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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文化，由上古时期的文昌星宿崇拜开始，由道教将其与蜀地梓潼神崇拜相结合，推出了文昌帝君。经过唐宋以来历代帝王对文昌帝君的追封，儒释道合力的尊奉，文人士大夫的推崇，最终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文昌文化。 一、文昌文化的发源和形成 道教对文昌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历史贡献。文昌帝君的产生经过了从星神到人神的复杂变化。 文昌本星名，亦称文曲星，或魁星，古时认为是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史记》载：“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在斗魁中，贵人之牢。” 唐司马贞《索隐》引《文耀钩》曰:“文昌宫为天府。”又引《春秋元命苞》，称“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后世称文昌宫为“文星”、“文曲星”，专司人间功名禄位。文昌神信仰基于古人天体自然崇拜以及对宇宙秩序的思考，把魁星与人间社会秩序相联系，赋予主宰人间的功能。  梓潼神张亚子，来源于东晋宁康二年（374），蜀人张育（即张亚子）抗击前秦苻坚的故事，后唐玄宗入蜀，有感张亚子抗击前秦之英烈，遂隆重祭祀，并追封为左丞相。 南宋时期，道教将文昌神和梓潼神合在一起，完成了星人合一，并尊之为“帝君”，纳入道教神仙体系。孝宗时期的蜀中道士刘安胜，托“鸾笔降书”撰造《高上大洞文昌司禄紫阳宝箓》，制作了多种文昌经书，如《文昌大洞真经》、《元始天尊说梓潼帝君本愿经》等经籍达20多种（多收入正统《道藏》及《藏外道书》），使之在道教神仙系统中拥有崇高的地位。 道教独撰了“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的说法。道士刘安胜宣称玉皇大帝已将张亚子封为主文运、司禄籍的“文昌帝君”，首次明确地说张亚子奉玉皇大帝旨意，掌管文昌府事和人间功名禄籍。如《元始天尊说梓潼帝君本愿经》载元始天尊说：“迩者蜀有大神，号曰‘梓潼’，居昊天之佐，齐太乙之尊，位高南极，德被十方。掌混元之轮回，司仕流之桂禄。……”定帝君之职为：“桂禄籍汝司，文章为汝全，若要登仕径，赖汝为衡权，善恶是祸福，通达在因缘，把笔为直书，荣枯岂偶然，有福必有报，无善亦无偏。” 。 由此，道教将梓潼神和文昌神在职司上完全合并。文昌神的职司是掌文事，司禄籍，察善恶。掌文事，即主天下文教昌明，科举神和道德神合为一体，文昌帝君应运而生。对梓潼神的崇敬又上升为宗教信仰。合并后的文昌神正式成为道教的大神，地位仅在玉帝之下，始领受道教信众香火。 延佑二年（1315），元仁宗下诏开科取士、偃武兴文，这是元朝开国后首次考试。第二年（1316），元仁宗加封张亚子为文昌帝君，祈求元朝文运大兴。从此文昌帝君便成为读书人的偶像和保护神，文昌宫便成了学子们终年祭祀的神圣殿堂。正是在道教和文人儒士的大力推崇下，唐宋元明九个帝王的不断加封，梓潼神才与主管文运的星宿文昌星重合，梓潼帝君变成了朝廷正式推出的文昌帝君。 古代的举子们亟需一个科举的主宰神，而统治者更需一个国家的科举守护神，在民俗、皇权、社会变迁、道教等多种因素和力量的推动下，文昌帝君最终成了中国境内掌管文籍官禄、声威显赫的大神，受到仕人举子与平民百姓的广泛崇拜，文昌庙也遍及天下。 从此国家有了名正言顺的科举神，并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文昌文化。各地都争相兴建文昌宫祭祀。 二、儒释道合一的文昌文化 道教推出文昌帝君后，并得到朝廷认可，很快被儒释道所共同尊崇，从而发展成跨教派、跨阶层的文昌文化。 首先，文昌文化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儒家的仁德内核和忠孝品格，佛教的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道教的行善积福和福报现世，都融合到文昌文化中。文昌神的仁德神格，决定其重视人伦道德。如：“立身唯存忠孝，莫负君禄亲恩”，正是儒家思想。文昌文化的“忠孝敬信”道德标准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伦理道德高度一致。文昌帝君关心现实人生，“利国利物，为国安民”，做人行事以行善为准则，以积德为根本，是道教积极倡导的思想。文昌经诰中，劝人慈悲，戒杀，又与佛教有很深的渊源。文昌帝君本人就经过七十二轮回的转世。道教把文昌君直接纳入教内，封其为“元皇真君大帝”；佛教将文昌君封为“证果定惠王菩萨”，道、佛两教都在自己的庙宇里给文昌君建殿塑像，供奉香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