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教研究的文献来源大致有正史、道藏、类书、碑刻、地方志等五类，长期以来，多数学者向来只重视前三者，间有一些学者将碑刻也纳入自己的视野，但对地方志中有关道教的史料，关注者甚少。笔者有从地方志编修、研究转而进入西北道教史研究的经历，拟就地方志资料与道教学术研究的问题谈一些感受。 地方志资料不被重视，固然是因为学界长期形成的道教研究依赖正史、道藏、类书等研究传统，但也有其自身存在的诸多为人们所诟病的瑕疵。如地方志规模庞大，从中搜寻有用信息不易；地方志的撰修人员鱼龙混杂，作品水平参差不齐，一些道听途说、牵强附会的材料充斥其中；有些地方志为了光耀桑梓，故意张冠李戴为本地“制造”名人，如此等等。正是因为地方志存在这些缺点，使得很多学人对地方志形成了偏见，进而忽略其真正的价值所在。 实际上，地方志之于宗教学术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学界不乏明见。曾两次来中国并长期居留的牛津大学的休中诚（E. R. Hughes）就曾提出，“做任何研究，从县志……都能发掘出足够多的资料，来写一本有关民间宗祠、民间神坛、道教和佛教的庙宇，以及纪念孔子的孔庙等大部头的书。” 在笔者看来，就道教研究而言，地方志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 第一，地方志对于一些历史上存在的道教活动场所的定位和确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据考证，位于西安市南郊秦岭北麓的“玄都坛”是最早的道教祭坛。在陈垣编录的《道家金石略》中收录的汉《会仙左坛题字》记录了此祭坛，并将其称为“会仙左坛”，但没有提供此坛的具体位置。道藏相关文献对此也没有详细记载。杜甫在《玄都坛歌寄元逸人》中描写了“玄都坛”，并且指出其位置在终南山子午谷中。唐以后，曾有人把这首诗刻在子午谷的摩崖上。但杜诗中的“玄都坛”是否就是汉武帝下令建造的“会仙左坛”，还是不清楚。我们查阅两部方志，对此便可有比较清晰的答案。一是元代人骆天骧在《类编长安志》卷五“寺观”条记载：“在终南山。汉武帝筑。《三秦记》：‘长安城南有谷通梁、汉者，号子午谷。’入谷五里有玄都坛。”这条记录将杜甫诗中的“玄都坛”与汉武帝联系了起来。由于古长安地区没有第二处汉代石质祭坛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会仙左坛”即为“玄都坛”应当没有疑义。二是道光《宁陕厅志》卷一《古迹》中有两条叙述元（玄）都坛的内容，一条记载与《类编长安志》相同；另一条则记述，在清代中期修志时，坛上仍存留有“太古元都庙”等字。再者，因“玄都坛”所在的子午谷在清代属宁陕厅辖，故其出现在《宁陕厅志》中，而子午谷现属地长安县志中对其没有记录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由此，我们通过这些地方志大致可以得知，玄都坛又名“会仙左坛”，由汉武帝所建，位于终南山子午谷，玄都坛顶清代道光年间有道观，名“太古玄都庙”等等。沿着这一思路，我们更可以对终南山与道教的历史做出新的理解和阐释。 第二，通过地方志，可以了解到各种宗教活动的具体情况。明清以来，北方地区道教以全真派为主流，因此道教文献中很难见到正一道的材料，仅凭文献，易形成“北方没有正一道活动”的谬见。据《甘肃道教志稿》记载，明肃庄王朱楧在兰州大力扶持道教，延请正一道道士住持凝熙观、天齐庙、太乙延庆观等宫观。另有新编《榆中县志》（1993年讨论稿，卷五）记载：“道教正一派是五斗米道（天师道）的正传，在县内又名铁师派，系明代天师道铁宏玄大法师，有八名徒孙应肃藩之请，由江西龙虎山来兰州祈雨护坛。其中田氏一支落籍县内，其门徒有肃王所赐灵宝印一枚，尚存。”此外，乾隆《直隶秦州志》卷三和嘉庆《崆峒山志》上卷也分别记载，清水县和平凉崆峒山建有黄箓殿，都是正一道道场。这些都说明，历史上正一道士的活动非常活跃，正一道在西北各省区有广泛的分布，但多数以住家火居的形式存在。而在甘肃、宁夏两省区，正一道俨然为主流。而所谓“正一道在北方没有活动”的谬见很难立得住脚，类似于“西北正一道与民间道教信仰”的学术命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开拓。 第三，地方志对了解各地道教宫观的分布情况具有特殊作用，也可纠正有些历史和现实中错谬说法。关于前者，笔者深有体会，在《西北道教史》一书中，我们曾分时期绘制了西北地区道观分布图，这些道观材料少部分得自正史和道藏，但大多数来自各地方志。虽然地方志中对人物和事件常有道听途说的情况，但是对本地历史遗存或时下仍存续的道教宫观实体，其创建年代和地理位置记载绝大多数真实不虚。对于后者，我们也可以通过实例来体会。如张良庙（即留侯祠）位于秦岭南麓紫柏山下，是近代陕西的一处著名道教十方丛林。此道观源自张良辟谷于此的传说。当代有关研究认为，张良庙“始建于汉，以后历代都有重修和扩建，而以隋、唐、宋各代规模最盛”，而事实并非如此。《续修陕西通志稿》表明，“张良辟谷紫柏山”实则近代的传说。至于张良庙始建于何时，《留坝县志》明确记载，清初以前，已有“张良辟谷”于此的传说；留侯祠之建，是在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创建人为汉中知府滕天绶。这些地方志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却为我们研究张良庙提供了新的言说和思考的空间。 上述例证表明，方志文献在西北道教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不仅可补充佐证正史文献资料，有时还是道教史上很多重大事项的独家证明材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