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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97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尚属预言，那么几年以后发生在美国本土上的“9•11事件”，则成为文明冲突的最好证明。“9•11事件”的策划者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就具有跨越伊斯兰国家的泛民族主义性质，它的成员包括世界各国的宗教极端分子，甚至包括一些美国、英国的信徒。他们组合在一起，主要就是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不仅仅是美国，也包括所有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国家。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在“文明冲突”的背后，明显地站着两个信仰一神教的泛化民族。“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揭示了在全球化时代的宗教——民族冲突，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这种对抗也在不断升级。 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的冲突，已影响到人类的存亡。倡导、推动各文明体系的对话，是解决当代日趋尖锐的民族——宗教矛盾的唯一出路 这种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冲突，超越了现行的国家关系准则，将导致国际秩序的紊乱。现有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尽管世界各地人民对民族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承认民族国家的存在就会使不同的民族之间获得一些共同的行为准则。冲击这些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联合国宪章基础上国际关系准则，将会使国际社会失去行为准则。更为严重的是，尽管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就一直在民族矛盾和冲突中发展，但是民族的本质是物质利益的关系，利益的争夺是可以谈判、协商和妥协，最终可能依靠人类的理性找到一条解决的道路。可是一旦利益的冲突加上的宗教信仰的因素，特别是把排他性的信仰引向极端，那就堵死了谈判、协商的大门。亨廷顿指出了这种民族、宗教冲突的严峻性。他说：“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世俗的意识形态的分歧即使不能解决，至少也可以加以讨论。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可能通过双方都各自建立一个自己的清真寺或都不建，或建一个既是清真寺又是寺庙的调和信仰的建筑，来解决是否应当在阿约提亚建一个清真寺或寺庙的问题。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人之间关于科索沃的争端，或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关于耶路撒冷的争端，可能看来是一个直接的领土问题，但它们都不可能轻易得到解决。因为对于双方来说，那些地方都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情感的意义。”阿约提亚清真寺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印度教徒认为那里原来是一座印度教的罗摩神庙，后来被穆斯林占领变成了清真寺。所以，印度教极端分子在1992年12月6日发动10万印度教徒捣毁了阿约迪亚清真寺，引起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民族冲突，在冲突中几千人伤亡，造成了全国性的震荡。塞尔维亚境内的科索沃，90%的居民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但是这里却是塞族的发源地和圣地，所以塞尔维亚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科索沃独立。1994年，由美国主导的挪威奥斯陆巴以和平会谈，两大民族的争端几乎就要和平解决了，但是阿克萨清真寺的划分却使这次和平谈判功败垂成。关键问题还在于宗教信仰。在阿克萨清真寺之上，建有犹太教的圣殿和哭墙，同一块地皮无法再分隔了，也不能将某一宗教的圣地搬迁重建，于是巴以战端重开，至今仍没有停息的征兆。因为宗教问题是难以用利益妥协的方法解决的，宗教的信仰是神圣的，没有妥协的余地。 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越演越烈，丝毫看不到停息的迹象。特别是在人类已经掌握了可以反复几十遍杀死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核武器、生化武器、细菌武器、生态武器的今天，以宗教为背景的泛化民族的冲突，已经发展到影响人类存亡的程度，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历史的经验证明，这种冲突绝对不可能通过武力征服的办法求得解决，“文明冲突论”的首倡者亨廷顿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1997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对话’。”毫无疑问，倡导、促进、推动各文明体系之间的对话，是解决当代日趋尖锐的民族——宗教矛盾的惟一可行的方式。而在文明对话中，首当其冲就是构成各文明体系核心要素的宗教之间的对话。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转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责任编辑：张宗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