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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人文主义的科学发展观[1] 何仁富[2] （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唐君毅研究所 教授 644007） 摘 要：科技文明既带给了人类以诸多福利，也给人类太多的负面影响。科学与人文之矛盾，在于科学无法说明人的精神现象，人的主观上的“意识”、“意志自由”以及“价值体验”，是科学的“三大芒刺”，因此，科技文明要真正能够造福人类，必须以“仁心”主导。 关键词：唐君毅 科技文明 仁心 唐君毅被称为“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人文学者”，人文精神是贯穿于唐君毅思想始终的重要内核。就唐先生思想发展的三阶段而言，其早期“道德自我的阐释”是构建其人文思想的理论“硬核”和其思想体系的基本“范式”；中期“对人文精神的发扬”则是以其基本的人文精神之外显并以众多的“辅助性理论”去敞亮现代社会的诸多人文遮蔽，由此构成其人文精神的丰富内涵；晚期“对生命存在的建构”则立足于人文精神的基本硬核和对社会的人文分析，对东西方文化的各种形式进行了“判教”式的梳理，以生命存在的心灵境界打通了世界万物和东西方各种文化形式，达到了唐君毅人文思想一以统之的最高境界。 唐君毅先生的人文思想涉及人文与自然、人文与社会、人文与科技、人文与信仰等诸多方面。本文将讨论唐先生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思中所透显出来的现代人文精神。 1、科技文明的悖论 近几百年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科技引进了新的可能、新的产品，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使得人文学者、思想家、哲学家，与宗教家们，在关心人类自身存在之价值与意义、善恶价值之分别，以及如何才是人类美好的生活与生存方式时，只感到应接不暇，手足无措与疲于奔命。越尖端的科学理论与技术也离开我们直接经验越遥远，使一般人无法了解。 对于科学技术以及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世界给人类生活带来的这种二重影响，早就有思想家进行过反省。古罗马的卢克来修就强调，现实的人类世界给人类带来欢乐的同时，从欢乐的喷泉中间也涌出了一些苦涩的水滴；思想家劳顿说，它使我们从中获得了自由，而在使我们获得自由的同时也使我们受到了奴役；马克思更是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它维持着我们的生存，推动着我们的发展，但它使我们本身的产物同时也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且把我们的打算化为乌有的物质力量。 近几十年来，不少学者已就现代科技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所产生之弊端提出批评。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产分工精细，现代大都会兴起，人口集中，然而却使人普遍感受到自我存在的失落。人的自我与其工作疏离（异化）。科技文明使我们的人情淡薄，人文价值丧失。 一般人都可以感受到，尤其是在美苏冷战结束前的年代，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霾，以及原子弹等毁灭性武器，使人类“战栗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唐君毅先生语）；生化武器可以带来普遍的灾难性的痛苦与死亡。现代战争的激活，千千万万人的家园、生命，就可以在按键钮的剎那间，变得灰飞烟灭，人间顿成地狱。这种可能的情境已非科幻小说的恐怖情节，而是人类现实生活现实世界的一种很真实的可能。 尽管可达致毁灭性的战争尚未出现，但毁灭性的真实可能性却使人类对自身存在的忧虑无法挥去。而且科技发展也给我们眼前搁上不少问题。如生理学的发展，产生了试管婴儿、代母（代他人怀孕的妇女）、优生选种等技术，却带来了伦理价值道德是非相关的人文问题。遗传工程学的发展，已使各种果粮植物产生新品种；“克隆”技术的发展，说明了理论上“复制人”的生产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现代工业，尤其是化工业的发展，使化学废料、核能废料的处理，成为各国头痛的问题。未来的人类，既未存在尚未出现，科技文明的发展也使得我们更需要深思我们是否对尚未出现的未来人类有道德责任的问题。环境污染，新的化学合成物质的出现，我们日常之用品以至食品中也多了导致新疾病之原素，如致癌物质导致癌症增加。电子科技的发展，个人计算机的普及，计算机光盘及计算机网络带来的色情视像泛滥及罪恶意念的传播与难于控制，以及信息盗窃与保密的问题，都与人文价值及道德相关。 2、科技与人文的元冲突 科学技术与人文价值的一个原本问题，也是一般人不大了解或者容易忽视的，是科学技术与人文价值间的原本矛盾。 科学与人文之矛盾，是在于科学无法说明人的精神现象，人的主观上的“意识”（consciousness）、“意志自由”（Freedom of will）以及“价值体验”（value），乃科学的“三大芒刺”，即科学无法说明此三者的独立意义的存在。 科学所依赖的基本模式是客观观察。当你主观上在作出价值选择，或有着对神圣的信仰与高尚的情怀时，在科学的客观观察下，脑神经科学家会告诉你，你脑中有着怎样的物理化学变化，使你神经细胞中产生了脉冲的撞击。这种客观的从外观的物理化学变化，与主观意识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如果采取科学基本模式的归纳主义（Reductionism）的观点，则只有物理化学之因果关系的变化，只能从外观察行为以及加强因果关系以控制行为。精神世界中的意识、自由、与价值体验都是假象，就像吸食了大麻，使人的脑神经中产生物理化学变化，出现幻觉一样。幻觉是不真实的，意识精神也不是真实的。可是历来伟大的科学家，却不安于这种科学的“无情”的结论，或则信仰宇宙最终有上帝，或则仍为人类的和平与前途奔走呼号。 唐君毅先生生前，在听到爱因斯坦逝世的消息后所特别感到慨然的，是爱因斯坦发现了原子能，使人能制造原子弹，爱因斯坦却因此对原子能的用途特别关心而产生巨大忧虑。如果从科学家的观点看世界，忧虑本来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科学无法发现忧虑的价值。尽管生理学家们可以争相解剖爱因斯坦的脑子，以期发现一个科学天才的脑子的结构是否有所不同于常人。但唐先生是决不相信可以从爱因斯坦的脑髓的构造中找到决定这一大忧虑的价值的，也不能从中找到相对论以及一切科学的价值。就如我们今天无法从唐先生生前死后的脑髓中找到唐先生的思想价值一样。 我们固然要肯定科学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肯定的意义之人文现象，却在科学的严格的分析考察下成了不存在，至多只能是受脑中物质变化而衍生的一种派生现象。由科学带来的这种矛盾，使科学与人文之间产生了原本的冲突。这一冲突，是由于科学本身有其限制而产生，一般人是不容易意识到这一点的。 3、以仁心主导科技 对于科学与人文之矛盾冲突，我们应如何自处或解决呢？唐君毅先生对此问题提供了一答案，值得供我们参考。唐先生明白的说，他曾困心衡虑的思索这些问题，不作随便的折衷之论。[i] 唐先生认为科学的精神是理智分析的精神，而“一切理智的分析，在开始点，都是剖开破分对象。”[ii]由此被理智分析的对象可以被分裂，被片面的了解而丧失其整体性；被理智分析的对象，即被视为剖开分别的东西来被处理。一个人对自己作科学分析，完整的人就可以没有了，只有物质的原子电子的组织，只有一串系的感觉知觉观念的集合，只是一堆感觉与材料。科学理智分析态度的极端发展，“即落入一绝对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的心境，而决无法逃。”[iii]因理智分析的心，要无限地去分析事物，去问“为甚么”，而无法停止。我们可以无限地作“为甚么”的追问。以理智分析的态度去看上帝，我们再追问是否有上帝，为甚么有上帝。但上帝的存在不可以再有“为甚么”，上帝是自因的，没有“为甚么”。但这是信仰的态度，是宗教的态度，信仰使人心可以有所栖止、有所停歇。科学的态度仍可追问为甚么上帝是自因的；科学的态度也可以问︰我们为甚么要祭祖？逝去的祖先是否真的仍存在？他能否知道你在祭他？这些问题在科学理智分析下都不能有明确答案的。而科学理智分析的心，可以滑过当下祭祖敬祖的心，而从历史社会的外在条件，说明祀祖的起源的外在的历史社会等等因素或条件。所以一切人文现象如道德、宗教、艺术等人文价值，都可被科学理智分析之心超越与凌驾于其上，而从外作对象的了解分析：这是科学的厉害和伟大之处。[iv] 唐先生指出，我们须知道科学的精神是有其限制的。科学精神之外，尚有宗教精神、艺术文学精神、道德精神等。“科学的精神态度，与其它人文活动的精神态度不同，便可确定科学精神态度之原始限制。”[v]科学理智分析的精神，是运用抽象的作用，只对事物或世界之某一面，有所取，然亦有所舍；有所舍，即包含一原始之无明，对所舍者有所掩盖。[vi]所以，科学精神之限制即在其未能对直接经验世界当下作一全幅的肯定。这是科学精神之先天限制。 但崇拜科学的人，以科学所求得之真理为唯一的真理，便把科学的理智分析态度，以超临于一切其它人文精神而加以研究，同时也取消了其它人文精神，如宗教道德等精神的真实性。正如前文所及，此科学精神发展下去，便会落入绝对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的窠臼中。甚至于科学自身之价值亦无法确定，则科学理智分析之活动或科学的研究本身也变成无所谓价值，而可有可无；即应否有科学活动，科学活动是否有价值也不能决定。 因此，唐先生指出，科学理智分析的精神，必须有一个东西为其作主，这一做主的东西只能是人类的仁心。[vii]唐先生以下一段话给我们很好的总结︰“人之精神态度，亦可有各种不同之价值，因而人可有不同之价值意识。但依人之仁心，皆欲在原则上要求其不互相冲突，而兼容以俱存。由此，而仁心即人之最广大的价值意识。人在不同时空之价值意识，可能只偏于某一方面，而蔽于另一方面。而人之仁心则要求补其所偏，而彰其所蔽。因而仁心亦即为能判断一切价值意识之高下偏全之良知，或良心，与人之一切价值意识，得不断生长扩大，而完满成就的根源，因而他（仁心）可以为人生在世之行为活动之至高主宰。”[viii] 总括言之，科学或科学精神态度之有价值，必须以仁心加以对其肯定护持。要打破科学与人文之冲突，人必须能有一更高的超越反省，能自学科学理智心之真实存在与限制，并肯定其应有之价值，以与其它人文精神人文价值并行不悖，达到互补而和谐之境。 [1]本课题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2003年度项目”和“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川教科SA03—160）”。 [2]何仁富（1966，6—— ），男，四川平昌人，哲学教授，宜宾学院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唐君毅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唐君毅及现代新儒家研究。 [i] 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第121页，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 [ii] 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第118页，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 [iii] 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第130页，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 [iv] 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第127页，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 [v] 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第122页，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 [vi] 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第122-123页，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 [vii] 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第132页，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 [viii] 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第133页，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