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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信仰缺失和宗教复兴既是中国最重要的时代背景之一，也是中国转型的重要部分。对中国人的信仰现象的研究，经历了从禁忌到显学的转变。何光沪先生是"文革"结束后中国第一批宗教学者，堪称三十多年来中国宗教学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人。其新书《秉烛隧中》为作者2003年至今重要文章的首次结集，借着这本书的出版，凤凰大学问联手新星出版社、东方历史评论，邀请了几位中国目前思想界比较重要的学者共同组织了沙龙形式的发布会，共同探讨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千年互动，追问中国人的"生命之惑"。何光沪先生的发言非常精彩，首先阐述了导致中国信仰荒芜的基本历程，随后又针对过去意识形态教育对基督教历史的歪曲印象给予了澄清，如一神教的排他性问题和传教士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以下是何教授发言实录： 谢谢大家利用周末的宝贵时间来同我们一起座谈，这是一次座谈会，台上的几位学者是我的老朋友。如果大家关注北京的知识分子，会对他们非常熟悉，他们可以在精神上成为你们的朋友。我相信大家到这里来，都有着共同的关怀与追求，也是与相宜的朋友神交。今天的主题是“信仰荒芜时代，何以安身立命”。针对这个话题，我主要讲三点。 一、信仰荒芜，原因何在？ 从远的来说，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头。因为我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约为三千多年，从甲骨文开始。那时候即商代直到周初，中国人都信仰上帝。后来有个重要的政治家、孔夫子最崇拜的人周公，制定了一套社会制度，一直实行到近代中国。那套制度即周礼，其核心是“庙制”，即宗教制度，特点是宗教权利不平等。当时中国人都信仰上帝，但周公规定，只有最高统治者可以祭祀上帝（“不王不禘”），诸侯大夫不准祭，老百姓就更不准了。这种不平等的宗教制度使得人民同上帝疏远，这就是信仰荒芜最早的制度根源。社会制度会大大地影响人的精神状态。 那套制度实行了两千多年，这期间，中国人心目中的上帝越来越虚化——名称从“上帝”变成“天帝”，再变成“天理”，到宋明时代变成了一种哲学概念。这样的上帝观，缺少人格的维度，缺少活泼具体的宗教形式，脱离了人民。这是信仰荒芜的第二个原因，即高度政治化的宗教制度，导致一种虚化的上帝观。 再后来，这种虚化又导致了虚伪化--比如两次最大规模的外族入侵，蒙古人和女真人统治了全中国。按照儒家的理论，祖传的祭祀被外族中断，绝对不能容忍。尽管儒生中有少数人铮铮铁骨，儒家作为整体，作为群体，却表现得软弱虚伪：明明在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中被贬到最低等级（元朝）；明明被迫自称“奴才”（清朝），在外族征服者面前永远下跪，甚至“受之父母”的头发，也被剃得只剩一撮；明明被“文字狱”残酷迫害、噤若寒蝉……还要在君王面前三呼万岁，在民众面前趾高气扬。这必然会在民众当中造成一种印象：说的和做的差距太远，即虚伪。 难怪明清以来，儒释道三教都衰落了，以至于顾炎武说，三教影响，远不如市井小说。从《儒林外史》到《官场现形记》，很多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状况。清朝皇帝虽然还祭天，但是流于虚文，做做样子而已。大家知道，所谓四大名著、“三言二拍”等小说，对中国人的影响，远远超过宗教。所以。所谓信仰荒芜，也就是宗教学家所谓的社会“世俗化”，非自今日始。 只从最近一百年来看，信仰荒芜的原因有三条。 一是“五四”以来，对宗教的批判非常过激。那时候一些先进分子寻找中国长期落后的原因，他们找到的原因之一，就是儒释道三教的灾难性影响。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些激烈的口号，反对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汪精卫大骂耶稣，陈独秀却认为耶稣的道德精神可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 从“五四”到文革以后，弗洛伊德和尼采之类的学说流行，也助长了这样一种偏激的对宗教信仰的否定。弗洛伊德对宗教持贬低的态度。哈佛大学教授科利尼拿弗洛伊德和C.S.路易斯做对比研究，发现弗洛伊德小时候，他的母亲年轻漂亮、热衷社交，他的父亲不但老丑，而且粗暴严厉。他由保姆带大，那保姆就像妈妈，从小喂他吃奶；他可以走路之后，还常带他去教堂，因为保姆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弗洛伊德五岁的时候，那保姆突然不见了，而且再也不回来——他不明白“解雇”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妈妈”再不回来，只有被“遗弃”的感觉。想到那保姆，就会想到教堂和天主教，所以他对天主教、对宗教有强烈的反感。尼采呢？尼采一方面对基督教、对宗教有过激的批判，另一方面，他对耶稣极为崇敬。其实国人对尼采、弗洛伊德之类，理解也有偏差，因而有“弗洛伊德热”“尼采热”，热衷于“性”和自我。这也许是造成现在信仰荒芜的一个小插曲。 二是从1949年到1978年，在全国不仅是对宗教信仰进行过激的批判，而且是用政治权力进行大规模扫荡。横扫之下，中国大地好似“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迹象了。1958年搞所谓“无宗教县”，一个县里不许宗教，成了县委书记的政绩，导致“无宗教县”运动在全国推广。到了文革时期，中国就成了“无宗教国”，宗教全部被扫荡，所有的寺庙被拆毁，所有的教堂被改成仓库、工厂等；牧师、神父、和尚、尼姑全部还俗，或者下乡去劳动，改造灵魂……中国大陆似乎没有宗教了。当然，现在回头去研究，细心的学者发现，其实不然。比如说，基督宗教依然以地下状态存在。 三是最近这三十年的物质主义，或者叫物欲主义的影响。由于经济主义盛行，人们认为金钱和经济发展是唯一可以带来幸福、改善生活的途径，忽略了人的本质在于物质之外。以人的嘴巴为例，就有两个功能，不仅是用来吃饭的，而且是用来说话的。（“和谐”当中，“和”字表示嘴巴要有粮食，“谐”字表示人人都得说话）。如果我们的嘴巴只能用来吃饭，不能畅所欲言，那我们就成了动物。我们在最近这三十几年，的确过于偏向经济，偏向物质，忽略了人的精神本质，所以信仰荒芜。 二、信仰荒芜时代，何以安身立命？ 当然，要安身立命，就要寻找信仰。这个世界上是有信仰的，原始时代就有，现在也有。即使它被放逐到了遥远的地方，我们还是可以寻找它。 在中国的大地上，也有信仰，形形色色都有。不过，并非世上所有的信仰都好，比如纳粹、法西斯、拜金主义、权力崇拜等“信仰”，害人又害己；有些信仰是相互冲突的，比如世界主义信仰和民族主义信仰，一个人不可能在同等程度上同时拥有。所以对信仰，还是要分别。按我的专业即宗教学来说，这些信仰可以分为两大类：非宗教信仰，宗教信仰。 非宗教信仰不是宗教，但被称为“信仰”，在中国有三种。 第一种是“国家规定的信仰”。由于执政党信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被它规定为国家的信仰。不一定是明文规定，但是在无数的宣传话语当中，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被说成了国家的信仰。但是，按马克思自己的理解，按恩格斯对马克思学说作出的阐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一种社会科学，我们的政治课也说它是“科学社会主义”。我们知道，科学是诉诸于人的理性，而不是超理性；科学是讲道理，以理服人的，而不是超理性，要人信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是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说法，他们是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像科学家在自然界寻找规律一样，后者是自然科学，前者是社会科学。他们从来不说自己的主义、自己的学说是一种信仰。我想，如果要说那是信仰，可能在比喻的意义上说比较合适。 第二种是“国民的信仰”，即中国人庞杂多样的“信仰”。国人对风水、星象、面相、八字等等的信念，形形色色。“信仰”陈义很高，汉语有个“仰”字，“仰之弥高”，英语faith含义崇高，永远没有负面意义。所以，相信权力、金钱、物质、享受，相信八字、星象、风水、面相等等，应该叫“信念”，不是真正的信仰。它的特点一是追求世俗利益，二是暗藏狂妄态度。想要操控神秘力量为我服务，恰同求神敬神服从神意的宗教精神相反。这类信念不顾或不合实际的一个例证是：明朝皇帝的陵寝风水，不可谓不佳--十三陵背靠连绵的燕山，面朝广阔的平原，位于北京中轴线“龙脉”之上方；但明皇朝最后的下场，也不可谓不惨--最后一个皇帝吊死在煤山，而且位于中轴线“龙脉”之下。可叹复可悲者，到了21世纪，中国居然还有许多人大谈“龙脉”、“风水”。 第三种是“对国家的信仰”。这也不是明文规定，但却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存在。对国家的信仰，实质上是对国家权力的崇拜。前面说到两千多年以来，中国老百姓不能祭上帝，“皇天上帝”牌位只有一个，挂在北京天坛祈年殿里，天坛在全中国只有一个，而且除了皇帝一人去祭祀，谁都不许进。中古欧洲在宫殿之外，还处处有教堂，提醒老百姓知道国家之上还有更大更高者。但在中国大地上，老百姓能看见的最大最高者，只是国家的权力。所以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当中，下意识地存在对国家的信仰。这是一种国家主义。在1930年代，特定时期人为煽动的国家主义，尽管短暂，却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祸--日本、德国、意大利某些政客曾经把国家说成最大最高，主张对国家的信仰，结果深深地祸害了世界各族人民，也祸害了自己国家的人民，当时中共也反对中国的”国家主义派“。马克思主义也主张国家只是工具而不是目标，也反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总之，这种非宗教”信仰“值得批判地反思。 宗教信仰现在在中国处于合法地位的只有五种，即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