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积极虚无主义何仁富积极虚无主义是尼采对叔本华悲观主义的消极虚无主义的革新，是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一般来说，虚无主义是旧的信仰的崩溃到新的信仰之建立的一个过渡状态。在这个阶段，一方面，旧的信仰虽然瓦解，但旧信仰的“影子”所带来的颓废仍在继续，旧的信仰还发生着一种腐败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创造力还不够强大，还不能创造出新的价值，新的信仰还建立不起来。所以尼采说：“虚无主义描述的是一种病理学上的中间状态（——病理学就是极度的概括，就是推论出没有任何意义——）”[1]。如果说消极虚无主义是生命力乏弱的人在这个“中间状态”的态度的话，那么，积极虚无主义就是生命力强大的人这个“中间状态”的态度。 在信仰空白的虚无主义状态，弱者要么惶惶不安的寻找随便什么“理想”来安慰自己空虚的灵魂，要么便象叔本华一样在承认生命无意义时也彻底否定生命本身。但是，生命力强大的人既嘲笑那虚假的“理想”，也反对那生命的悲观。尼采说：“我们带着轻蔑的怨恨看待那宣称‘理性’的东西；因为，我们之所以看不起自身，是因为不能始终压制那种荒唐的冲动，即人称‘理想主义’的那个东西。”[2]而悲观主义虽然比所谓的“理想主义”深刻，也只不过是“病态的象征”[3]。真正的健康的态度时，一方面正视没有信仰的现实，另一方面又要敢于在这种状况下不靠任何信仰生活下去。这种态度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就是彻底的虚无主义。 积极虚无主义是对“颓废”的克服，这种克服就在于，它一方面对传统价值进行彻底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把无信仰状态公开化、自觉化。也就是说，它是把不完全的虚无主义变成彻底的虚无主义；把隐蔽的虚无主义变成公开的虚无主义；把不自觉的虚无主义变成自觉的虚无主义；然后用积极的虚无主义克服消极的虚无主义，并为创造新价值扫除接近黄昏的偶像。尼采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虚无主义者。加缪对此评论到：“由于有了尼采，虚无主义似乎变得有预见性了。……在他身上，虚无主义第一次成为有意识的东西，……尼采从来只按照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去思考，他不美化世界末日，因为他想象得出世界末日会是一番什么卑劣的、费尽心机的景象，他正是要避免它的到来，并把它改变成为再生。他承认虚无主义，并把它作为一个临床症状去研究。他自称是欧洲第一位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但这并不是出于对虚无主义的偏爱，而是现状决定的。因为他太伟大了，他不能拒绝时代给予他的遗产”[4]。 尼采之所以能承担起“时代给予他的遗产”，全在于他有一种“真诚意识”，正是这种真诚意识，使尼采在否定一切价值时又对一些价值进行重估，从而完成了从消极虚无主义向积极虚无主义的“革新”。 2.41 真诚意识1865年，尼采放弃了他在波恩大学所修的神学，此举使笃信基督教的母亲和妹妹极为不安。妹妹写信对他说：“一个人总是应当在最痛苦的事情中寻找真理。如今一个人要相信基督教的玄义不无艰难，所以基督教玄义是真实的。”尼采马上给妹妹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21岁的尼采在这封信中表达了自己对真理信仰寻求的“真诚意识”。他写道： “你觉得要承认并接受所有这些使我们生长其中的，一点一点深深地根植我们的生活之中，被我们的亲友以及一大批杰出的人们视为真理的、而且不管它们是否真实无疑地在安慰和激励着人们的信仰真是那么困难吗？难道你认为这样一种接受比一场在怀疑和孤独中进行的、由于各种各样精神上的苦闷甚至悔恨而变得阴沉的、与一个人的所有习惯完全相对的斗争，一场往往会将一个人置于绝望之中，却有总是在不息的探索中找到通往真、善、美的新的途径的斗争更为艰难吗？” “所有这一切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难道我们应该恢复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关于上帝、现世与赎罪的种种观念吗？对于真正的探索者，他辛勤努力的结果难道不会显现出全然不同的东西吗？我们寻求的是什么？是安宁和幸福吗？不，除了真理，什么也不是，尽管它也许是痛苦的、可怕的。” “假若在童年时代，我们相信了一些灵活的救赎来自基督以外的神明，如穆罕默德，仍然会受到祝福，和基督所赐予的完全相同。因为给予幸福的，只是信仰本身而非信仰背后的客体……一切真诚的信仰都是根深蒂固的、确定不移的，都能给予我们所期望的祝福。但毕竟这种态度绝非客观真理的基础。” “人类的道路可分为二：假如你想望灵魂的安宁与幸福，就信仰吧；假如你要做一个真理的追随者，就探索吧”[5]。 正是这种对真理寻求的激情，使尼采进入哲学领域，并以其特有的敏感而掌握了时代之虚无主义病根，并开出了特有的药方，使虚无主义自觉化、公开化。 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实质上是对价值之根据的追问，它要求对以往一切现成的学说和信仰作批判的考察，检查其是否有可靠的根据。而对根据的发问又必然把人引向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作寻根究底的探索，即引向广义的形而上学。正由于尼采对探索真理的无比激情，因而他也是一个形而上学冲动十分强烈的人；而正是这种强烈的形而上学冲动，促使他追根究底地对以往一切形而上学（作为真理和价值体系）进行彻底的批判考察。尼采自己说：“在我看来，善意、精纯、天才算什么呢，倘若具有这些品质的人容忍自己在信念和判断方面无所作为，倘若他不觉得对于可靠信的要求是最内在的渴望和最深邃的冲动……置身于生存整个奇特的不可靠性和多义性之中而不发问……我觉得这是令人鄙视的”[6]。这样一种追究根据的可靠性，在信仰问题上不苟且、不作假的认真诚实的态度，就是真诚意识，它是走向彻底的积极虚无主义的“心理学”前提。 尼采认为，在一定意义上，真诚意识是历史上一切道德价值包括基督教道德价值给人类留下的积极遗产，但它的结果却使人们对基督教和道德本身发生了怀疑（至少对于尼采来说是这样）而走向彻底的虚无主义。尼采说：“我们丝毫无权规定彼岸，或物的自在，后者似乎是‘神性的’，似乎是真正的道德。这种认为乃是训练有素的‘真诚意识’的结果，也就是信仰道德的结果”[7]。“真诚意识终有一天要背离道德，因为它发现了道德目的论，道德的实利利 观”[8]。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道德总要求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它为根据，它在根据问题上的这种严格态度就促使人们对道德本身的根据提出了质疑。就象启蒙学者所说的，凡是存在的都必须在理性法庭面前证明其存在的理由，尼采要求，凡是以最高根据自命的一切，不管是“理性”、“善”、“上帝”或其他形而上学所设想的终极实在，都必须在真诚意识面前提出自身的根据。但是，如果能以其它根据来支撑的根据，又不可能是最高根据。于是，对根据这种“真诚的追问”，必然导致这样的结论，即不存在任何最高根据，所有的“最高根据”都是无根据的，是虚无的。“现在，当价值的来龙去脉业已澄清之际，宇宙在我们眼里也就失去了价值，变成了‘无意的’了。不过，这只是一种过渡状态罢了”[9]。这种作为虚无主义的“过渡状态”，是道德价值的自我消解，因为我们过去所信仰的一切最高价值都不过“是长期道德解释的结果，而今天，在我们看来，则表现为非真实的需求。因为，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们似乎是价值的依托，我们就是为它们而维持生命的。这种对抗性—我们认识了的东西不受重视，而我们想拿来欺骗自己的东西，又不许置评—就会产生一个消解过程”[10]。这种消解正是真诚意识返身面对自己而产生的将已有“真理”非真理化的结果。 当真诚意识返身自己，并从中孕育出对“非真理”（虚无）的要求时，他又能从真诚意识出发正视这失去一切信仰的现实，虽然这不勉给拥有这种真诚意识的主体带来一种近乎逼疯的幻灭感。尼采曾经这样描述他的这种虚无主义感受：“天神啊，赐我疯狂！那使我终于相信自己的疯狂！赐我谵妄和抽搐，闪光和黑暗，用凡人未曾经历过的严寒和酷热、喧嚣和鬼怪恐吓我吧，让我呼号，哀哭，如禽兽爬行，只要我能在自己身上找的信仰！怀疑吞噬着我，我杀死了法则，法则使我恐惧，就像尸体使活人恐惧一样。如果我不是比法则更多，我就成了一切人中最卑劣的人了。我身上的新精神如果不是来自你们，又来自何处？向我证明，我属于你们的吧；惟有疯狂能向我证明这一点”[11]。这个最后疯狂的人，由于自己的清醒，由于自己的真诚，不得不把“作为欧洲第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的命运承担起来。他要做一个真诚的人，不靠任何宗教或形而上学的信仰来安慰生活。他要“在自己身上找到信仰”。这无疑是最彻底的无神论，它堵住了任何产生神的可能性。所以巴雷特说：“如果无神论是人的命运，那么，他，尼采，就决定来当先知，以便提供必要的英勇榜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把尼采视为一个文化英雄：他甘愿以最剧烈的方式经受他的文化内部的冲突并且终于被这冲突撕裂。”[12] 真诚意识不仅使尼采正视时代的无信仰状态，而且也正视自己身上的“虚无主义”和“颓废”病患，从而将时代批判和自我批判结合起来。在《瓦格纳事件》中，尼采写到：“一个哲学家对自己的起码要求和最高要求是什么？在自己身上的克服他的时代，成为‘无时代的人’。那么，他凭什么去进行他最艰难的斗争？就凭那使他成为他的时代的产儿的东西。好吧！和瓦格纳一样，我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也就是说，我是颓废者。不同的是，我承认这一点，并且与之斗争。我身上的哲学家与之斗争”[13]。又说：“我必须有一种自我约束，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反对我身上的一切疾病，包括瓦格纳，包括叔本华，包括整个现代‘人性’。——对于时代的、合时宜的一切，全然保持疏远、冷静、清醒；作为最高的愿望，有一双查拉图斯特拉的眼睛，从遥远的地方俯视人类万象—并看透自己……为这样一个目的—任何牺牲，何种‘自我否定’会不值得？”[14]尼采终于以其特有的“真诚意识”而把自己带上了积极虚无主义之路，他不仅否定了那曾经给自己极大安慰的瓦格纳音乐和叔本华哲学，而且否定那整个时代《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他通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上帝死了，请正视这一《悲剧的诞生》吧，请《重估一切价值》吧。虽然这一切在他的时代被看作《不合时宜的考察》，但它确实预示了新世纪的《曙光》。 2.42 “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积极虚无主义虽然是对消极虚无主义的超越，但它本身毕竟还是一种“过渡状态”，还不是新价值的创造，而只是新价值创造所必由之路。在这种路上包括两个环节，即否定一切价值和重估一切价值。尼采认为，要克服虚无主义就必须推至极端，即提倡一种最彻底的虚无主义，在根本上否定一切价值的存在。这就是所谓的“一切皆虚妄”。不过，既然世界所提供的一切都是虚妄的，那么对于人来说，就没有什么必须遵循的法则和价值，于是，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凡所说的“一切皆允许”。“一切皆虚妄”和“一切皆允许”是积极虚无主义的两面，前者是对世界而言，后者是对人而言。 传统形而上学在设定最高价值时，是把存在有一个“真正的世界”作为其大前提的，并且这个“真正的世界”又被视为现实世界和人生的根据。“一切皆虚妄”从否定这个大前提着手，否定一切最高价值存在的可能性，从而确认了世界和人生本身是没有根据的。在尼采看来，世界只不过是生命的强力意志永恒轮回而形成的生成过程，我们不可能在这个“表象世界”背后再寻找到所谓的“存在世界”。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关于世界和人生的解释就不可能是有根据的真理，而只能是无根据的信仰，是没有实在与之相对应的价值设置，其根源在于人的生命力而不在于世界。尼采认为，我们所有的认识，只不过我们生命力所发射出的对世界的透视，透视的过程，既是解释的过程，又是意义置入的过程。认识的结果，我们所形成的“世界图式”，只不过是一种透视的假象，而不可能是对世界的“反映”，因此，对世界的一切解释，不管是形而上学的还是基督教的，不过是康德的还是叔本华的，甚至尼采自己的，在它们不是真理而只是透视的假象这一点上，是完全平等的，因为本身就不存在真理。但是传统形而上学却把假象当做真理，并以此否定现实世界和生命本身，而尼采自己则承认它的解释的假象性质，并提出尽管也是“虚妄”的但却是有利于生命的新的世界解释。 通过否定“真正的世界”这一形而上学价值设置的大前提，尼采使虚无主义彻底化而导致“一切皆虚妄”的结果。尼采说：“彻底的虚无主义就是在涉及人们所承认的最高价值时，确信生存是绝对没有根据的；包括这一识见：我们毫无权利设想一个似乎‘神圣’，似乎是真正道德的彼岸或自在之物”[15]。由此，便“不存在真理；不存在绝对的物性，不存在‘自在之物’。——这就是地道的虚无主义，而且是最极端的虚无主义。它恰好把事物的价值置于这一境地，过去和现在均无实在与此价值相对应，相反，事物的价值无非是价值设置者方面力量的标记，是生命目的的简化”[16]。这种虚无主义把一切都置于虚妄的境地，也就意味着信仰本身成了无根据的，或者准确地说，是缺乏“外在”的根据的。因而，信仰就只能从信仰者自身的生命力寻找根据。这就使人本身丢掉了外在的包袱，把人本身归还给了人自己，这无疑是人的一种解放。这种解放，尼采把它表述为“一切皆允许”。 尼采说：“虚无主义最极端的形式就是认为：任何信仰、任何信以为真都必然是错误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真正的世界’。于是，一种透视的假象，其根源是在我们身上……在这个意义上，虚无主义否定了真实的世界、存在和神圣的思维方式”[17]。在否定了这一切后，由彻底的虚无主义眼光看来，善与恶、幸福与不幸的区分也就成了虚妄，包括善、幸福在内的一切价值都丧失了其存在的价值。正因为一切价值都没有了价值，才给新价值的产生提供了空间，“假如根本就没有什么真实的世界，这种非信仰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新的价值（这样，过去在存在世界中已经消失的价值感又变得活跃起来了”[18]。尼采对此十分欣然：“地平线对于我们仿佛终于又重新开拓了，即使它尚不够明晰，我们的航船毕竟可以重新出航，冒着任何风险出航了，求知者的任何冒险又重得允许了”[19]。这是一个具有真诚意识而曾经苦苦追究终极根据却最终发现这些根据都只不过是人工伪造的“彻底虚无主义者”的欣然。 既然“一切皆虚妄”，一切目的、意义、价值都是人自己设立的，那么，人也就因此而获得了“一切皆允许”的彻底自由，他既可以自己给自己一个目的，也可以什么目的也不给而就满足于无目的和无意义。既然对世界的解释都属于“虚妄”的，那么，人就完全可以从生命的利益出发，用审美解释这种“虚妄”去代替道德解释这种“虚妄”。所以，尼采提倡一种酒神世界观并名之曰“狂喜的虚无主义”[20]。 对于尼采所说的“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我们更应该从其本来的文化意义上去理解，而不是只停留在其表面的字面意义。“一切皆虚妄”的本意是要揭露旧价值之“虚妄”，道德之“虚妄”；“一切皆允许”的本意则是要“允许”创造新价值，“允许”对世界进行审美的辩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才说：“创造了这个有价值的世界的是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等于认识到，崇敬真理乃是虚假幻象的结果——认识到，人们更应当去崇敬远远超过了真理的那种创造、简化、形成和虚构的能力。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21] 2.43 一切价值的重估积极虚无主义不仅以宣布“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的方式否定一切旧的价值，而且还指出了克服这种虚无主义本身的道路，这就是一切价值的重估。在尼采看来，彻底虚无主义是一切价值重估的前提，而一切价值重估又是克服虚无主义的必由之路。正是这两者，作为否定和肯定的两面，为新价值的产生开辟道路。 在尼采看来，最高价值由建立到崩溃，最终导致“消极虚无主义”，这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而由“积极虚无主义”到一切价值的重估，再到新价值的建立，则完全是一个由人的意志发动的人为的过程。正是这后一过程改变了虚无主义的性质，使之由历史的困境而转变为历史的进步，并最终导致虚无主义的克服。 尼采计划中的自认为最重要的著作是《强力意志》，而他给本书加的副标题就是“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尼采对这个标题作了这样的解释：“可不要错会了这本未来《福音书》开头标题的含义。《强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我用这个公式来表示一种反运动，意志提出原则和任务；这种运动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取代彻底的虚无主义；但它在逻辑和心理上则是以虚无主义为前提的，他简直只能知道虚无主义和来自虚无主义。可为什么虚无主义的兴起势在必然呢？这是因为我们迄今为止的价值由虚无主义得出了它的最后结论；因为虚无主义是我们彻底思考出来的伟大价值和理想的逻辑学；——因为我们必须首先经历虚无主义，然后才弄清这些所谓‘价值’的价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某个时刻，我们将需要新的价值……”[22]尼采便是这样由虚无主义而揭露出迄今为止的价值无价值，又有价值重估而揭露虚无主义本身也无自在价值，并得出必有新价值的结论的。 要进行价值重估，首先必须正视现实的价值危机。虚无主义作为一种信仰缺乏的状态，是一种处于二难困境中的危机状态。这种二难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对“真正的世界”的信仰以及相应的道德价值已经沦丧，另一方面，现实世界本身又毫无价值。这正是使基里洛夫自杀的二难困境。如果不能正视这一危机状态，那么，或者就仍然是沉溺于那已经丧失了价值的价值之中，把虚无当作真实而继续毒害自己的生命，因而也是延续这种危机；或则就是在无信仰的状态下，心灵恐慌而惶惶然，最后走向疯狂或自杀；或者就是象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一般，试图通过否定生命本身来战胜痛苦，战胜虚无。尼采以其真诚意识挑起了彻底虚无主义的重担，把这虚无主义的危机明白化、自觉化，并以积极的虚无主义态度来“虚无”虚无主义自身。 要进行价值的重估，还必须对产生虚无主义二难困境这一危机状态的原因有清醒的认识。尼采通过清理“真正的世界”信仰之根源发现，人们之所以信仰那本为虚无的“真正的世界”，是出于一种形而上学的需要，是为了替现实的感性世界寻找最终的根据，以赋予现实世界一种终极的价值、目的和意义。就此而言，尼采说：“这一切价值，从心理学上看，都是为了维持和提高人的统治构成而作出的一定透视的结果，它只是被错误的投射到事物的本质中去了”[23]。也就是说，形而上学本身以及它所提供的价值，只不过是人由强力意志发动而设置的价值而已。但是，尼采评论道：“把自身设定为事物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这始终就是人的十足幼稚性的表现”[24]。正是这种幼稚性使人将形而上学设置的价值（本身只不过是强力透视的假象而被误为事物的本质）当作最高价值加以信奉。人们以为，“人活着本该为最高价值效力，尤其是在这些价值支配起人来困难重重，费用浩大之时。——人们拥有社会的这些价值，目的在于制造价值的声势，仿佛这些价值真是上帝的旨意一般，真就是君临众生之上的‘现实性’、‘真实的’世界、希望和未来世界一般”[25]。人们的强力意志所形成的透视假象被当作了“真实的世界”，这就是虚无主义信仰之源。 随着形而上学价值的丧失，虚无主义之源暴露无遗。但是，随着它的崩溃，反而使它欲赋予意义的现实世界也丧失了价值，这又是为什么呢？尼采认为，这是因为形而上学价值一开始就蕴含着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它把现实世界的基本特征如生成、流变、痛苦等视为无价值，而之所以会如此，又是因为设置价值的强力意志本身衰弱，因而惧怕生成、流变、痛苦等，而导致的价值的虚假设置。尼采说：“把世界分为‘真正的’世界和‘假象的’世界，不论是按照基督教的方式，还是按照康德的方式（毕竟是一个狡猾的基督徒的方式），都只是颓废的一个预兆，——是衰败的生命的表征”[26]。如今，“‘真正的世界’是一个不再有任何用处的理念，也不再使人承担义务，——是一个已经变得无用、多余的理念，所以是一个被驳倒的理念”，而“随同真正的世界一起，我们也废除了假象的世界！”[27]这样，尼采就得出了重估一起价值的两个基本观念，即：1、一切形而上学都是价值设置；2、一切价值设置都是强力意志的产物。前者是就价值基础而言，后者是就价值标准而言。 由此，尼采认为，既然形而上学在本质上是价值设置，那么，形而上学的崩溃就只是一定的价值设置的崩溃，而并不意味着世界本身的崩溃。“‘事件无意义’：这一信念是看到迄今为止的解释的谬误性而产生的结果，是怯懦和软弱的泛化，——而不是必然的信念。”它只表明“人的狂妄无礼：他在哪里看不见意义，他就否认意义本身！”[28]当然，作为生成的世界本身是无所谓目的、意义的，就此而言，虚无主义是“真理”，“但是，真理并非被看作最高的价值标准，更不用说最高的强力了。求外观、求幻想、求欺骗、求生成和变化（求客观的欺骗）的意志，在这里被看得比求真理、求现实、求存在的意志更深刻，更本原，更形而上学”[29]。所以，人总是要以自己的强力意志去设置意义的，而没有能力和勇气为世界设置一个意义，则正是强力意志衰弱的表现。 与此同时，既然强力意志是价值设置的原动力，那么，能否根本上克服虚无主义，从而建立起新的价值，关键就在于意志的力度了。但是，尼采认为，正是在现代，“正当意志也许急需至高无上之力的现时，它却变得极其软弱和极其胆小”，从而导致虚无主义流行，“人们自言自语：1、特定的目的是根本不必要的；2、也根本不可预见”[30]。因此，尼采寄希望于未来的“新型哲学家”，由于他们认识到人的巨大可能性尚未耗竭，人的未来取决于人的意志，因而敢于在培育和训练方面作伟大冒险和总体试验。尼采有时称这种新型哲学家为“悲剧认识哲学家”。他说：“悲剧认识的哲学家。他约束混乱的认识天性，但不是出于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他并不建立新的信仰。他怀着悲剧情感看着形而上学的领域在眼前展现出来，并且认识到富于色彩的科学之旋风永远也不会使他满足。他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生活，它恢复了艺术的权利”[31]。 在尼采看来，一切价值的重估，在本质上就是价值基础和价值标准的根本变革。正如海德格尔说的：“价值重估不只是指在迄今为止的价值老位置上安上新价值，而且首先和永远是指重新确定位置本身”[32]。传统价值把超感性的“真实的世界”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正是在这样一个超感性世界（理念、上帝等）基础上，传统的价值如真、善，美等得以建立和发挥作用。重估一切价值则要求，将新价值建立在新的位置基础上，这新的基础就是现实的感性世界，就是生成流变的“现象世界”。过去，我们为了给世界的最高解释而牺牲了人本身的价值。现在则要把立足点颠倒过来，为了肯定人类生活的价值，我们不妨抛弃对世界的最高解释，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赋予自己的人生以恰当的价值”[33]。与此相应，传统形而上学价值由于是强力意志衰弱的产物，它把道德上的善作为了最高的价值标准，这在本质上是反生命的。现在，应该将这种价值标准颠倒过来，不是用道德去衡量生命，而是用生命去衡量道德。生命意志的强大与否，将成为新价值的基本标准。 尼采认为，由于一切形而上学都直接或间接地把道德树为最高价值，而且道德也是上帝的最后避难所，所以，一切价值的重估重点是道德价值的重估。在尼采看来，只要废除了“真正的世界”及其逻辑和心理前提——道德，“那么价值新秩序必将很快到来”[34]。这样，我们就看到，在尼采这里，道德偶像的黄昏就即将到来了。 [1] 《权力意志》13第280页 [2] 《权力意志》16第417页 [3] 同上1020第406页 [4] 加缪：《尼采和虚无主义》，《文艺理论译丛》第3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5年 [5] 《尼采传》第24-25页 [6] 《尼采全集》卷5第38页，转《周国平文集》卷3第293页 [7] 《权力意志》3第295页 [8] 《权力意志》5第621页 [9] 《权力意志》7第427页 [10] 《权力意志》5第621-622页 [11] 《朝霞》14转《周国平文集》卷3第294-295页。另参见《尼采文集.曙光》11页，漓江出版社2000年1月 [12] 《非理性的人》第8章 [13] 《尼采美学文选》第281页 [14] 同上第282页 [15] 《权力意志》3第294页 [16] 《权力意志》13第280页 [17] 《权力意志》15第277页 [18] 《权力意志》585c第272页 [19] 《快乐的科学》343第236页 [20] 《权力意志》1055第142页 [21] 《权力意志》602第116页 [22] 《权力意志》序言4第374页 [23] 《权力意志》12第426页 [24] 《权力意志》12第426页 [25] 《强力意志》7第427页 [26] 《偶像的黄昏》《尼采文集.查拉图斯特拉卷》第317页 [27] 《偶像的黄昏》《尼采文集.查拉图斯特拉卷》第317页 [28] 《权力意志》599第204-205页 [29] 《尼采美学文选》第386页 [30] 《权力意志》20第277页 [31] 《尼采传》第104页 [32] 《尼采》，转《周国平文集》卷3第307页 [33] 《权力意志》32第703页 [34] 《权力意志》461第49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