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教问题在当代中国仍然处于敏感区域，可谓水深不见底、雷多难绕行。其不必要的过于敏感也直接对中国宗教学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来，解决宗教问题并不难，因为在我们1911年之前的传统理解中不存在这一问题，在国外其他民族中也基本上不触及这一问题。所以，我们对宗教的“脱敏”实际上应是一种返璞归真、回归正常。不过，由于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曲折经历，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实质上体会到了一种从里到外的“被另类”，其真正恢复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而这一过程也尚未终结，所以我们的“恢复传统”或找回自我的“文化意识”，以及“与国际接轨”或形成人类共同体的“社会共识”，都必须继续走完这段历程；而其行进的时间长短、行进中的难易程度，则与其过程中的内外互动有着直接、密切的关联。过去历史中的 “被压抑”、“被封闭”，使中国在重新打开国门、与外交往时格外警惕，非常敏感，对于任何批评、指责、干涉和敌意都会加以防范、抵制、反驳，并由此产生 反感和不滿。在这种曾被欺侮而迄今仍未建立起信任关系的处境中，中国在其 内部尚未解决视宗教为传统发展的糟粕和外來干涉的工具的认知问题，而在对外关系上则对境外拿宗教来指责中国、说长道短极为反感，进而对宗教本身也加深了怀疑、防范、排拒和不信任的态度；尤其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彼此政治上的不信任和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上的冲突往往会使宗教被动地卷入到相互对抗、弈的风口浪尖上。这样，宗教在中国的处境比在任何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中都要更为复杂。本来是一个较为普通的问题，却因为这古今中外的复杂交织面 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敏感性的问题。宗教理解间题由此而处于传统与现代之区别或关联、中国与外国之矛盾或友好的焦点地位，中国社会对宗教的理解及态度也因此而留下了一条复杂的曲线。健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宗教在中国究竟应如何理解已经与“宗教在中国社会会 如何生存及发展”密切联系起来，因此也需要对之能有一个比较理想的解决。大致来看，我们至少要面对中国宗教理解上的如下一些难题，而且其解决的难度也极大；只有妥善解决这些绕不过去的难题，中国宗教的“脱敏”之路才可能真正畅通。那么，中国宗教理解的难度究竟何在？ 一、“中国无宗教”的心结增加宗教理解的难度 认为中国历史中没有宗教、中国文化不需要宗教的观点仍然存在，并仍为相当比重的人群所接受。自20世纪初与“新文化运动”相关联的“中国无宗教”论迄今仍大有市场，而且挑战着宗教乃“人类学常数”之说。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人类形成的早期并无宗教，宗教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产物，而且宗教恰如历史中的其它事物一样会有生有灭，不可能永远存在；此外，世界上也有很多人不信宗教，故此难将宗教视为“人类学常数”。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对“人类”的理解，即何为人性或人的本性？对原始文化和原始宗教的界定，即最初的人类文化是什么性质的文化？对宗教的心理及社会表述的理解，即何为宗教、其社会表现为何？以及对人类未来的展望和猜测，即人类最后的终结是否有宗教相伴？但这最后一个问题已超出理性探究的范围，其预设已经具有信仰把握的意义虽然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在宣称中国乃“非宗教的国家”、中华民族是“非宗教的民族”之后仍转向了佛教等宗教，其观点却流传下来，被人反复运用和论证。 在这种观点之后，则藏有对宗教的否定性、消极性理解，即认为中华民族乃是高于宗教的思想文化体系。梁启超关于宗教贵信、哲学贵疑的区分，以及中华文化的“哲学”性质之断言，形成了中国知识阶层中轻蔑宗教的习性，甚至一肯定儒家的学者也不认为此乃宗教，而强调儒教作为社会人格的教化是“属世间法”的与“出世间法”的 宗敎有明显而根本的区别。过去学界宣称儒教是宗教'其实质乃基于对儒教的贬低或否定。 基于这种认知积淀，儒教作为传统中华文化的象征标志并没有得到“正名”，对孔子形象的褒贬、儒学作用的质疑，使今天的儒家复兴步履维艰、遥遥无期。其它宗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社会下层的精神需求，不被人看好或看重；不少人会把宗教视为社会上“有问题”人群的信仰。所以说，“中国无宗教”的断言实际上乃基于认为宗教“不好”的价值判断。其问题的解决，则会回到对宗教的本质、宗教的价值的判断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当今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宗教正面或中性的评判也越来越多，但整个社会对宗教的认知氛围并没有出现质的改变，仍缺少对宗教较为正常或平常的认识。所以说，这种对宗教积极认知的量之积累，还不足以使之产生质的突破。 二、宗教被视为“落后文化”，增加了其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难度 关于宗教是“文化”的讨论，曾经标志着中国大陆在宗教问题上拨乱反正的一个分水蛉。从宗教是“鸦片”到宗教是“文化”的认知，代表着20世纪中国宗教认知上的一个突破或飞跃。“鸦片论”对宗教基本上是否定性的价值判断，而“文化论”则对宗教至少是一种相对中性、比较客观的判断和认可，因为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对之可以吸纳、继承和扬弃，而不再是简单的否定和抛弃。在此，不仅有着对宗教价值判断上的肯定，而且也自然引出了对社会功能的相对肯定。不过，仍有人认为宗教纵令可被归入人类文化的范畴，但宗教文化也只不过是落后文化、守旧文化，因其保守性而只能是对过去传统的回忆，不可与先进文化同日而语。在今天中国所倡导的文化建设，文化发展和文化繁荣中，宗教文化的定位故颇为模糊，其作用似乎亦语焉不详 。不少人仍不太主张突出宗教的 文化性质及文化功能，而坚持其为一种虚幻、唯心的信仰。由于宗教文化的“唯心“性质．遂被认为很难跟上社会文化的朝前发展；特别是当社会文化从宗教文化转向世俗文化之后，宗教文化则被视为是被社会发展所淘汰、难以与时俱进的落后文化，按照这种认知模式，似乎宗教文化不能归入先进文化，更与社会发展、变革的革命文化无缘。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文化态度在涉及中国社会发展时发生了纠结、冲突，一种为激进的文化态度，另一种则乃中庸的文化态度。激进的文化观主张社会变革、更新，而且多在改朝换代的实践中在社会上得以实现。必须承认，这种文化态度在中国文化发展中颇得人心，大有市场，但也经常容易转变为偏激，成为社会动荡、变革中的重要价值取向。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权变动的，多为这种文化观使然。因此，中国社会舆情比较倾向具有革命意向的文化，主张不破不立，易于接受斗争哲学。那些愤世嫉俗、桀骜不驯、特立独行、敢于批判社会的人士往往会受到社会的青睐或同情，从屈原到鲁迅，我们可以找寻出这一发展的历史踪迹。甚至在当代社会，这一传统仍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被保留下来。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顽强地传承中庸文化的传统，保持住中庸、平和、稳健、共融的特色，这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倡导“和合”精神的努力中同样可见一斑。这种强调社会稳定、国家一统的文化观在历史上则多被看做相对保守、温和的文化价值取向，其特点之一是不再突出个我，而是为社会整体民族和睦、国家统一、公共利益而牺牲自我、委曲求全。 中国的宗敎文化就多属于这种突出主张和谐中庸、集体整合的文化观，从而长期以來被统治者所认可、容忍，并得以吸纳、应用。今天中国社会文化正明显地处在一种失衡状况之中，因而尚未找到或找回中华文化的本真。一方面，按照历史发展的惯性，人们仍在肯定、赞颂那种革命，造反的“新”文化态度，甚至包括执政者本身也在无意识地推崇、支持这种文化；但另一方面，社会又希望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中庸、团结，舍小我为大我；这实质上却需要的是中庸文化，其中就包括宗教文化，从新政权的建立，已有60余年告别革命而执政管理的经历，但革命文化的精神仍不断体现，直至到“文化大革命” 而登峰造极。为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社会已不应该再有以前那种夺取政权的激烈革命，而其“革命”之潜意识的留存确使之仍然不能宣称或支持“告别革命”的表白；社会需要”维稳”的举措，但缺乏一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维稳文化”，以往曾在维系社会稳定、政权稳固中起作用的传统文化仍被归人“封建文化”或”落后文化”而继续锁在历史的冷宫。人们对“文化保守主义”的防范甚至会超过防范“极左思潮“的程度。在这种现实文化窘境中，宗教文化的处境及地位自然亦相当尴尬。 三、对宗教“有神”论的贬低增加了 消解其与主流意识形态之张力的难度当代中国社会对宗教的一个基本认识即宗教乃“有神论”，相信鬼神、超然存在和彼岸世界，从而与坚持“无神论”的执政党及其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尽管人类社会自近代，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已经进入了不同宗教对话，以及宗教与其它意识形态、政治思想的对话时代，人们强调的是认识论层面有神与无神观念的对比和对话，却仍有人坚持有神与无神的争论不可能停止，双方根本无法对话。甚至在这种探讨中对宗教知识的描述，介绍和学术研究也被视为是“学术宣教”而遭到指责。于是，对宗教有神论的态度似乎只剩下无神论的批判和 “战斗”，其余则属多余或会被质疑。按照这种思维模式，客观、中立、学术性地研究宗教的“宗教学”实质上也被斥为宗教范围内的“宣教学”，而对宗教文化的强调也会惹上“文化传教”的嫌疑。一旦涉及宗教的观念、信仰和价值体系，就有可能遭到“媚教”、“宣教”的指责和对宗教充满故意或怀疑的批评。从当前中国对待宗教的主流政治观念来看，社会“和谐论”只是具有“社会”意义，而并不具有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因此对宗教也只能是“社会表层和谐”而必须保留“思想深层区分”，在思想、精神、价值观上则根本没有二者的“和谐”可言。这种观点强调，共产主义思想意识不可能与宗教有神论唯心思想体系有任何关联，因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性质与宗教世界观无一例外的唯心主义性质乃格格不入的，其分野是根本性的，故而无法调和与兼容；这样，共产主义与宗教之间从一开始就有了明确界限，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解放则必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共产主义则直接从无神论开始。所以，执政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无神论”性质使宗教有神论与中国当今主流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及张力不会消失、不可克服。 尽管经典马克思主义强调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尽管今天的中国宗教徒绝大多数乃“生在红旗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成长，但其宗教信仰却仍会被视为“旧社会的残留”、是一种反映“旧制度”的存在，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由此而论同样也没能使宗教徒在世界观、认识论上脱离唯心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宗教在这种框架中是被理解为存在与意识相脱节、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分离的。正是在这种认知中，对宗教价值、积极因素的肯定似乎就会伤及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宗教在价值观、伦理观上对群众的正 面，积极影响也仍会被看做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争夺群众。其结 果，对宗教的负面意义必须加以批判，而对宗教的正面意义也不得不势必加以否定。但它还带来了另一后果，也就是我们对自己所在的当今社会同样会感到说不清、道不明了，很难言述“神州”无“神”该为“何州”。 四、把宗教与敌对势力的关联增加了 在中国仍有不少人认为，以“敌情”观念来看宗教有其一定道理，因为宗教与敌对势力、境外反华势力的直接关联乃不争的事实。中西“冷战”关系的延续，境外一直不停地以宗教形式的渗透，仍在加深这种看法。从宗教层面上，当今中国谈论较多的是基督教代表西方精神对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精神的挑战。大卫·艾克曼在《耶稣在北京》中关于“基督的羔羊”终将战胜“中国龙”之说，就像警钟长鸣那样在当代中国人的脑际回荡。而在政治层面上，美中关系实质上的未达和解也使中国人尤为担心。精通中国语言的前任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是美国摩门教的重要人物，他曾作为美国共和党2012年美国总统参选人之一而在（据201 1年1 1月20日报道，CBS）电视辩论中公开表示中美之间是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关系，二者不可能有“双赢”，只有使中国弱化，美国才可能重新强盛；为此，他甚至公开主张要联合中国国内5亿互联网用户和8千万博主（其中主要是年轻人）来“扳倒中国”( take China down)o洪博培是具有宗教背景，且对中国比较了解和友好的美国政治家，虽然他是为了竞选而“煽情”，也很难说就代表了任何社团或势力，但他的这种舆论导向本身及其在美国社会的反应，自然在当前中国会引起密切关注和某种担忧。 西方政治界和宗教界（特别是基督教界）这类针对中国的言论，以及在中国国内揭露出来的来自境外宗教及具有政治内容的渗透，使中国人很容易感到宗教好像是敌对势力、境外反华势力的天然联盟，觉得宗教可能常会扮演被这势力所操纵的渗透、分裂、破坏和颠覆中国的角色。很显然，在这种民众心境和社会舆论的影响下，宗教不可能得到可靠的信任，故而对宗教多为提防心态，涉及宗教的种种考虑也易于与维稳、防渗透和反分裂之需联系起来。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宗教在中国的社会处境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宗教的发展也相当迅猛。应该说，宗教信仰自由的国策在整体上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中国政府的宗教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效，现实生活中的宗教似乎已不再那么敏感。但在深层次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上，在涉及一些核心观念的对比下，仍有许多现实问题令人感到困扰、仍有不少思想障碍并没有得到根本克服，社会仍在以颇为敏感的神经、过多负面否定的心境来观察、对待宗教。由于宗教“脱敏”的难度太大，故使宗教的正常化颇为不易，人们也很难达到看待及对待宗教的 “平常心”。尽管中国宗教理解的难度如此巨大，中国当代社会的宗教却仍然非常活跃，取得了很大规模的发展；对宗教的科学研究、中肯评价也颇有声势。这就充分说明当今中国的确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历史的发展在稳步朝前。巨大、丰富的中国社会实际上以这些矛盾、分歧而展示出其多元及潜在的发展态势。跟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处境一样， 当今中国的宗教理解同样也是充满着积极的希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卓新平，原文标题：《中国宗教理解的难度与希望》，道教之音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