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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忠诚信的社会伦理轨范在道教早期经书《太平经》中，就已经被着重强调。尽管其后随着道教的发展，教派林立，各家伦理之说也难免有与时偕行的因素存在，但直到明清时代，孝忠诚信一直是道教社会伦理之主流。毋庸讳言，此伦理主流的来源乃在儒家。故本文拟探寻先秦儒家的几位代表人物对此伦理轨范的阐发，兼及此说源头《太平经》中社会伦理之特点，以期有补于新时期儒道伦理之建设。笔者学识浅薄，不当之处尚希方家指正。 先秦儒者的孝忠诚信说 孝 孝体现的是子女对父母之道德关系，乃是儒家社会伦理轨范之首。《论语》中有子以孝弟为儒家道德核心的“仁”之根本。孟子继之，以为“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至于其行为规范，《论语》中虽多次提到孝，但孔子对孝的行动准则并没有做出严格的规定，只是大体提出了观父志，观父行，无改父道等说法。至于具体的践行方向，乃是根据对孝之不同提问者身上的问题而给出的。但其对子游问孝的回答中，提出了敬以区别人与动物之养，故可将敬视为孝之特征。至荀子专列《子道》篇，对“孝”义又有了进一步阐发。他以为孝分三个层次：“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继而又提出在三种情况下子可以不从父，分别是：“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而“大孝”又“非仁人莫能行”。至此，孝之义更加深切明朗，则真正之孝乃是可以体现出忠、义、敬等自我内在品格之孝，乃是发端于儒家最高道德原则“仁”之孝。 忠 对于忠，现在的一般理解是臣对君之道德关系，在《论语》中亦有“臣事君以忠”句（论语译注）。但在孔子看来，忠不仅仅是臣对君之道德关系。如“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又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这里面的忠，便不是指君臣之关系，而是普通的人与人之关系。这种忠的含义，在春秋时大概非常普遍，《左传》里面有：“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曹刿论战里面庄公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便答“忠之属也”。可见此忠乃是君主对人民之关系，而赵文子所谓“临患不忘国，忠也”又是对国家之忠。总之，早期的忠可以指人与人的道德关系，也可以指臣对君的道德关系，但并不固定指君臣之关系。后来孟、荀书中所涉及之忠，亦是两种意味皆有的。 人与人之忠在孔子看来，也有着重要地位。在《论语》中，曾子以“忠恕”两字来表达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子张问崇德、辨惑，孔子答以“主忠信”。但此人与人关系之忠究竟是什么？大儒朱熹以为“尽己之谓忠”，即指“竭尽全力以待人处事的一种心理状态”。 至于君臣关系之忠，荀子也专门撰写《臣道》一篇加以阐发。他将忠也分为三等，“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而能有大忠者也必有“仁人之质”，可见即使君臣关系之忠，亦必然是发端于“仁”的。 信 信是孔门四教之一，也是曾子每天“三省吾身”的内容之一，可见其亦是儒士十分重视的基本道德范畴之一。汉代董仲舒也意识到信的重要性，“将其列入‘五常’之中，与仁、义、礼、智并立，成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一个道德范畴”。它的意思不难理解，《说文解字》说：“信，诚也”，朱熹说：“信者，言之有实也”，可见信的大意就是诚实，言语符合事实，说话做事诚实无欺、表里如一。 先儒关于信的论述，复值得注意者。其一，《论语》中有：“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这里孔子也将“士”分为了三等，最次一等也要言而有信。另《为政》中孔子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认为人无信用，便不可以在社会立足。此皆可见信便是孔子以为的最低道德原则。其二，孟子以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可见信并不是绝对的，义乃是更高的原则。 此文题目虽列孝忠诚信四字，但这里并不打算继续阐发诚字。因诚意思与信相当，《说文解字》便以诚解释信，以信解释诚。在《论语》中诚并没有作为一个道德范畴被提出，也没有与信连言。至孟子、荀子都有以诚信连言的句子，道教经典《太平经》也屡以诚信连言，可知彼时，诚信已固化为一词，而其意思与现在所讲之诚信也大体相当。当然以上这些是混言之，析言之，二者还是有所差别的。对此宋明理学家曾做过不少精彩论述，概括说来大体是“‘诚’是不假思为，自然而然地与天理合而为一”而信“是通过人的具体行为表现出来的”，有诚则有信，但有信却不一定有诚。 《太平经》中孝忠诚信说特点举隅 《太平经》为道教源头性巨著，其中已经提出了与儒家社会伦理重合的孝忠诚信之说，但其中亦自有道教之特点，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故回溯其本源，了知其特点，或有补于新的历史时期下，道教伦理学说之发扬。笔者浅陋，谨拟从两个方面对其特点举例说明，如有不当，恳请指正。 其一，《太平经》中提出了孝忠诚信的伦理践行准则，而此准则与“道教立教的一种理论依据”承负说大有关联。以《太平经》看来，“父母者，生之极也；君者，授荣尊之门也；师者，智之所出。此三者，道德之门户也”，故践行孝忠诚信之说，便是积德，而积德乃是通往得道之途径，得道便可解除承负。由此可以说承负说为其与儒家相通的孝忠诚信的伦理准则，立了一个富有道教特色的伦理践行的逻辑起点。而承负说历来被认为乃道教伦理中最有特色者，对此说的研究成果也异常丰富，此不赘言。笔者在诸家论述之外，尚有可注意者。承负之说来自于对行善而命凶，行恶而命吉的解答。在此前后，儒士也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而得出了三命之说。所谓三命者“正命谓本禀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随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纵情施欲而凶祸到，故曰随命。遭命者，行善得恶，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凶祸，故曰遭命”。细品此说可以发现，其主要以一种空间视角进行述说。而道教的承负说则认为前者为承，后者为负，前及五世，后及五世，乃是以一种时间视角进行述说。此种视角的差异，正体现了儒家由人之天，道教由天之人的切入理路之区别。 其二，《太平经》中的孝忠之观念除了应满足儒家的伦理要求，还多出了长生的要求。“上善第一孝子者，念其父母其老去也，独居闲处念思之，常疾下也，于何得不死之术，向可与亲往居之”，则是孝子当为父母求不死之术。另外，“人君为之增寿益算，百姓尚当复为帝王求奇方殊术”，则是忠臣当为君王求延年之方。此皆体现出了道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显著特点，即乐生思想。 余论 现今社会结构业已变化，不复有先儒所论时之宗法、世家、君王、地旺等等环境，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小家庭，以及个人和家庭更快的流动速度，其对传统的道德轨范带来了莫大挑战。但人若欲生存于现实之社会，则不能免于种群、血亲、朋友等诸种关系。有种群，则忠可行；有血亲，则孝可行；有朋友，则诚信可行。故作为伦理践行轨范的孝忠诚信乃有其超越时空之伦理价值。而道教伦理虽然在实践层面上可以直接沿用孝忠诚信之说，但在新的社会环境之下，是否能够继承承负说，如若不能，如何自天之人构筑践行孝忠诚信的逻辑起点，又如何富有道教特色地对孝忠诚信加以阐释？才是当今道教伦理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原文来源于孝忠诚信与伦理道德分论坛发言稿。作者：牟玄，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了解更多：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专题报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