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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全文仅五千余言的《道德经》，是先秦诸子百家中道家的代表作，更被道教奉为最高经典。初识《道德经》时，通篇频繁出现的一个字——“道”——把我搞得晕头转向，这个“道”究竟是什么呢？我不得不进行深入研究。 《易经》把“形而上者”称之为“道”，“形而下者”称之为“器”。《道德经》则是把“道”分为“道”和“可道”，从“道”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第一章）”、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十四章）”的状态来看，“道”是至虚至灵的宇宙能量和造就万事万物的原始动力。老子不仅把“形而上者”称之为“道”，还给它取了很多名字，如“谷神”“玄牝”“大象”“一”“朴”等等。“可道”则是由“道”所产生、养育的有形有相的万事万物，老子称它们为“德”。“道”与“德”，一个是天地之始，一个是万物之母。 “道”是“众妙之门”，相对于“形而下者”的具体、可触摸感知的具体物象。“道”属于宏观的、思维的范畴。 从整体来看，《道德经》博大精深，内容涉及到宇宙、自然、哲学、治国、用兵、处世、修身等方面。其思想精髓具有跨越历史、跨越宗教、跨越文化的永恒价值。 《道德经》的宇宙生成论体现在第二十五章中：“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宇宙论，与现代宇宙大爆炸理论不谋而合。他认为，在宇宙大爆炸开始之前，就有一股能量混然而成了，且无声无形，寂静而空虚；它不依靠任何外力而独立长存，永不停息地向外膨胀，最后产生了天地万物。这股能量该如何描述？老子给它取名为“道”，进而勉强给它起个名字叫做“大”。但是，“道”生产万物之后并未就此结束，而是广大无边地永远在帮助万物生生不息。宇宙中的“道” “天”“地”“人”都被称为“大”。宇宙中的这“四大，人是其中之一”。人要效法于地，地要效法于天，天要效法于道，“道”就是这样自然而然存在而发挥动力作用的。 《道德经》的自然观表现在第三十二章：“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老子认为“道”永远是无名的,处于未经任何雕琢的真朴状态。 “朴”散在之后，落实到“候王”的执政上，就是敬天爱民。如同“天地相合，以降甘露”那样，去其私情偏执，顺遂自然正道，使人民各随其性，各随其生，雨露均沾。老子根据“朴”散在之后的状态，又认为候王建立管理制度，确定各种名分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他也劝告他们，要懂得在制度名分范围之内行事，否则，就会有危险。老子之所以要劝告，理由在于“候王”若能抱朴守一，就等同于“得道”，“得道”的人如同众水归于江海那样，在治国上一定得顺其自然而秩序井然。如此，人民就会像众水一样自动归附于“大海”。 作为“中国哲学之父”， 老子丰富朴素的证法辩思想为：善恶、美丑、长短、高下、前后、有无等都是对立的统一的，失去了一方，另一方也就无法存在；事物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道德经》第五十八章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讲的就是矛盾存在与相互转化的规律。 《道德经》的治国、用兵、取天下观点发挥在第五十七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 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的“以正治国”也即是“以道莅天下”。“以道莅天下”，首先要端正自己。自己端正了，“其鬼”就“不神”了。老子主张“以奇用兵”，是因为战争是以克敌制胜为目的。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出奇”是正确的。老子认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二者只要配合使用，就可以获得最好的效益。但要治理好天下则必须“以无事”——不恣意扰民。忌讳多了，人民跋前踬后,动辄得咎，就无法发挥智慧和创造，自然陷于贫困；利器多了，人民借此牟利，彼此钩心斗角，国家难免混乱；伎巧多了，人民求新求变，花样层出不穷，邪僻怪事日增；法令太多，大盗小贼却又丛生。怎么办呢？执政者还是要做到“无为”、“好静”、“无事”、“无欲”。 《道德经》尤其倡导“无为”。一句“上善若水”点明了“处世、为人”的最高境界。水甘居下流，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是最柔弱的。但柔弱之水一旦集聚起来便可载舟覆舟，无坚不摧。将“无为”推广开来，就有了“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生存”、“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柔弱胜刚强”等“谦下”智慧。这便有了“以其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最大收获。 《道德经》还包含了许多为人处世的价值观：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历代以来，为《道德经》作注解读者难以计数。有从养生方面研究的，如河上公，吕洞宾；有从哲学方面研究的，如王弼，陈鼓应；有从政治方面研究的，如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赵佶；有从文学方面研究的，如苏轼；有从宗教方面研究的，如明代憨山德清和当代任法融大师等等。《道德经》义理深邃，有其特殊的魅力。其无穷魅力又与时代脉搏一起搏动，令研读者勃兴了莫大兴趣。但在“道”与“德”的理解上，则又取决于解读者的知识结构、悟道经验，愚以为，除老子本人可以用清晰的语言来传达他的心愿之外，多数人的见地都是有限的。毫无疑问，这部《道德经漫议》的理解一定是有局限性或失之偏颇的。 2014年9月23至25日，骊山老母宫承办了由陕西省道教协会主办的“陕西省道教第三届玄门讲经”活动。活动期间，胡诚林会长对我说：“本次讲经活动意义颇丰，希望你能够借这次活动契机，在老母殿内积极推动讲经活动，以提高道友学习道教经典教义的热情和修行的正确方法。”胡爷对我笃近而语重心长的话语，使我怦然心动，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他的期望。讲经活动结束后，我便组织老母宫全体教职人员开展一周一次的《道德经》读经活动。本着“和而不同，坦诚相待”的原则，以期在提问和探讨中迸发道友们智慧的火花。在这个过程中，我把研读交流所得整理成文，集腋成裘便有了此书。 只有初中文化的我，出家修道二十余年以来，《道德经》这位挚友与我日夜相伴。但相对于它的博大精深，我领悟与践行的不过是泰山一抔而已。然而，我仍乐此不疲。最后，感谢为本书文字做了大量修订工作的刘建民老师！ 愚人（金明立）2016年3月20日初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