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真教传戒活动（资料图） 传戒活动是道教全真派在近代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接受过全真派传戒、获得“净戒牒”后，即获得了道教所认可的全真派道士的身份与资格。玉皇山福星观作为江南地区近代重要的丛林宫观中心，其举行的传戒活动对江南道教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反之，玉皇山福星观的传戒活动又是整个浙江丛林宫观传戒的一个缩影，为道教全真派在近代的传戒活动提供一个详细的个案。 一、福星观的历史发展之路 玉皇山福星观相传始建于唐玄宗年间。宋仁宗年间“重开山，敕建玉龙道院”。明代，玉龙山改名为玉皇山。正德年间，道士罗普仁在玉皇山上修炼十三年，其“大悟几次，小悟不知其数，参出五部真经，无为大道，超出三界”。后被敕封为无为宗师，扩建玉龙道院。 对于玉皇山福星观的创建，分歧很大，吴亚魁认为其在“雍正（1723—1735）年辟建”，资料来源并未注明，但从其文中大致可以看出其史料主要来源于民国年间由庄严居士编写的《道统源流》，吴亚魁在其书《江南全真道教》中《江南道教的“中兴”》一节里明确说明“福星观，方志无载，除《一上海宗教史》外，唯见玉皇山事于《道统源流》”，可见其并未查阅到玉皇山福星观相关的地方史志资料。林正秋在其所著《杭州道教史稿》中则认为其道院最早创建于唐代玄宗年间，资料来源是卓炳森的《玉皇山庙志》。《玉皇山庙志》由晚清参与重建玉皇山福星观的卓炳森等人编纂，可信度较高，其中《玉皇山福星观历代开山之遗迹》详细讲述了玉皇山福星观的创建，虽然文中难免有夸大之词，但从中可以对福星观在清代之前的历史有大致的了解。  李卫（资料图） 玉皇山福星观在近代江南的崛起应该追溯到清雍正年间李卫对该观的大力支持。李卫，雍正三年（1725）任浙江巡抚，四年兼理两浙盐政，五年仁浙江总督。彼时杭州城多火灾，玉皇山又恰巧处于杭州城风水上“离火”的位置，李卫便在福星观安置七星缸来镇压杭州城的火灾，以彰显其爱民的仁政。此举对玉皇山福星观意义重大，使玉皇山福星观从一个地处杭城西南的小庙一跃成为能够控制杭城灾殃的福观，在杭州的地位有了巨大的攀升。 道光三年（1823），时任浙江巡抚的程月川延续李卫的做法，在慈云岭修建了真武殿、观音洞，武功山山口增加坎石，在万松岭处也安放了七星缸，从风水上来强化玉皇山福星观在防治火灾上的作用。玉皇山福星观的地位就更突出了。至此，玉皇山福星观初具规模，并逐渐成为杭城一大名观。 太平天国运动中，因玉皇山福星观位于杭州城防的重要战略高地上，惨遭兵燹。历史上太平军曾经两次攻打杭州。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驻扎在玉皇山后的馒头山脚下，然后“用大城河船两只，合覆于地，用江山所掳开煤矿之工人，凿通地沟暗道于凤山门至清波门居中，土名黄泥潭，用棺木装火药，塞大炮台之底。城中军民人等如人梦中，毫无知觉。不料二十七日，于清晨勃然轰炸，炮台守台黄岩兵欲放大炮，炮炸台毁，一时死伤三百余人”，设计炸开清波城门附近的城墙后，鱼贯而人。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合围杭州后，杭州只无抵抗力，太平军再次从玉皇山下的清波门攻入杭州。其后太平军与清军反复争夺位于城南玉皇山与凤凰山一带的战略高地。再加上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对传统文化和宗教的破坏政策，位于太平军必经之地的福星观注定无法躲过这场兵燹。《玉皇山皇庙志》里说是“咸丰庚辛之乱，旧建均毁”，具体时间无法考证，大致在1860年到1861年间。  战后，福星观的重建得力于高道蒋永林道长。蒋永林，道号玄晶子，浙江东阳人，幼即好道，父母为之授室，不愿而避入普陀山，后在天台山崇道观出家。蒋永林道长在天台山崇道观的度师是董教礼道长，董教礼师承关系不详，只说其”传布金莲正宗”，后葬在杭州玉皇山。然董教礼道长从字辈和出家宫观来看很有可能出家于天台山龙门派杨来基道长14房支系之一。所以《杭州玉皇山志》里就说“但论本观道派，实远绍龙门，近接天台”。同治三年（1864）蒋永林道长从天台山来到玉皇山福星观，“见山明水秀，结茅而居，供奉玉皇上帝”，并开始募集资金准备重建玉皇山福星观。幸运的是，同治六年（1867）蒋永林道长与卓炳森等人在玉皇山巧遇，《重建玉皇山庙志序》中记载了这一次重要的相遇： 咸丰庚辛之乱，旧建均毁。规复后，森由粤返杭，偕世居长桥之宓君承庆暨李孝廉、炳垚、高广文念曾登山而访，已无一存者矣。但见山巅颓垣瓦砾中，有结茅居者，询为蒋羽士永龄，因与席地而谈，告以前闻旧迹，慨然思为兴复。 可以说，玉皇山福星观再次为江南名观之一，与这次相遇离不开关系。卓炳森为浙江钱塘人，曾任广州陆丰县丞，太平天国运动后由广州回到杭州与其好友慕名登山访游玉皇山福星观，在废墟之间遇到了立志募款重建玉皇山福星观的蒋永林。这场“席地而谈”开始了以卓炳森等人为代表的地方乡绅在地方政府多方活动，为玉皇山福星观争取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经过蒋永林、杭城乡绅和地为政府合力，“官为复建七星铁缸、大殿、二殿、官厅。自复募建南天门石牌坊、三清殿、三官殿、斗阁、报本堂、客堂、方丈堂。并将日、月池开浚，水源甚旺”。玉皇山福星观再见辉煌。  二、福星观传戒活动的开始 玉皇山福星观第一次传戒开始于何时？关于这个问题，有多种观点： 刘迅编辑的传戒表中，福星观传戒始于光绪二年（1876），文献来源是民国王松渠编纂的《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卷二。林正秋在《杭州道教史稿》中认为蒋永林是光绪七年（1881）到白云观接受的传戒七拜，于两年后即光绪九年（1883）才回到杭州开坛传戒，文献来源是民国来裕恂所编《杭州玉皇山志》卷十二。尹志华在《清代全真道初探》中认为福星观是在光绪八年（1882）开始传戒，文献来源同样是民国来裕恂所编的《杭州玉皇山志》，同时还有清卓炳森所编的《玉皇山庙志》。 《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是1940年春由当时浙江黄岩大有宫的蔡理鉴道长、蒋宗翰道长等道教教内人士请当时的黄岩举人王松渠根据光绪二十七年(1901)编纂的《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续修编纂的，具有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蔡理鉴道长与玉皇山福星观的关系。蔡理鉴道长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镇海渊德观受方圆根律师三大戒，名列第三。方圆根道长为蒋永林道长弟子，可能在蒋永林道长接管渊德观时被派往渊德观，在此扎根，扩展龙门一派，并在此开坛授戒。由此可见，蔡理鉴道长继承了玉皇山福星观龙门的法派，但是其是否真正参加玉皇山福星观的早期传戒活动不得而知。所以此书中记载的玉皇山福星观传戒活动应该多为后人回忆，需要详细的考证。 民国王松渠所编《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卷二中关于玉皇山福星观在光二年传戒的记载原文如下： 姚圆芝嗣师。陈明通宗师。黄邑舆人，出家于羽山洞，礼姚子为师。丙子于杭州玉皇山受蒋永林律师三大戒。墓于方口下光明口里。 林明球宗师。黄邑人，出家于北斗宫，礼姚子为师。丙子在杭州玉皇山受蒋永林律师三大戒。 同时有两位宗师均记载了光绪二年的传戒，本应无误，但在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二十二年传戒留下的《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丙申坛登真录（1896/科）》中也记载了陈明通宗师的受戒记录，原文如下: 龙门/首字第一百十六号/陈明通/能成子。年二十二岁。乙亥相。四月十日已时建生。系浙江省台州府黄岩县人氏。在本县羽山洞出家。度师姚圆芝。 从《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丙申坛登真录(1896/科)》中可以明确知道陈明通是在光绪二十二年在玉皇山福星观受的戒，这一年是丙申年，《委羽洞天邱祖龙门宗谱》中记载的“‘丙子”应为“‘丙申”之误。林明球和陈明通同为姚圆芝同字辈的弟子，但林明球又不见于《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光绪丙申坛登真录（1896/科）》中，应为后人回忆之误，其可能是受戒于其他时间，也有可能并未到玉皇山福星观受戒。由此可见，玉皇山福星观在光绪二年并未开始传戒。  白云观传戒（资料图） 来裕恂所编的《杭州玉皇山志》成书于上世纪40年代李理山道长主持玉皇山福星观鼎盛时期，距“蒋祖以下字辈，迄今已有六字可纪”，有较高的可信度。其中卷十二《仙迹》中记载蒋永林的事迹时提到了其开始传戒的日期，原文如下: ……辛巳岁，云游至北京，受戒于白云观孟律师。癸未秋，返福星观，登坛说法，提携戒子甚众。丙申夏，羽化仙去。 但是在同书卷八下《斋堂匾额楹联》中，却有与之相左的记载，原文如下: 斋堂匾额楹联一气全真。 光绪八年，恭颂龙门正宗第十九代蒋律师圆柱弘道传戒。证盟黄明莲、监戒柯明超、保举黄圆怡、演礼马明和、纠仪刘明诚、提科洪明通、登箓朱明亨、迎请曾明元。德慧常新。光绪八年九月，第十九代蒋律师弘道传戒。证盟黄明莲、监戒柯明超、保举黄圆怡、演礼马明和、纠仪张圆纯、提科刘明诚、登箓朱明亨、迎请邹明性。教化兴行。光绪八年十月，第十九代蒋律师弘道传戒。证盟黄明莲、监戒柯明超、保举黄圆怡、演礼马明和、纠仪刘明诚、提科洪明道、登箓朱明亨、迎请曾明元。 来裕恂也并未亲身经历过玉皇山福星观的早期传戒，其对蒋永林道长的小传可能是根据后人回忆所写，错讹难免。而斋堂匾额楹联，应该是传戒活动当年所写，用来庆祝传戒活动圆满的，所以和前面的同出于《杭州玉皇山志》的记述相比，斋堂匾额楹联更为可信。斋堂匾额楹联中记载的最早的传戒为光绪八年九月，比《仙迹》中要早。但卷十二《仙迹》中蒋永林道长光绪七年在北京白云观受戒的记载还是可信的。其受戒戒师为孟律师，即为孟永才道长，其于光绪七年八月至十一月间在北京白云观有一次传戒活动，受戒弟子为103人。 另外，民国庄严居士所编的《道统源流》一书中也把蒋永林道长最早传戒的时间定于‘“光绪壬午”，即光绪八年。 但在比民国《杭州玉皇山志》更接近蒋永林道长时期的晚清另一本志书《玉皇山庙志》中却有光绪七年夏之前玉皇山福星观就成为丛林的记载: 今蒋羽士又自建碑坊与灵官三清殿、报本堂、客房，挂单接众，居然为省南一大丛林矣。此尤喜出望外者也。 光绪七年夏口月口日，钱塘卓炳森谨序，时年七十。 卓炳森为复兴玉皇山福星观的关键人物，其序写作于玉皇山福星观中兴时期，史料价值较高。按全真旧制，一座子孙庙要升为子孙丛林，关键性的步骤和标准就是开展传戒活动。那么在蒋永林道长中兴福星观之后到光绪七年之前，玉皇山福星观是否有其他的传戒活动，这是个重要的问题。玉皇山福星观最早的律师蒋永林道长是在光绪七年才到白云观受的三大戒，具备了开坛受戒的资格。卓炳森虽然对于玉皇山福星观的重建给予了关键性的支持，但同时他也积极地恢复杭州武林地区的其他宗教场所，诸如祭祀伍子胥的吴山伍公庙等。其他对道教宫观重建的热心可能源于其对太平天国运动后恢复后恢复旧的社会秩序的愿望。再加上其不是道教内部人士，可能对道教丛林的规制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在玉皇山福星观还没有正式开始传戒之前误用了“丛林”一词。因为在传戒之前，玉皇山福星观已经成为江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宫观，“丛林”一词可能泛指玉皇山福星观的地位和名望之高。但光绪七年和八年也仅一年之隔，这恰恰说明了玉皇山福星观在中兴之后就以丛林的标准来定位，“挂单接众”，积极为传戒活动作准备，在玉皇山福星观传戒之前，其就有了充足的财力与人力，并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所以光绪八年的传戒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以蒋永林道长为首的玉皇山福星观道众多年努力，励精图治的结果。 在匾额楹联里也明确提到了玉皇山福星观的传戒活动至少可以追溯光绪八年，再加上光绪七年蒋永林云游到北京白云观受戒，所以可以推断蒋永林中兴玉皇山福星观后第一次的传戒活动应该为光绪八年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