力支，以至于于龙门道士“斯时山居，颇不易”。虽经蒋雨苍、朱春阳勉力维持，金盖山道教仍然几经波折，沉浮有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