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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报告，重在领会精神。学术界同仁也不例外，在学习报告的同时，也结合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不断加深对十九大报告精神内涵的理解，加深对国情的认识。我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之下，全球愈来愈成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宗教等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对世界的影响也不断加大，中国已从一个鸦片战争以来贫弱落后的封建帝国、经过一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浴血奋斗，已蜕变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号召力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就目前国力而言，中国与历史上所有封建王朝相比，也是处于空前的盛世时期，与当今世界发达国相比，中国的和平、稳定、繁荣也为世界所公认。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已多次重申，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在十九大报告中，还强调要复兴传统文化。盛世将临，如何面对传统文化，如何诠释传统文化，这是学术界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和使命。鉴往知来，察古至今。在中国古代有多危机出现、多次盛世出现的大转折时期，儒释道三教（儒家在这里尊为圣人之教育，没有错）各自都起到过稳定社会、拯救世道人心、推动社会进步、延续中华文明的历史作用，功勋不可抹杀。以道教而言，秦朝焚书坑儒，文化建设一片空白。汉初统治者崇尚黄老，与民休养生息，度过物资匮乏、社会动荡的时期，迎来了“文景之治”；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思想界也处于多元文化交会碰撞时期，隋帝国时日不长，李唐王朝取而代之，从李渊、李世民、李治三代帝王崇尚道教，不仅仅是因为老子的李姓原因，而是有唐一代一以贯之的文化国策，正因为从唐高祖李渊到唐玄宗李隆基都奉行弘扬道教政策，才有盛唐气象。我们可以从唐玄宗的道教信仰和道教政策中来体会道教之于大唐盛世的文化建设意义。 一 对于唐玄宗信奉道教、推行弘扬道教的政策，有很多学者从多种角度给予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如余功超、黄鑫的论文《崇道集儒与修道好仙——唐玄宗信仰的两个阶段》、邢学敏、王洪军的论文《论唐玄宗时期的宗教政策》、薛平拴的论文《论唐玄宗与道教》、唐华全的论文《论唐玄宗好乐及其对政治的影响》、高世瑜《唐玄宗崇道浅论》、王卉、刘振文的论文《唐代崇道历史事件的考察》、李永贤《唐代道教教育管理制度》等，还有王卡先生、唐大潮先生道教史等著述都大量阐述唐玄宗对道教的信仰和推崇史实，对我们了解有唐一代、特别是唐玄宗的道教信仰活动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是，面对封建王朝这样的举措，不能脱离那个时代的条件来关注和理解。唐玄宗崇信道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有思想界多元开放的政策需求，也是盛世文化建设的时代选择。 首先，从魏晋南北朝时代来看，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政权各领风骚数十年，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北魏政权虽然时间较长，但从上层到民间，都是杀戮不断。北周至隋，统治者高层内部争权夺利，无一日安宁。有唐一代，也免不了王室贵族的变乱和动荡。唐玄宗就是在酷烈的政权斗争中胜出的。他深知位高权重的危险性，“居安思危”，是唐朝初年谏议大夫魏征所提出的政治命题。所以，他崇尚清静无为、清心寡欲的道教，崇尚和平、无为而治，淡化人们对政权的追逐欲望，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从这各方面看不出一点封建迷信、或者迷信道教的味道，倒是能看出唐玄宗希望政权稳固、社会安定、人心平和的良苦用心。 其次，不同的民族，就有不同信仰和民俗，胡汉杂居，国政混乱。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是构成冲突的潜在因素。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时期，有融合，就有冲突，也会有调和，也会有政策的出台。少数民族政权几乎都在寻求某一种学说来统一世人的思想，来统一人们的世界观，儒释道成为这些政权的必然选择，儒释道三教，谁前谁后，谁轻谁重，谁上谁下，成为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争论也是载在史册的。在唐代这一宗教政策、或者说国策的选择，一直都在进行。唐玄宗选择道教，并没有因此放弃儒家、佛教，而是三教并重，而道教无为而治的思想更是他找到了“高居无为”心灵寄托处。只有无为而治，才能有三教并重的可能。反言之，如果没有无为而治的巨大空间，三教并重也无从安放。 再次，就思想界本身而言，各教所执，唯有宣扬自己所崇奉的宗教，而各宗教都有排他性。汉代开始，儒家在汉武帝时代被“独尊儒术”，二百家遭到“罢黜”的厄运，儒家修史，道教、佛教的史料几乎不予采写。佛教从汉代开始传入中国内地，最早是借用了道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概念、术语，来解释佛教的思想。南北朝中后期，佛教获得了巨大的繁荣和发展，使得儒家、道家开始反对佛教的地位。从而引发三教先后之争。到了唐代，儒释道三教的争斗，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剧烈。所以，唐玄宗崇奉道教，以无为之态度，对三教予以调和、宽容政策，淡化了三教的争斗，而促进了三教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唐玄宗分别在开元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颁行自己亲自作注的《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平衡了三教关系，缓和了开国以来三教争排位先后地矛盾，此后，三教交流多于三教争锋。这不能不说，唐玄宗起到了三教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平衡作用，促成了三教鼎立的格局。 最后，要从唐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理解。唐玄宗所处时代，是唐王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鼎盛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并不完全是由唐玄宗一个人的功绩，而是经过从高祖、太宗、中宗乃至武则天数代帝王近百年来的努力成就的。而且，在政权交替时，几次都出现了严重的动荡时期。武则天后期，由于皇室成员的争权夺利，也多少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唐玄宗即位后，奉行道教慈简之政，让各行各业的老百姓安心劳动，才有了开元盛世。所以，繁荣的社会是很多人付出了代价换来的。但是，繁荣的社会，更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繁荣的社会也带来了人口的增加，据有关专家统计，开元、天宝年间，仅陕西境内人口已达500余万，长安城人口最保守的数字在50——60万人口，其实很多皇室成员、宫女、士兵、奴婢、在京城的各类劳役等，并未完全统计出来，这个数字也应当是天文数字。如此庞大的人口，都需要全国劳动人民去供应。长安城的商业贸易、长安城的文人学士、外来使节和商人、宗教僧侣等，所有人们的吃穿住行，都要按当时的社会条件来理解。国民经济问题必然要提上日程，除了相关的经济政策之外，文化上的道教信仰也是必然的选择。繁荣也意味着贫富不均，也意味着不平衡发展。道家的“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等思想，会向人们传达一种生活的理念。所以，淡化物质层面的欲求，缓和各类社会矛盾，缓解普通百姓的经济压力等，也是唐玄宗道教信仰选择的必然趋势。这也是盛世之中，道教所扮演的文化角色，道教似乎成了众多对立的润滑剂，起到了调和社会矛盾趋于和谐的作用。 二 唐玄宗对道教的信仰也是有一个过程，很多学者都对此作了追述和深入研究。如王双怀的论文《唐玄宗御注“三经”述评》、王志东的论文《唐玄宗注道德经的动机和效果》等，唐玄宗是很理智的研究过《道德经》，他虚心向道教人士学习，经常邀请高道来宫中咨询学习道教典籍，对道教的热情多少年没有减少，这取决于唐玄宗对《道德经》等道家典籍的深刻领会。在这里，可以引用几则注释，来了解其道教修养： 他在序言中说：“昔在元圣，强著玄言，权舆真宗，启迪来裔。遗文诚在，精义颇乖。撮其指归，虽蜀严而犹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余浸微，固不足数。则我玄元妙旨，岂其将坠？朕诚寡薄，尝感斯文，猥承有後之庆，恐失无为之理，每因清宴，辄叩玄关，随所意得，遂为笺注。”在此，他追述《道德经》产生的历史意义，追述后世学者对《道德经》的学习与研究之得失，说明自己对经文常常深入参叩，有所意得，才为之笺注。表明了他确实在不断研究《道德经》，不断领悟其中的奥妙，并将领悟到的心得，去作注释。 在“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句下，注“人生而静，天之性。感物而动，性之欲。若常守清静，解心释神，返照正性，则观乎妙本矣。若不正性，其情逐欲而动，性失於欲，迷乎道原，欲观妙本，则见边徼矣。”这里对人们的性、欲、情、心、神、观、清静等修道之术语都作了区分，也解释了经文，使人们对经文第一段的几句熟知的话语，有了较深刻的理解。确有独到的、较深刻的阐释。 在“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句下，注“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虽恶而美善矣。故云皆知，以己之所美为美，所善为善矣。美善无主，俱是妄情，皆由封执有无，分别难易，神奇臭腐，以相倾夺。大圣较量，深知虚妄，故云恶已。”这段解释包含有佛教心性论的意义。唐玄宗从小生活在皇宫，受到良好系统的教育，他不仅仅通达道教，也对儒家、佛教的经典、教义有很深的研究。我们对封建帝王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有很多帝王也是有正面的、积极的贡献的。所以，这段注释也诠释了唐玄宗全面的知识教养。 在“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句下，注“令万物各遂其生，不为己有，各得所为，而不负恃，如此即太平之功成矣。犹当日慎一日，不敢宁居也。”这几句注释，可能是唐玄宗对自己所处境遇一种自警自励之辞，天下太平，还要日慎一日，不敢宁居。所谓的无为，其意义在于此。 在“为无为，则无不治矣”句下，注“於为无为，人得其性，则淳化有孚矣。”因为无为，不妄作，不妄动，所以，人得其性。自然淳风大化，社会安定。 在“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句下，注“爱养万人，临理国政，能无为乎？当自化矣。自上营魄，皆教修身。身修则德全，故可为君矣。”由此注可看出，玄宗强调的是修身，在国政上无为，其重心在于修身，指国君自身的修身养性功夫。通过修身而达到道德健全，方可称为君王。 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句下，注“人谓王也，为生者先当法地安静。既尔又当法天，运用生成。既生成已，又当法道，清静无为，令物自化。人君能尔者，即合道法自然之性。”此处注释也道尽了玄宗无为思想的内涵，即法地之安静，法天之运用生成，法道之清静无为，令物自化。即成就道法自然之义。 在“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句下，部分注语曰：“大宝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谓为神器，故不可以力为也。故曰为者败之，此戒奸乱之臣。”又“曆数在躬，已得君位，而欲执有斯位，凌虐神主，天道祸淫，亦当令失之。此戒帝王也。”唐玄宗早期对道教的认同，是非常理性的，对《道德经》是下了功夫的，对王朝兴衰、世道变化也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的。但是，在玄宗执政的后期，特别是遇到杨贵妃之后，任用了杨国忠等人，出现朝政混乱、奸伪并作，使开元盛世、天宝年间早期的善政化为乌有，实在令人痛惜。这当然也是后人应当引以为戒的。 三 道教在有唐一代得到了极盛的尊崇，伴随着大唐帝国走向盛世，道教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才辈出，灵瑞频现，崇道之风，遍于天下。与道教的地位相比，唐代社会儒家、佛家也不逊色，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佛教的繁荣从其寺院的数量、宗派的兴起、佛典的翻译与修纂和出家人数等方面来讲，甚至远远超过道教。盛世的大唐帝国，儒释道并兴，经济社会文化全面繁荣，正因为道教以“高居无为”的姿态，形成大唐盛世多元文化的格局，哲学、宗教、经济、政治、文学、史学、军事、外交等社会的各个层面，都累积了丰富的历史内涵，综合构成盛唐气象的大格局。如盛唐的文学，群星璀璨，数千位诗人驰骋诗坛，形成盛唐气象最具魅力的精神盛宴。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不只是唐代，在其他很多时期，儒释道三教在许多历史的转折时期都起到了各自的作用，都能引领中华民族渡过难关。 目前，就国际形势而言，全球进入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发达国家之间的无情角逐、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日益加大的差距、民族种族的差异、宗教信仰的差异、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等等，美国的政治学家亨廷顿预言“文明的冲突”时代的到来。对立、对抗、冷战、外交战、贸易战、局部战争、核威慑、恐怖主义、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人类私欲的无限膨胀等等，构成我们目前世界的图景。 就国内而言，虽然我们满怀信心的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但随之而来的各类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如教育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行业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腐败问题、从业人群的压力过大、社会保障问题、贫困现象依然存在等，都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但是，不论国际国内，争斗的最终根源与最终目标，是利益之争。美国学者罗尔斯写过《正义论》一书，就是为了想找出一条解决利益之争的方法，因此成为世界政治学名著。但实际上，没有哪一国的领袖去深入研究这么艰涩的理论著作。 反观中国古代儒释道思想，三教鼎立，不是三家思想毫无关系，而是三家思想互为表里、互补互释，互相吸收，互相转换。对于一个个人而言，有了对儒释道思想的了解，就可以对自身进退行藏做出理智的选择，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可进可退，灵活自如。而不是一条道走到黑，不会拐弯，不知进退。特别是道家思想，在历史的许多时刻，都能神龙见首不见尾、以无为的方式，来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人与神的关系，使各类对立和矛盾趋于和谐。汉初崇奉黄老思想，促成了文景之治；明代承元朝之乱，也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策，渡过了动荡的时期。 道家有自己的物质观，不论世间什么利益，“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道家教人们不争。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唐玄宗注曰：“性分所无，求亦不得。妄求难得，故令道行有所妨伤也。”“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道家的这些主张，在当今社会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所以，在这得失去取之间，道德高下就已分明。道教主张：“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这已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生活准则，也自然是调整各类关系的良方。 结 语 在开元年间，唐玄宗曾令庶人家里都要收藏一部《道德经》，要求人们学习领会。还说“诸色人有能明《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者委所由长官访择。具以名闻，朕当亲试，别加甄奖。”（《唐大诏令集》第一百三十卷）唐玄宗也许确实领悟了“道”文化的深意，所以，采取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方式来推广《道德经》，这说明，唐玄宗确实看到了道家思想对于淡化人们之于物质生活的欲求、淡泊名利、缓解各类社会矛盾，提升对道的理解能力，提升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调整人际关系、调节人们的心理行为等有着重要意义。这当然也是盛世道教文化所充当的角色的意义。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宝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