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以后,华夷混杂,变乱相仍的局面,又造成历史的巨变。而在文化思想方面,佛教有禅宗的兴盛,涵融中印文化于一炉。道教除了前蜀有杜光庭的弘扬提倡,并撰作科醮,意造经文以外,因为有命世仙人吕纯阳的首倡,以沟通禅宗直指身心性命之学,与道家修炼生命之术,合而成为性命双修的丹道之故,渐已调和六七百年来道佛两教的争论而归于一致。自唐末到宋初百余年间文化思想的明争暗斗,已经不再是昔日道、佛两教间的争执,而是士大夫们新儒家学说振兴的结果,造成排斥佛、道两教学说为异端的思潮暴涨。到了宋太祖赵匡胤乘陈桥兵变登位以后,他以军人而兼学者的典型,酷好文学。加以宰相赵普的质朴无华,因少年失学,自己谦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老实作风,早已种下开启宋代新文化运动的因缘。后来又有范仲淹的笃实纯朴,与大臣富弼等极力奖掖文人学士的自由讲学风气,致使两宋间五大儒应运而出,创建宋代儒家理学的宗派,使儒家走上比类宗教的途径,确立后世并称儒、释、道三家为中国文化主流的传统。质实言之,开创理学五大儒的思想,不是援禅讲理,如周敦颐、二程兄弟等,即是援道入儒,如朱熹、邵康节等。因此,又促成宋末元初道教的演变,而有王重阳、丘长春师弟们所建立的“全真道”,足与唐代吕纯阳的新兴道教媲美千古,且与张道陵世系的天师道互争雄长。宋、元之间学术思潮的三家交炽,使不学无术的大元帝室政权左右依违于三家文化的暗潮中,无法自主,仅数十年间,便促使其寿终正寝。此一原因,往往为古今研究中国文化学者所忽略,深资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