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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破获离奇“仙姑案” 民国末年，西安警察厅破获了一起假借法术敛财行骗的“三仙姑案”，现场查出堆积如山的黄金现钞。事实上，这一处香火鼎盛、人声鼎沸的“佛堂”早就引起警方重视。令人咂舌的不单是骇人听闻的金银数量，更有神坛中惊现的机密军事文件。这些文件不仅包括西北各地军事要塞的照片，还包括一副完整的郡县军马场地图，以及若干木质图章和资金来往账册，成为倒卖国家军事机密的铁证。此案迅速由民间纠纷上升为大案要案，成为民国末年轰动西安城的大事件。 民国末年的三仙姑事件并不偶然。当时西安民间宗教并未因“科学”“民主”等新观念的传入而衰落，反而日渐兴盛。用当时激进的唯物主义者的话来说，就是封建迷信活动依然方兴未艾。无论是根植于悠久历史的传统佛道二教，还是盛行于西北回族的伊斯兰教，这些宗教依旧在民间生生不息，信者甚众。加之在清光绪年间接续唐代景教重新传入西安的基督教，世界三大宗教在此汇集一堂，并行不悖，可谓三足鼎立。民国时期的西安民众并不缺少可滋信仰和膜拜的神仙，为何这个不属于“名门贵族”的三仙姑能够从三大宗教和其他民间教派中脱颖而出，独得上层精英的青睐和追捧，成为风靡西安城十余年的神迹标杆，大肆敛财，甚至染指国家军事机密？其中的奥秘，还要从三仙姑初入长安说起。  1930年代的西安街头 唐代狐仙重返“长安” 清代康熙年间西安城西门附近有一处水井，因水质清甜甘冽而得名甜水井街。城内居民纷纷来此汲水买水，因此成为城西繁华之所，各界政要富商多在此居住。到了民国末年，甜水井街穆家巷的一座大四合院里突然来了个“梅三仙”设坛做法。据说她乃老佛爷感众生困苦，以女身临坛幻化而成，善知人间吉凶祸福，极尽玄妙之能事。虽说“五四”的新风早已遍及中华大地，但对闭塞的西北之地来说，民国的新事物还停留在纸面，就连西北最为开放的首善之都西安也概莫能外。城中笃信金华老佛的善男信女甚多，由于和金华佛搭上渊源，加之明清时期以观音为代表的“女神”热的流行，早年间拜求仙姑赐药和占卜之人不在少数。也许是上天有好生之德，求药的人病情均见转好，仙姑的预言也没出过大纰漏。一来二去，仙姑的神力倒在四四方方的西安城里闯出了些名堂。  今西安城墙安定门（西门）甜水井 如果仙姑没有碰上命中的贵人，那么她和乡间其他骗钱的村妇巫医并无异样。直到她无意间治愈了某位势力遍及川陕军政商三界要人的家眷。据说这位夫人所患顽疾药石罔灵，城内名医皆束手无策，病急乱投医之下寻到仙姑。也许是夫人命不该绝，竟在服用仙姑赐予的丸药后症状舒缓，使得这位大善人对仙姑神技甚是拜服。所谓千里马须有伯乐识，大善人不仅广泛宣扬仙姑神通，本着三民主义的分享精神，还牵头举办了公德委员会，动用自身的人脉关系广泛拉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入伙，为仙姑摇旗呐喊。 有此靠山相助，仙姑的神力不仅名扬全城，更是远及西北各省，外地慕名而来的信众越来越多。也许是西安的上层名流看中了仙姑的潜力，在公德会宣传下，仙姑另投门派，放弃佛爷托身的渊源投奔去了狐大仙座下，化身唐代长安火烧壁狐大仙，从外来户变成正宗的本土上古神仙。  火烧壁地名一直沿用至今，位于西安明清城墙外西北角丰禾路，只是古老传说的遗迹已渺不可寻，火烧壁地名的来源也鲜为人知。 提到鼎鼎大名的火烧壁狐大仙，老西安人可谓无人不知。相传唐代有陕人经商由川返长安，路过长安城西北密松林，惊见堂皇大宅一座。重访故地却渺不可寻。官署听闻后派兵焚烧，仅余石碑残壁和狐狸尸骸，以为是狐仙洞府，又传说洞中仅有三狐狸逃出升天，化身成人为信众占卜医病，故而将遗迹命名火烧壁。在老百姓心中，长安狐大仙比西方佛爷更得乡党信任，加之火烧壁传说在本地流传甚广，这一修改籍贯的本土化尝试可谓相当成功。  民国时期的狐仙崇拜（《秋海棠》，1946年第3期。） 神怪法术显神通 三仙姑能够对抗传统佛道信仰和新近舶来的基督教，同时在众多野生民间宗教中脱颖而出，自然有其独到之处。与一般山野神婆在祈者或自家随意施法不同，仙姑信仰多元文化，提倡拿来主义，走混搭风格：设的是佛堂佛龛，供的是仙姑照片，开的却是道家仙坛，行的则扶乩法术。如此将各路神仙法术混搭在一起的大杂烩并没有引起原教旨主义者的反感，反而让信众摸不清仙姑的来路，更为其添了一份芜杂的魔力，请求入坛之人络绎不绝。拜仙姑的程序极为复杂，需组织中有头面的弟子引荐方可得其门而入。仙姑坐于密闭内堂施法，从不踏出半步，除了四大护法弟子，无人得见本尊。曾有人欲从蒙受仙姑法力的信徒口中探知坛内秘辛，无奈多数信徒皆三缄其口。只有少数与庸众争论仙姑神技的信徒在激动之时才脱口泄露一二天机。据说仙姑临坛之时，先有轰鸣声自屋顶而下，仿若雷电倾至、飞沙走石之状，旋即灯烛自灭，堂内漆黑一片，俄而寂寂无声。四大护法弟子陪坐在侧，按女先男后呼唤信众依次入坛，在一片漆黑中向仙姑求卜吉凶。入坛前先要搜身，不能带入烛光之类的物品影响仙姑神力。无论信众职位高低、资产丰俭，进入坛内先下跪，再由仙姑从内堂帘内伸手递出瓜子，依据瓜子之数问话。多数占卜由弟子代为传讯，仙姑极少亲开金口。据有幸聆听箴言的信众回忆，仙姑尖细而混杂的声音里夹杂着浓重的本地口音，往往答非所问，似是而非。如果重复询问则会立刻招致诸弟子责难诚虔不足。故众人均以各弟子马首是瞻，绝不多言。  晚清乡民向女巫请求庇佑（《女巫宜惩》，《舆论时事报图画》，1909年第14期。） 作为法力无边的仙姑，不仅可以轻松预知吉凶祸福，治病救人更是不在话下。仙姑行医不行中医望闻切之术，单取一个“问”字，与占卜流程一样，在黑暗中赐予药丸，或令其中医弟子于开方后卖给求医之人药材。药方与药材的价格超过市价十倍以上，且必须在指定的弟子处购买，否则没收药方。虽然供奉之金水涨船高，但再高昂的代价也挡不住民众对三仙姑的狂热，每日参拜的信徒络绎不绝，每日人数多时不下百余人，少时亦有五六十人。这些信众并非只是目不识丁的老弱妇孺，供养者的主力多为商界闻人与文化名流，甚至还包括地方政府中人，几乎占据了西安城上流社会的半壁江山。1945年2月间，这些精英信众组成的公德会募得巨金在繁华的甜水井为仙姑修建了一座气派的四合院作为佛堂，同时将仙姑开坛制度化，特定阴历每月三六九日占卜医病，不再向百姓随时敞开大门。仙姑名气在外，得见仙姑的机会却愈发珍稀，所谓物以稀为贵，如此限量特供之下，人气不降反升，颇有千金难求的趋势。 在上流社会的示范作用和信众的口口相传之下，三仙姑之势如日中天，口碑和吸金能力均首屈一指。所谓日中则昃，权力圈更迭换代，贵人的势力大不如前。新任长官不喜怪力乱神，雷厉风行铲除卜筮命相之流。种种迹象表明：仙姑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仙姑”原是七尺汉 1946年12月27日，西安民政厅厅长彭昭贤奉命带领数十位警官及保甲冲入三仙姑豪宅，终于掀起了大唐狐狸精的面纱。据当天参与稽查的警察透露，进入雕梁画栋的佛堂之后，大家还没从香烟缭绕的迷幻晕眩中清醒，就被仙姑的真身给镇住了：宝莲灯座上哪里有什么三头六臂的美貌仙姑，分明蜷着一个珠光宝气的壮汉，在强光下瑟瑟发抖。按理说亲眼见到这般场景，信众应该恍然大悟了。然而有执迷不悟之徒，认为被触怒的仙姑发动体内的变性技能，借以惩罚这些冲撞狐仙元神的人，并呵斥众人速速离去。四警士将“仙姑”五花大绑，彭厅长勒令大汉要么拿出看家本领，要么显出狐狸真身。在现代化警力的监督下，仙姑的神道伟力不知去向，顶着一脸融化的浓妆和一头凌乱假发，与一众弟子颇为狼狈地被押进了男监候审。  秦渡镇南村村民叶某冒充的唐代叶法善像 这个凭借神秘主义而走红的大汉究竟是谁？仙姑本人身陷囹圄却拒不认罪，直到保甲长赶来，指认其乃陕西秦渡镇男村村民叶某，假托唐代道士叶法善之名常年行巫，真名已无人知晓。其在当地行骗屡被抓获，无计可施之下潜至省会重拾本行。屡屡失败的他深知“包装”神秘感的重要性，行巫伊始便秘不见人，并利用道听途说的狐仙传说招摇行骗，加之大善人的推波助澜，从阡陌小巫医华丽转身为长安三仙姑，一时竟风头无两。在城内豪宅设立佛堂后，叶某更是以收徒为名雇佣团队，专业维护和设计“神技”：所谓的仙姑发雷电，不过是在内堂之中以砂石掷之、电光扫之；所谓能够包治百病的仙丹，只是寻常泥土丹砂搓的丸子；仙姑预知祸福的能力则不过是借一口长安土音模棱两可地“捣糨糊”，借着这些装神弄鬼的伎俩大肆敛财。战乱的恐惧使得民众将动荡的未来寄托于超自然的神威。金华老佛、梅三仙姑、唐代狐仙、叶法善——这些门派各异、毫无关联的仙神妖怪被长安农夫叶某融为一炉，骗取了各阶层的信任与崇拜，加之官府的放任、精英的引导、信仰的混乱以及刻意营造的神秘杂烩主义——这一切因素合流一端，融入方才经过科学与民主荡涤的民众头脑，进而将潜藏在血液中的民间信仰基因重新激活，上演了一幕怪诞不经的民国玄幻侦探剧。  冒充清朝乾隆昌平公主的河南农妇王凤鹰，手法与叶法善如出一辙：均假托身份在西安活动，租用豪华场地，精心包装自身，利用照片崇拜，借信徒传话，自己极少开口，故弄玄虚大肆敛财。 而叶法善之流也并不曾远离我们。在三仙姑骗局过去80多年后，2015年，一个自称为乾隆三格格昌平公主的农妇王凤鹰出现在西安，带着上千亿的皇室资产为大清四处奔走，寻找愿意投入启动资金以获取高额回报的合伙人——这个打着解冻民族资产的低级骗局卷走了近600万元赃款。无论是“三仙姑”还是“三公主”，都有一颗不甘庸凡、剑指天上人间的野心。“她”们源源不断地接受着侥幸、恐惧、迷信特权以及贪欲的滋养，进而生长膨胀，最终被指认为天神或天潢贵胄，和贪婪而愚昧的人一起编织着一场场看似低级却经久不衰的骗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