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先生论读书和学问之道 何仁富 天下之道为一。但是,这作为“一”之“道”又总是在不同领域和方面有不同的显现。 大思想家之为“大”,并不仅仅在于他能够聆听到那唯一之“大”“道”,而且还在于他能够将这“大”“道”在不同领域给彰显出来。 唐君毅先生就是这样的大思想家。 作为一代大儒,唐君毅先生当然对于宇宙、社会、人生之大道有深刻的领悟和阐述。但与此同时,他也非常注意“大道”在一些细微方面的显现。他对读书和做学问之“道”的阐述,就把“读书”和“做学问”这样的“形而下”的东西提升到了“形而上”。 一、论读书之道与路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读书人人都会,人人都在读。而且在一个提倡“终身学习”的社会里,读书更成了人们获取生存资本的基本手段和环节。 但是,读书本身何以在根本上是必要的?读书的根本性意味到底是什么?我们大多数读书人是不大去思考的。我们读书就是,就如我们吃饭就是。但是,唐先生却从他的大道之中流出对“读书”之道的关心。 世界原本只有一“道”,“原只有自然宇宙人生社会一部大书”。[1]所以,就原本意义而言,我们可以直接去读这部大书即可,而没有必要去读所谓的“小书”。何况“尧舜以前,更读何书?”“不识字的武训,可以成圣成贤;不识字的慧能,亦能悟道。艺术的创造、诗歌的写作,亦是一种学问。然天才的艺术家与诗人,亦可不必读许多书,识许多字。如八指头陀作诗中有酒壶,写不出壶字,即画上一酒壶,仍不碍其为一绝代的诗人。”[2]但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创立了语言文字,人类也就进入了有“书”的时代。 书籍虽然后于人类文化而有,然而却是整个人类文化之镜子。人必须要从此镜子中,才能了解整个人类文化之大体,而由自然世界走入人文世界。所以,我们既生于有书的时代之后,我们就必须要由读书以了解人类文化,通过人造的书之了解,去进一步了解自然宇宙人生社会那部大书。武训、慧能、八指头陀这些体道者固然不识字或未读多少书,但是,我们今日却只可由书上以知道武训、慧能与八指头陀。因而,在一个有“书”的时代,特别是在一个号称“知识爆炸”的时代,唐先生告戒说: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不读书,只凭我们之天赋的聪明智慧或思想能力,真可直接去读自然宇宙人生社会这部大书,而自己读出其深微广大的意义来。[3] 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去读自然宇宙人生社会这部大书”而需要从“书籍”之阅读而体“道”呢?唐先生认为,这一方面因为“这本大书”“似易懂而实难”,虽“经无数古往今来的有更高聪明智慧思想能力之人读过了,经无数更好的心灵之镜子照过了,还未照清楚而读懂”;另一方面在于,书籍又是一“大镜子”。从这一大镜子中,我们可以了解整个人类文化之大体,可以了解古往今来无数有聪明智慧思想能力的人心灵之镜中所照见的世界之事物与真理。由此,唐先生认为,读书,实际上就是把我们自己心灵的小镜子,面对书籍这一人类文化之大镜子,重新将古往今来无数聪明智慧的心灵曾经照见到的世界中之事物与真理,反映到我们的心灵小镜子中。每一个心灵的小镜子都是有限的,但是,所有人类心灵的镜子加起来,就具有了无限性。 一个心灵之镜子照不见的事物与真理,另一心灵之镜子可以照见。如果我们能透过书籍,而将无数的心灵之镜子所照见者重加反映,我们不是更能了解自然宇宙人生社会这部大书,而把我们之小镜子亦变成大镜子一般大了吗?[4] 但是更重要的是:只有读书才可以增加我们思想之深度。在读书的过程中,读者与著者的心灵之镜之光明,互相渗透,相互交融,如此,光的强度自然酒会增加。这一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哲学解释学所说的“视界融合”的过程。尤其是,在这一不同光的相互映照过程中,因于不同凹凸之度的镜子互相反映,我们就可以看见原本看不见的事物!这就犹如,显微镜与望远镜之所以能使人看见更细微更深远的事物,正是利用凹凸镜的互相重叠原理,使光线深入事物内部,将事物内部情形清楚反映出来,而为我们所见。读书,其实正是使我们心灵自身化为重叠的凹凸镜,使我们的聪明智慧的光辉,能照察到更细微更深的自然宇宙人生社会之事物与真理,由此培养出我们思想之深度。 直接单纯的一个思想,从来不会深的。只有对一个思想再加思想,才能使思想深。读书即是在思想古往今来的他人的思想。人只有走过他人所已走过的,才走得远。人也只有思想过前人所思想的,才能思想得深。我思想前人的思想,而前人的思想,又是思想更前之人的思想来的。人类的文化史与思想史,是无尽的后代人,对于以前人之思想再加思想之成果。当人思想前人所思时,其心灵是凹镜。凹镜聚合一切来的光线。当人表达出其思想,留给后人交与他人时,其心灵是凸镜,而分散出光线。重重叠叠的心灵之凹凸镜之互相反映,形成人类之思想史与文化史,人乃对自然宇宙人生社会中的真理更能达微显幽、极深知远。人不经显微镜与望远镜,只凭肉眼,是不能了解细胞的构造的,也不能看清天上的星云。人不多读书,只凭自己一点聪明智慧,去判断自然宇宙人生社会,又如何能达于细微深远之事物与真理呢? 二、论读书之难与易 读书并不只是一简单的文化消遣活动。读书同时在彰显宇宙人生社会历史之“大道”。因此,读书就绝对不是某种简单的“消遣活动”。读书,不仅是要认识书中之文字,更重要的是要读出文字背后所隐含的宇宙人生社会之“大道”。这样,读书就有“甘与苦”、“浅与深”、“泛与精”等等之别了,要言之,有“难”与“易”之别了。唐先生强调:“书易读,亦难读。易则甘,难则苦。历甘苦,能读书。”[5]唐先生还从多个角度对读书之难与易进行了分析。 就读书的环境而论:太平之世读书,易;马乱兵荒年亦能读书,难。静穆的乡村读书,易;在城市闹中取静亦能读书,难。明窗净几读书,易;败屋茅棚亦能读书,难。于教室、图书馆读书,易;于车上、船上,旅途中亦能读书背书,难。闲时读书,易;忙时放下事立刻能读书,难。读书之道在于,你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读书。 就读书的显现论:浅尝易,深入难。见文字平铺纸上,易;见若干文字自纸面浮起凸出,难。见书中文字都是一般大小,易;见书中文字重要性有大小,难。顺书之文句之次序读书,易;因识其义理之贯通,见前面文句如跑到后面,后面文句如跑到前面,平面纸变卷筒纸,难。于有字处见字而知其意义,易;心知著者未言之意,于字里行间无字处见出字来,难。于无字处见字,易;将文字之意义综合融化为我自己之思想,而不复见有书,因而不觉是我读书,而似是书曾读我,难。只觉书曾读我,易;再能将书中之意,另用不同之文字写出,横说竖要,珠不离盘,难。就此而论,读书之道重在领会书上文字背后所显现的宇宙人生社会之大道,而非停留在字句章节即书本身。 就读书的领悟论:泛览易,精读难。取各书参考,易;读一本书而专心致志,如天地间只此一书,难。读一本书而专心致志,易;读持论不必同之一类之书,而皆能分别如实了解之,难。分别如实了解持论不必同之书,易;再凌空的提出其同异之点何在,难。一一举出同异之点,而排列之,易;知其所以有同异之关键,其差毫厘而距千里之所在,难。知其同异之关键犹易;评判其得失与是非难。以主观之标准自己之成见,评判其得失是非,易;举事实材料,以评判其是非得失,难。而指出书中思想本身之矛盾,或引出书中之思想之涵义,而见其自相矛盾,即以其本书之义,料正本书,则恒更难。评判一书之缺点易,知此书之缺点,如何以其他之书中所说,加以补足,难。左右采获,兼取诸书之所说使相补足,犹易;而另创新说,以包涵各旧说之长,使各旧说之长,在新说中各得其所,难。读书之道在于中和会通,融摄以明道,会通以创新。 就读书之选择论:买书易,选书难。以一时代流行之标准选书易,以超流俗之标准选书难。选历史上公认之名著而读之,易。能选未经公认之有价值之书而读之,难。治学而先有问题在心,见某书能答我之问题,而搔着我之痒处,即能有限光知何书真有价值,于我有益,而后选书,易;知其有价值,而深研之,不震慑于流俗之标准与传统之标准,难。书作为一文本,被作者既有的“先见”限,但是,读书则是一个“视界融合”过程,读书者会因于自己的“先见”而读出不同的意义。会读书者并不只是“读”,关键在一“会”字。 就读书之范围论:读“易读书”易,读“难读书”难。读本市新闻易,读国际大势新闻难。读国际大势新闻易,读历史难。读历史易,读瞻往而察来之历史哲学难。读历史与历史哲学易,于本市新闻知其历史意义难。读描述具体之事物,表达具体之情感之小说诗歌,易;读充满抽象之理论之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书,难。读理论之书,循序渐进则难而易。读理论之书,欲自恃聪明而跨大步,则难上难。读明明是难之书,而以不畏难之精神读之,则有心得犹易;读似较易而实更难之书,能有心得还要难。如读明白提出抽象之理论之书而有得,易;读未提出抽象理论,而融理于事,待读者自悟其理之书而有得,难。读文字繁之好书有所得,易;读文字简之好书有所得,难。故论语似较孟子易而实更难,庄子似较荀子易而实更难,诗经较楚辞易而实更难,史记似较汉书易而实更难,禅宗似较天台法相易而实更难。读似较易之文学诗歌而有心得,亦可较读理论之书有心得更难。此皆如行于似较平坦广阔疏朗之道路,而随处有所得,比翻过崔嵬险峻之重峦叠嶂,随处有所得更难。读书如行到,只有能够经理各种道路的,才能领略行到本身之美。 就读书之效果论:读书以成学者,易;坐能言起能行以致用,难。读书以致用,易;读书而真能自己受用,真有读书之乐,难。有读书之乐,易;变化气质,难。变化气质而有学者之书卷气,易;化学者之书卷气为圣贤之气,渐渐胸中无一字,难。渐渐胸中无一字,易;临终之际,对平生所著书所从事之事业,皆视如人间之公物,于我皆若浮云过太虚,只还父母生我之本来面目之身心于天地,难。读书不仅在悟道、体道,重要者,在贯通世界之大道而求与道为一之人生。 总之,在唐先生看来,“书易读,亦难读。说难说易都容易,各人甘苦各人知。”[6] 三、论学问之阶与段 对于人类来说,读书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做学问”的过程。“学问”有广义和狭义之区分。 就广义来讲,“中国古训学为觉,或训为效。觉是觉悟,是知;效是效法,是行。一切由未知至求知,由未觉悟至求觉悟,由未效法至求效法,由来行至求行,皆是广义之学。此广义之学问之范围,几与人类之文化活动之范围相等。”[7]唐先生认为,广义的学问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有所效法而生之行为活动”,如学走路,学说话,学社会之礼俗,学一技能等等。二是“先有一内心的一种了解、一种觉悟,次求用适当的文字符号,把所了解觉悟者麦达出来”,如历史、文学、哲学、科学之学。三是“先内心有所觉,有一灵感,而又以身体口手把他唱出,弹出,绘出,以表现于形色声音之世界”,如学艺术,学音乐等等。四是“须对宇宙人生之真实之觉悟,亦须真正的身体力行,而是知行合一者”,即如何做人、如何安排自己的人生之学问,这种学问之最高境界是如何完成自己人格以安身立命之圣贤学问。 “狭义之学问,即以语言文字来表达我们内心之所觉之学。”唐先生又把狭义的学问分为文学、科学、历史、哲学四种。这四种学问都是以文字语言符号来表达此宇宙此人生,但是依于不同的心境、不同的观点。 不管是广义的学问还是狭义的学问,学问的过程都是宇宙人生社会历史之大道由隐到显的过程。因此,学问之道就不仅仅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是带有根本性的。唐先生把学问区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信”。 学问的第一阶段,是相信他人的话,此他人,或是父母,或是朋友,或是师长,或是所佩服的今人古人,或是公认的圣贤,依他的话去思想。[8] 这就犹如小孩子初走路时,必须扶着大人的手走。学问的第一阶段,不能是怀疑与反对。因为绝对的怀疑,是一虚空,不能成一开始。绝对的反对,使任何学问的开始,成不可能。一个小孩子,愈能专诚的听人讲故事或讲话者,这小孩子便愈是大器。一个人听人讲话,而不假思索便先信为真,不疑其为欺骗,这亦是其愚不可及的大器。器之大,在其能容物,人心之大,首先表现于其能信与愿信之量。 第二阶段是“疑”。 人因愿信,欲求有所信,而听人之话或读古今人之书。然我们对持论相反之各种话与各种书,不能皆信。而人之话与书中之思想,亦可与自己之经验及思想相与或相矛盾,而不能不疑。对一切人之话与书中思想皆相信者,必至无一真信。这样治学问不会有自己的思想,至多只能记得他人的话或书中之文字而已。——此邮记问之学。记问之学到家,亦不过等于一人形字典,人形辞书,此之谓读死书,听死话。 人之自己的思想之开始,是疑他人之话,疑书中听言,亦疑自己之意见思想,恐怕不对。而对相异相反相矛盾之思想,求一抉择,求一会通。 人在疑时,如小孩之开始独立走,左亦不是,右亦不是,忽然跌下,忽然爬起。人之学问历程,都必须经过一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之阶段。在此阶段,我们常不免觉父母,师长,朋友,古人,今人,圣贤先知之言,若无一可信,自己之思想亦不可信。烦闷之极,常会生何必读书何必治学之感。然人不经“疑”者学问必无进步。而在学问中,愈能大疑者,而感大烦闷者,愈是大器之徽。 第三阶段是“开悟”。 疑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开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疑是菰蒲深处疑无地,开是忽有人家笑语声。 人家笑语声,只是自家笑语声。这即是在可疑的一切之外,发现不可疑的某物或某事或某一道理;由此而发现不可疑的某些物,某些事,某些道理。人只要发现一个不可疑的,便可开始去航渡真理与学问之海。各人所发现的不可疑之事物或道理,可各不相同。但是一定要有。也绝不会没有。重要的是人要常常去自觉其有。 人在觉有不可疑之事物或道理时,人在学问境界中,才可说有心得。此心得,无论是异于人,或同于人,都是我的心得而属于我,皆对我有至高上的价值。人在学问中,有心得时,便会自觉以求有所心得,为学问之目的。于一切他人的话,一切的书的文字中之一切思想,都要反求诸自己的心,而看其是否真安放得进去。人在学问中,真有真知灼见,便可以虽千万人吾往矣。人由此而自己作自己思想的主宰。人只要真能为其自己思想的主宰,人遂自觉上天下地,唯我独尊。 第四阶段是“乐道”。 将一点一滴的心得,连系成线,成蛛网,成面成体,此时,人的心乃以思想的内容之逐渐广大而开展;于是其自尊心亦不再向上凸冒,更绝不至于化为骄傲。相反,由心之广大开展,能化出一涵容他人之相异思想的度量胸襟。与我相异的思想也许真,亦许错。与我相异而皆真者,道并行而不悖;与我相异而错者,与真固不相容,但是一切观念思想的错误,都由于其越位,把越位的观念思想,重加安排,使之各还原位,即不错。这就如同马有角是错的,但角的观念,本身并不错。角的观念,本是用在牛羊一类的。牛羊有角,原是真理。把马与牛羊混淆,乃生马有角之错。去此混淆,把角之观念,再还于牛羊之一类,便对了。 唐先生认为,一切人类思想之错误,皆可作如是观。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一切人类之错误思想,实际上都依于真理,也都可以重加组织安排,而重新化为真理。由此,人便可以了解,错误的世界依于真理之世界。错误的世界之底层与上层,皆是真理之世界。无论人如何犯错误,而此底层与上层之真理世界,却永远安静而莹澈。人在真正知道错误世界之底层与上层都是真理之世界,人便可以明白,随处翻过错误、透过错误,以发现真理;同时,也就能宽容他人与自己之错误。因为他知道,一切错误,在真理世界面前,都只不过如浮云,最后要随风吹去的。 人的学问,到此种境界,方能够有学问之乐。唐先生说: 真理之世界是坦荡乾坤,故可乐。真理之世界悠久而恒在,故可乐。乐真理之世界即乐道,乐道即学问之第四阶段。[9] 第五阶段是“知言”。 “知言”,就是知真者之所以真之各方面理由,而又知错者之所以错,以及如何使错者反于真,由此而后能教人、能答人之疑问,能随机说法与自由讲学。 人之知一真理,总依于一理由。但是一真理,不只有一方面的理由,往往有多方面的理由,以至有无数方面的理由。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人从一条路到罗马,不能便定居在罗马。还要再离开罗马,试去从条条大路走到罗马,通罗马。由此人才能把其他路上的人,亦带到罗马。并且对于想到罗马而已走上崎岖小路的人,或背方向而行的人,指出到罗马的道路。这就是使迷失真理之路而犯错误的人,能知其所以错,以及如何可反于真。 第六阶段是“教育家”。 当学问者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后学者都能通达学问之“罗马”时,学问者也由此而成为真正教育家了。人要当教育家,才真正知道学问之艰难、学问之无穷,以及教人之不易。因为通达罗马的大路,是没有人可以走完的。而走上崎岖小路甚至背方向而行的人,也实在是太多。所以,人之学问,到了想当教育家的阶段,人就将重新再感到他自己之无知。此时的他之“无知”,是因为他之不能定居在罗马,而要离开罗马,去重走生疏的其他的路道;重新与未到罗马的人、定错路的人站在一起。这样,他是不能免于无知之感的。因为他人的无知,即是他自己的无知。于是他与他们不免同样的要处处感到惶惑与疑难,并沿路问人。 由此,到学问最高境界的人,在相当意义上看来便与无知无识的人一样。曾到罗马者与末到罗马者一样。你说你到过罗马是无用的,因为大家同在一生疏的路上。所以,体味了大道的大学问家孔子要说他自己无知,体味了大道的大学问家苏格拉底也说他自己一无所知。“牧羊人此时自己亦化为一只羊。圣人最后亦与初学步的小孩一样,而只有一朴实的信心。即相信大家翻过畸岖的小路,终会走上罗马大路。”[10]这就是学问之最高的阶段。 四、论学问之方与法 有一个流传的关于吕洞宾的故事,说吕洞宾下山,欲寻觅不慕富贵而堪传道的弟子,而遇见一青年。他以指点石成金与之,那青年不要。再以指点一大石成金与之,他仍不要,再点一山成金山,那青年仍无动于心。吕洞宾正以那人能不爱黄金,堪以传道,乃问他要什么?那人说,我不要点成的金,我要你那点金之指头。这故事经常被人引来证明学问方法的重要。学问方法是“指”,依此方法所得之学问,是点出的“金”。 吕洞宾的故事,不仅表示“指”比“金”重要,而且表示“指”先于“金”。吕洞宾要点石成金,必须先有那指头。由是,有不少人便以为,人必先有学问之方法,乃能治学。如不先知学问方法,其学问必不能成。因为宇宙间一切真理,最初好似是封闭于黑暗中;以要求真理而获得知识学问,必须把封闭的真理之宝藏打开。开门,要先经过门径。门上有锁,必须以一钥匙来打开。学问方法是门径,是钥匙。不得门径,便永在墙外转;没有钥匙,决不能开锁。 唐先生认为,此故事所召示的关于学问方法的道理“并不全对”: 说学问方法重要,是对的。但太看重学问方法,一心想得学问方法,真以为学问方法,比学问本身重要,人必先研究了学问方法才能做学问,如必先有钥匙,才能开门,先有刀才能切物一般;则是不对的。其不对之处,可先用吕洞宾故事之本意作比喻。吕洞宾原是要求不爱黄金的人。那青年不爱黄金爱指头,乃是要贪得无限的黄金,这更是不堪传道。许多人不先对学问发生兴趣,立定做学问之志,只想先得一个秘密的学问方法,以为得此方法,无尽学问知识便都可得着;正不免是出于一对学问知识的贪心。以贪心对学问知识,正常足不堪传道,而不配真正做学问。[11] 唐先生认为,学问方法之初不是先于学问,如人走路之方法不先于走路一样。小孩子不是先知道走路的方法而后走路的,他是一面走,即一面不自觉的自然采取一走的方法。他之走路的方法,可以说是由走路而走出来的。从人类学术文化之历史上看,是人先对自然社会人生有许多知识之后,才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方法的讨论。从一个人之获得知识的历史看,小孩生下来,即逐渐对其周围环境有感觉知觉,而逐渐有知识。在小学中学中,听老师讲书,更不断接受许多知识。至于对学问的方法的问题,至少也要到高中程度,才会注意到。由此可知,学问之方法论,并非先于学问本身,而可说是后于学问本身而有的。说学问之方法论后于学问而有,是说学问方法之自觉乃后于学问而有。在未自觉之先,学问之方法即在学问之历程中。因而是与学问同时有的。人必须先有不自觉的自然应用的一些学问方法,与学问同时有;然后才能由反省而自觉其所取之方法,以成对学问方法之讨论。 不仅走路的方法是由走而来,而且路最初也是人走出的。路即是道,即可比喻真理。道或真理,也是人走出来的。地上的一般道路是人的身体走出来的。学问中的道与真理,是精神的道路,心灵的道路。这是人之精神与心灵之活动走出来的。所谓学问中的道或真理是人之心灵精神之活动走出来的,不是说这些道或真理是主观的,是人之心灵精神之任意活动的痕迹。不仅人之心灵精神不能任意走出学问中之道与真理;人之身体,亦不能任意走出一般的道路。如人不能在水上走,而在水上走出人的道路来。所谓学问中的道或真埋,是人之心灵精神之活动走走出来的,只是说:人做学问用思想时,人一面有种种之心灵精神之活动,即一面发现道或真理。有如太古之人,一面走,一面即见其足下之路。不是走在这边走,而路在那边。不是心灵精神在这边活动,学问中的道、真理在那边。而是二者俱时而有,俱时而现。人在做学问、用思想时,莫有全不表现道或真理之心灵精神之活动,也不会有绝对离开心灵精神而悬空吊起的道或真理。人之做学问、或心之求真理,如果分二方面说,则如主人之见客。这面是主人开门迎客,那面即是客拜见主人。主看客人,客看主人,一面是主观,而一面即客观。要说主观,都是主观;要说客观,也都是客观。人之主观的心灵精神活动,要客观化于道或真理中,而道或真理,即同时主观化于人之心灵精神之活动中。 既然最初并没有在学问之先作为学问之媒介工具之学问方法,何以又要讲学问方法呢? 一方面,学问之方法本来是可不必讲的,亦不能讲的。做学问最直接的方法,即是去做学问对学问发生兴趣,去研究各种学问中的问题,了解各种学问的具体内容。学问之最直接的门径,当在好学与好问之中下手。你从那里发生兴趣,即从那裹开始好学好问。大学者大思想家之所以为大,并不在其先有什么秘密的方法,可以触处成金;而只是他对学问之兴趣浓,关切的问题多,能顺着问题继续的想。心爱真理,真理自会来到其心灵中。如主人好客,客自然来。他亦自然会有他求真理之方法,如主人好客,便有招待客人的方法。然此方法严格说亦只能他自己用。如招待客人之态度情味,各不相同,他人根本无法学一样。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则学问方法又是可讲的。因为绝对不讲亦是不可能的。如说于学问发生兴趣,继续思想各种问题,心爱真理等,亦可作学问之方法看。所以,除了不必讲不能讲之外,尚有可以讲而不能不讲的。我们可以于人类既有学问之后,反省其先不自觉的自然用的方法,而自觉的提出之。由此自觉的提出之,即可启发他人亦自觉此方法。不过,所谓启发他人自觉,实则意涵他人原来亦曾自然的依此方法去思想,或本来亦能依此方法去思想。绝不是说能以一方法与人,如与人一把钥匙一把刀一般。“道可传而不可受,如火之传于薪,并非此薪之火,跑到彼薪,为他薪所接受下来。其实只是引发他处之养气与他处之薪,而自己化合燃烧,火传来传去,仍是各燃各的。各薪之燃,其火焰姿态,便仍有不相同,而为不可传者”。所谓“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规之圆、矩之方,只是一抽象普遍的形式。此抽象普遍的形式,喻如方法,是可以讲的。然各人之用方法,仍各有其具体特殊之方法,存乎一心。此即各人之巧妙,而不可传不可讲之方法也。 作为一代大儒,唐君毅先生是能够将自己的学问真正身体力行的儒者。他的一颗“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儒心,统统都落实在了“诚心正意修身”只基础上,进一步则展开于“格物致知”的日常行动中。他不只是谈论天下之大道,他要将那提拎人生境界之到落实在具体的事件上,包括穿衣吃饭、行路睡觉,包括待人接物、读书看报等等。唐先生是这样在要求,也这样在做。他对“读书”“做学问”这样一些“日常”活动的深入讨论,不仅体现了他作为哲学家的睿智,而且展现了他作为大儒的胸襟。 [1] 唐君毅:《说读书之重要》,《唐君毅全集》卷2之《青年与学问》,第11页。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 [2] 唐君毅:《说读书之重要》,《唐君毅全集》卷2之《青年与学问》,第11页。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 [3] 唐君毅:《说读书之重要》,《唐君毅全集》卷2之《青年与学问》,第12页。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 [4] 唐君毅:《说读书之重要》,《唐君毅全集》卷2之《青年与学问》,第13页。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 [5] 唐君毅:《说读书之难易》,《唐君毅全集》卷2之《青年与学问》,第23页。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 [6] 唐君毅:《说读书之难易》,《唐君毅全集》卷2之《青年与学问》,第23页。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 [7] 唐君毅:《学问之内容》,《唐君毅全集》卷2之《青年与学问》,第67页。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 [8] 唐君毅:《学问之阶段》,《唐君毅全集》卷2之《青年与学问》,第29页。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 [9] 唐君毅:《学问之阶段》,《唐君毅全集》卷2之《青年与学问》,第33页。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 [10] 唐君毅:《学问之阶段》,《唐君毅全集》卷2之《青年与学问》,第34页。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 [11] 唐君毅:《学问之方法》,《唐君毅全集》卷2之《青年与学问》,第59页。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