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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论儒家事业可能的现代承担者 何仁富 一、儒家事业之根本及其可能承担者 在现代大儒唐君毅先生的视野里，“儒家事业”是“儒学”、“儒德”、“儒教”的统一体，是“信”、“德”、“慧”的三位一体，用现代术语说，儒家是哲学、道德、宗教的三者合一，是即哲学即道德即宗教的综合性事业。在这一“三位一体”的事业中，儒家事业作为宗教信仰，是建立在对直接关联于道德实践之道的信仰基础上的；作为哲学智慧，是对自发的道德实践信念的自觉扩充和普遍化。很显然，儒家作为“教”的宗教信仰事业和作为“学”的哲学智慧事业，都是以道德实践为根据、为核心的，都是指向作为“德”的道德实践事业的。作为道德实践的儒家事业，根本的就是，人在自发的道德信念的基础上，对超越于具体当下事例和境遇的无限胸襟与心量的自觉呈现和培养。 人之无限的心量，乃人不黏缚固着于一事、一物、一类事、一类物，而不为其所限，即皆能有者。则依理而论，人人皆可有此无限心量，以裁决协调一切世间之冲突，亦皆可为士、为君子、为贤、为圣，亦即皆可为儒者。[1] 世间之人，只要其一念之间能有此无限心量的呈现，不管他是否自觉自己有此儒者之一念，也就实际上成为“一念”之儒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满街都是圣贤，一切职业中的人都可成为贤圣，如孟子说的“人皆可为尧舜”、荀子说的“途人皆可为禹”。但是，这样说儒者之道、圣贤之道无所不在，实际上也等于说它一无定在，没有现实的价值。所以，唐先生说： 我们纵承认此义，我们仍可问一问题，即我们比较的希望什么人，特能表现儒家精神、儒者之道或圣贤之道？[2] 在传统中国，表现儒者之道往往被寄希望于一切读书人和“学而优则仕”的为政者。但是现在，所谓“读书人”，已经变成各种专门的“知识分子”或者“学者”了，其所学的东西，尽管不一定是“圣贤之道”、“儒者之道”，但这却并不妨碍其“学”本身的价值。在“学”“科”越来越细分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寄希望于一位数学家或者一位工程学家或者一位生物学家成为“儒者之道”、“圣贤之道”的承担者。而现在的所谓“为政者”，在现代科层结构的官僚体系中，已经改称为“公务员”，多成为一些做具体事务的人了，因而我们也很难寄希望于专职的公务员必须成为“儒者”。 然则我们当特寄望于何类之人，成为儒者精神、儒者之道、圣贤之道之所托？儒者之存在于社会，既不能是一光凸凸不作事的圣贤，亦不能如基督教之神父牧师、佛教之和尚之赖人供养；因其皆能为人赐福免祸，并为人相婚丧礼。然儒者不能祸福人，而相礼纵亦可为儒者之职业，此要为将来之事。则儒者精神，在今日社会之各种专业中，仍宜有较相近之若干专业，为其较易于表现之处。[3] 或许，人们容易首先想到哲学家。但是，唐先生指出，在现代社会，哲学也已经成为一个“专业”，而且哲学与儒学也并不就是完全一致的，不践行儒家之道的哲学家同样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何况，哲学家的数目是如此的少，而哲学家之间的哲学纷争又是如此的多。所以，哲学家并不必然都适于负裁“成万物”、“安和天下”的儒家使命。在哲学家中，我们或许只能希望有少数大智慧者，能以其智慧“讲明儒学的道理，足以祛疑破惑，而在义理上发扬儒学，维护儒学，或进而兼实践儒者之道，而成为贤哲或圣哲，却未必能希望太多。”[4] 在现代社会，真正有机会并能承担起“儒家之道”、“圣贤之道”的现代职业者，唐先生认为，是政治家、教育家、新闻文化人、社会政治文化运动家四类人。 于当今之世，我们比较应多寄望其表现儒者精神之人物，应为非公务员之政治家与非专门学者之教育家，此即传统之所谓君与师。而除此二者外，则应为体现孔子作《春秋》之精神之新闻记者，与编辑及出版家，及体现孔子周游列国之精神之社会政治文化运动者，与类似教士之传教之周游的讲学者。一切作社会政治文化之运动者，周游的讲学者、新闻记者、编辑、出版家、教育家与政治家，亦要先深知其不具备超专业的儒者之精神，必不能担负其专业之任务，然后才能乐于表现儒者之精神，而愿自居于儒者。[5] 唐先生在此将这四类现代职业者列为儒家事业可能的现代承担者，并不是说他们可自发地成为“儒者”或者儒家事业的践行者，而是说，相对于其它职业而言，这几个职业更有机会也更有必要形成超越于其专业本身的精神境界，“必须具备超专业的儒者之精神，必须在精神境界上，求居于一般专业之高一层面上，乃能成就其自己之专业之理由”。[6]这种“超越于其专业本身的精神境界”，正同于儒家事业所必须的自觉的“无限心量”。正是由于现代社会的这四类人，相对于其他职业的从业者而言，更需要“儒者”的超越和担当精神，因而也更有可能成为儒家事业——根本上只是一自觉和显现无限胸襟与心量的道德精神——的现代承担者。当然，前提是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所需要的精神，有充分的自觉并愿意去成就它。 二、政治家与儒家事业 政治家的精神境界，是不能只与一般的从事农、工、商的专业人员在同一层面上的。一个专业的农民、工人或者商人，其知识，可以只是他本行业的若干专门技术；其道德，也可以只是他本行业所需要和要求的相应的职业道德，如勤劳、谨慎、节俭等等。然而，一个为政或从政的政治家，由于其职业所面对的是各行各业及各式各类的人并分别成就他们，因而，其知识，必须首先是知道一般的从事农、工、商的人的愿望与需要；而其道德，则必须首先包含对这些各式各样人的各种愿望与需要的同情体察、对各式各样人的人权的尊重、对各式各样人的道德本身的尊重与欣赏。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使他自己的精神境界向上升高一层，以便可以有一更加广大的胸襟和心量，能涵盖各式各样的人，对各式各样的人格的主体存在随处加以肯定。 在现代体制下，政治家尽可以从其他特定的专业中出身。但是，在他为政从政的那一刹那，他就必须超越为他原来所从事的专业所局限了的精神，发展出不为其原来的专业所限制的胸襟和心量，以便在更高层面的精神境界上存心、济世。当然，这种一刹那的对原有精神境界的超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一套功夫和修养，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套修养功夫的目标，就在于涌现拓展胸襟与心量。 一般来说，“涌现拓展胸襟与心量”的修养功夫，是可以多多少少从—般的宗教信仰与宗教修养获得的。比如，人只要能一念真心向超越的上帝祈祷，或者，一念作佛教之观空的功夫，此“一念”，即可使人从其原来的种种局限中超拔出来。一个从事具体专业的人员作此“一念”，也就能将自己从其原来的专业中超拔出来，而可以开始为政从政。但是，仅仅有这面对超越的神或上帝的“一念真心”，还只是将自己的精神引向了超越于原来的境界，还不能保证为政从政者的精神就具有函摄社会各行各业各式各样人的胸襟和心量。 为政从政之事业，其目的总是在成就社会各种事业，成就各种人所从事的专业的相互配合与和谐发展，以多方满足人们的愿望与需要。要实现这一面向社会各方面、各类人的精神超越，“则人向超越的上帝祈祷与观空以后，仍须回头护念此人间，不能如一般宗教家之可只念超越的上帝，体证无边的空慧，遂往而不返。”[7]这一“回头护念人间”的胸襟与心量，除了必须是“超越的”以外，还必须是“涵盖的”、“普遍的”、“润泽人间的”。这一点，并没有古今与东西的区别。即使就一现代政党出身的政治家而言，“在其真正为政从政，宣誓效忠国家时，亦须自其原来所属之政党之种种局限中，超拔出来，而呈现出一以整个之国家社会人民之愿望与需要为其愿望与需要的胸襟与心量”。[8]这正是儒家“入世”精神和“天下一家”精神的要求和体现。 今日真有世界性的大政治家，其胸襟与心量，亦必然是涵盖万方，以天下为一家的。—般人们的政治意识，亦须同向此方向去发展开拓其胸襟与心量，然后今日之世界人类，才能共同来解决种种世界性的问题。[9] 几千年中国儒者的理想，首先就是希望政治家要有此胸襟与心量，同时也是希望一般人们的政治意识也都向这一方向去发展。儒家之学与教，也正是要人一方面从其个人的种种局限中超拔出来，同时又能以此胸襟与心量去护念人间，成就和完满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此即所谓“成己成人成物”是也。现代政治家是真正需要儒家的如此胸襟与心量去成就我们的世界的。 三、教育家与儒家事业 在现代分工社会，教育似乎也和农工商或者学者一样，只是一个专业。但是，就像政治一样，教育并不是一般的专业，而是与一般的专业不同层面的专业。犹如政治家要护念社会各种专业的存在及其和谐发展、护念社会各式各样的人的各式各样权利一样；教育家则要教育培养从事各种专业的人才，要把一个“自然人”教养成在社会文化中有用的“社会人”，或者有道德人格的“精神人”。 基于教育家的职业使命，教育家的存心，必须居于自然生出的小孩青年之上更高一层面，以将作为“自然人”的小孩青年导向成为社会文化中之有用的“社会人”或有道德人格的“精神人”。由此，教育家也必须有一“虚涵于其所教育的人们之上的胸襟与心量”。 真正的教育家，不当只是将其所知的内容，传授于学者，而且是能尊重儿童青年之人格自身的发展的历程，而循循善诱者。换言之，即教育家亦须视儿童青年为一主体，而非一客体，即不是只承受其所知之内容之一客体。儿童青年之人格，可以是—自然人格，然此自然人格即潜隐的道德人格，故其为主体虽尚非一能自觉的道德的主体，然亦是一潜隐的道德主体。此中我们要正视其为潜隐的道德人格、道德主体，使此潜隐的化为现实的。[10] 当然，要做到真正在教育中尊重每个受教育者的主体道德人格并循循善诱，这决非易事。这首先要求教育家自身必须先成为一自觉的道德人格，自觉其道德主体的存在。同时，还要求教育家能够超越儿童青年的当下现实状态，而洞见其种种超现实的内在的可能与生机。这当然需要一定的专门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但是，一切知识毕竟都是抽象的、普遍的，都不能全部直接地贴切于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因此， 此中尤重要的，乃是教育家自身之成为一道德人格，并依其道德主体之自觉，而亦有一不为自己之习惯偏向已成知识等所局限之超越的心量与胸襟，而于此心胸中，生出一护念的情怀，以同情的了解、体会儿童青年人格自身之发展历程中，曲曲折折的表现；既循之而又诱导之，以使其潜隐的最好之可能，化为现实，而使其生机畅遂。[11] 教育家要使自己有此心胸与情怀，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心胸与情怀的培养，正须依于儒家之学与教的根本精神来自己教育自己。 四、新闻文化人与儒家事业 在现代社会可以承担儒者精神的第三类人员，是新闻记者、编辑与出版家，可以笼统地称为新闻文化人。这些人在现代社会也只是各种专业者之一，其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似乎不如政治家、教育家高。唐先生认为这种状况“是不合理的”： 实则新闻记者，并非只是一记录现成事实的人，或有闻必录的反映器。一切记录，都是一选择；一切选择，后面都有一价值标准。自觉此价值标准，再来看所记之事实，则必然有新闻之评论。一切评论，皆有褒贬，而意在指导人心，亦即皆同于孔子作《春秋》寓褒贬的旨趣。[12] 如此，新闻记者如果真能依照正当的价值标准，去选择新闻来记录报道，加以评论，实际上便是在传播一种价值标准，在指导从事其他专业的社会人士之人心，因而是“移风易俗”的“圣王”之业。 新闻工作涵有道德意义是不成问题的，新闻记者被誉为“大众之师”、“无冕之王”，也并非过誉。但是，新闻文化人面对社会各色各样的人，他们又都各有其自认为正当的道德价值标准，其间，由偏重或偏执而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真正的新闻记者，要平心评论所发生的事件和人物，便必须超越于现实生活中各种互相冲突的价值标准之上，而自行加以权衡选择，以自定其“正当”的标准。新闻记者“决不能只成为社会之某一类之人，如一政党之人、一职业之人、一宗教之人之—代言人”。[13] 新闻记者要做到这样一种自定正当的道德价值标准，就必须先有一“超越而虚涵世事”的胸襟与心量。只有这样，新闻记者本身才能鉴空衡平，不为一般从事一特定专业的人所必然具有的偏执所浸染；只有这样，新闻记者才能真正指导从事其他专业者的人心，以使其趋向光明正大之域；只有这样，新闻工作者的事业才能成就社会文化中各种专业的正当与和谐的发展。如此，新闻记者之有待于儒家之学与教的精神以培养出自己必须的胸襟与心量，实与政治家与教育家无二也。 至于编辑与出版家，其性质与新闻记者大体相同，其价值意义、所需胸襟与心量、所需儒家精神的培育，实与新闻记者一样。 五、传道者与儒家事业 最后一类适宜承担儒家事业的现代人，唐先生称之为“社会政治文化运动者与周游各处之讲学者”。按照一般职业分类，这两类人所从事的工作并不属于严格意义的职业，甚至可以把这类人称为“自由职业者”。但是，客观上，任何一个人所从事的任何一种事业，不管是政党中的工作者还是学术宗教团体的负责者，都是可以称为一“专业”的。另一方面，从事任何专业的人，在一段时间里，也可以只是某种社会政治文化理想的一个鼓吹者。一个专门的学者，也可以在一段时期里作广泛的讲学，以求影响一般社会文化与世道人心。当这些人从事某种社会政治文化运动或者广泛地讲学时，他们其实是在将自己所理解和期望的理想试图普遍化，实际上，是在从事一种“传道”的事业，姑且可以把他们都称为“传道者”。 从事传道运动的人，不管是组织政党宣传政纲还是组织学术团体追求学术理想，抑或是宗教团体宣传教义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广泛讲学，在一开始，都是依于对自己坚信的某种理想的向往与热爱。其工作的价值，开始尽管常常似乎是空虚不实、大而无当，但当其逐步落实于现实中时，则往往开创出社会中的新事业、新风气，而人们也会因此渐渐以新态度、新眼光去看待这些人所从事的事业所带来的新事物。 “传道者”运动的社会价值是十分重要的，其活动状况，往往是一个社会内部血液活跃状态的表征。唐先生说： 一社会中，若无人从事社会政治文化之运动，即证明此社会中之一切事业，皆为蹈袭故常之例行公事，人们皆化为职业主义者、事务主义者。反之，一社会中能有人从事于此，纵其言大而夸，亦代表—社会之生机、文化之元气，而可使呆固之人心，有一活转与超脱，而为一向上生长之社会所不可少。[14] 既然“传道者”是以自己所向往和热爱的理想作为自己传道的根据和立足点的，而所传之“道”又会因为此运动倡导者的富有激情的“宣传”，以及切实的行动，而为更多的社会一般民众所知晓、甚至接受，并会因此而影响社会人心，那么，提倡此运动的人就负有保证此理想本身的光明正大的责任，同时又必须有让自己所向往和热爱的理想坚持下去的决心和毅力。没有前者，运动便可因为理想本身的荒诞黑暗而将社会带入混乱和黑暗之中；没有后者，则理想本身或只能停留于口头而缺乏感召力和实践性。这对“传道者”的要求是很高的。 提倡一种运动之人，其所抱之理想要真正光明正大，以矫社会人心之所蔽，而应其所需，同时要使一运动，继续迈向此光明正大的理想，不因其偶受阻挠，或迅速发展而变质，则是极其艰难的事。此中亦不特需要对理想的坚持与忍耐的毅力，亦需要对于自己所持之理想，与其他人所抱之理想，及已有之一切现实事物所内涵之价值意义之各种关系，能先有一超越的通观与洞识。并能使此理想的光辉之照耀，能及于上下四方，不只结成—光明的硬壳，使人只觉夏日可畏；应使人觉此理想的光辉，正是所以生发完成一切有价值之已有事物，亦帮助人之其他正当的理想之实现者。[15] 由此，从事这类传道运动的人本身，一方面必须要有超越的胸襟与心量，以此可以通观与洞识理想本身以及理想实现的各种条件，进而让理想的光辉释放出来；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有仁者的诚意与情怀，以护念一切有价值的已有事物，并照顾到他人的理想。如此，才能使其本身所向往和热爱的理想亨通畅遂，并按照光明正大的方向逐步发展。这种对胸襟与心量的要求，对仁者之情怀的要求，与政治家、教育家以及新闻文化人一样，都有赖于儒者之学与教的精神的培养。 六、儒家事业的担当精神 在唐先生看来，前面所说的四类人，乃现代社会中最需要有儒家精神所特有的胸襟与心量的，也是最有条件彰显儒家真精神、承担儒家事业的人。 我们以上说政治家、教育家、新闻记者，与从事社会文化运动者，欲成就其事业，必有赖于儒家之学与教，以为修养之资。此亦即同于谓：此四种人乃最易于表现儒者之精神者。今后儒者之精神之在现实的社会文化中，亦实最宜于通过为政治家、教育家、新闻记者，从事社会文化运动者的形态而表现。因而社会上之此四种人，亦当不只自居于一般的专业者之地位，而当知其他一切社会专业，皆赖彼之护持培养而存在，以自识其责任之大，而随处当以道自任，不容妄自菲薄；当相期于皆有一超越的心胸以涵盖万方，而以孔子之从政、设教、作《春秋》，而志在以其道易天下者自勉；方足以应合于此四者之本性，而负天下之人对四者之所望。[16] 儒家事业尽管是宗教信仰、哲学智慧、道德实践三位一体的事业，是信、德、慧三者合一的事业，但核心的和根本的，则是实践的道德精神，是能够体贴他人与万事万物的无限的胸襟与心量，是仁心仁体的自觉敞现。因此，在现代社会承担儒家事业者，根本的还是一种道德精神的承担，是一种律己严格、待人宽厚的担待精神的阐扬。 不管是政治家还是教育家，不管是新闻工作者、编辑、出版家还是社会政治文化运动者和讲学者，其实他们所做的工作，根本的都是人的工作，是关涉他人的权利、心灵成长、人心导向、精神方向的事业。所有这些事业的共同性，就在于都必须是在更高的一个层面去体贴、关怀、引导其他的人，而这必然涉及在从事相关事业时对己和对人的胸襟与心量问题。 人对己宽恕，对人亦宽恕是庸人。对己严，对人亦严，是一般正直之君子。对己宽恕，而对人严刻，则是一般之只向外对他人用理性批评力，而喜责斥他人者。此在中国从前之道理，是小人。而对己严，对人宽恕，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在面前留大路，任人自由的走，则是入圣贤的门径。[17] 儒家之道乃圣贤之道，儒家事业追求的是无限的胸襟与心量，儒家的德行要求的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切道德理想都不能只是空说，而必须付诸实践。只有由实践而成的道德生活和道德人格的实际存在，才能证明道德理想本身的真。如有理想而自己尚不能行，则没有理由希望他人能行。 而自己之行，则纯是求诸己的事。自己既能行，而人不愿依此行或不能行，则我亦只能致我之希望于人。希望而不达，我之最高感情，仍只有一种悲恻之感。我亦仍须承担，此道不行之命运。但是我将无所忧惧。因为我之宗教性的信仰，可肯定合理者之最后必能实现，莫有东西能阻挠其最后之实现。这样，我对于他人之一切便都可放宽看。但我对我之自己，则应当严。[18] 唐先生强调，现代世界各种冲突不断，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宗教的，军事的、文化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各种冲突笼罩着的时代。儒家之学与教所秉持的无限胸襟与心量，正是化解冲突的良方。唐先生作为一当代儒者，非常坚信，唯有先树立儒家之学与教为人类文化之骨干，以为来日万流归海之根据，方可拯救世界于水火之中。对于此，儒家理应有当仁不让之气概。 儒者数千年之传统，原是既重人之超越的无限之胸襟与心量之呈现，又重本此心胸中之生生化化之机、肫肫恳恳之仁，以护念人间，裁成万物者；而历史上之儒者，亦素皆以主政施教移风易俗自任；而在今日亦即以道自任之政治家、教育家、新闻记者、社会文化运动者之所为。则儒者之精神，今日之通过此四类人物而表现，并使此四类人物以师友之道相结，同入于希贤希圣之途，以共求此一骨干之形成，而裁成辅助一切现有宗教与学术社会文化之发展，而化其间由偏执偏见而有之斗争，以发育万物，安和天下……固有其当仁不让者在。[19] 唐先生是这样坚信的，也是这样践行的。作为一位现代哲学家与思想家，他不是在纯书斋中演绎自己的哲学体系，而总是关怀着社会文化问题，悯怀着社会人心。 我个人最关怀的，既不是纯哲学的研究，也不是中国哲学的研究，而是关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我以为社会文化的问题，才是当今这个时代和未来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比较起来，前二项都不是切关时代的问题了。我并不关心我个人哲学体系的对错或哲学研究的成就；我最关心的，同时也寄望青年人都关心的，就是我们整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大问题。[20] 唐先生尽管没有参加任何政党，没有从事过任何政治活动，但他对中国现代政治生活的关注，对中国社会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生活发展的潜心思考和美好构建，对人文社会理想的坚守，足可以担待起“政治家”的头衔。唐先生终身从事教书育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真正的“教育家”。唐先生大学毕业不久，在成都就与人合办《重光》杂志，后又与周辅成先生等创办《理想与文化》，到香港后在新亚书院又创《新亚学报》，其主要文章也主要是通过《民主评论》、《人生》等杂志刊发的，其对新闻、编辑、出版等文化事业的高度投入，表明他是真正的“新闻文化人”。唐先生倡导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他在新亚书院曾经连续主持两年多100多场的中国文化讲座；他参加10多次国际学术会议，讲课遍及欧洲、北美、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亲笔撰写并由张君劢、徐复观、牟宗三与他本人联名于1958年元旦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这篇“宣言”，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文化宣言书；所以，唐先生也是一真正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者”和“周游各处的讲学者”，是一真正的“传道者”。 唐先生的一生，实际上是集他自己认为的现代社会儒家事业的可能承担者的四类角色于一身的，他用他有限的身体承担起了无限的精神，用他有限的生命担待起了无限的使命，真正承担起了儒家的事业。唐先生乃真儒也、大儒也！ [1]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第448-44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第44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3]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第44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4]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第449-45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5]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第45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6]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第45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7]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第45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8]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第45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9]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第45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0]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第45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1]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第452-45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2]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第45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3]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第45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4]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第45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5]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第454-45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6]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第45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7] 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第26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8] 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第26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19]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第456-45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0]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上），第36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