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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理想 唐君毅先生十四、五岁即有希圣希贤之志，青少年的时候已相当自负，他尝自反省谓：「决不甘于为一普通人，这从我十六七年来之日记可见。」[1] ，在学问上是要博览群书，要建立思想大系统，然后推动文化教育事业，重建中华文化，对民族对人类作出贡献。唐先生的人生理想，基本上是儒家传统中的内圣外王的理想。 在二十岁那年生日，唐先生曾作一词，其中有谓，……但志多思广，心存万象，重新文化，舍我其谁？使身长健病魔不绕，转思潮何足道哉！君休笑，我葫芦中药，你自难猜。[2] 虽然那时唐先生正藉烦恼多病，带点年轻人的狂妄，但也反映了他的胸怀大志。唐先生尚在恋爱的时候，在写给恋人谢廷光女士也即后来的唐夫人的信函中，都较其它地方更直接而毫无保留地表白个人所怀抱的志向与理想。唐先生在1940年10月11日给恋人的信中谓，他自认为在三十岁时自己的哲学规模已立，人生观大体已定，并「志愿想在十五年内写三部大著作，一关于宇宙者、一关于人生者、一关于宗教者，自以为必传后世。……〔而〕著作写成后，即办教育文化事业，或隐居修道。」[3] 大概唐先生是要自己的恋人充份了解自己的理想和未来努力的方向，在相隔八天后的另一信中更清楚的说：不过我现在已决定了，一切的事都当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只是尽其在我。我现在想关于文化事业一层，如办书店学校……造成一种文化运动之类，我是无必然之把握，因为赖于外在之条件太多，如果能去作则去作，如时会不合，我便决心专门着我的书。如教书与著书不相悖则教书。如相悖则我在一、二十年后再置备点田产便隐居著书，这便是我上次去你信的意思。[4] 这种有道则见于文教事业，无道则隐，与孔子有道则兼善天下，无道则乘桴浮于海之心境可谓相通。唐君毅先生这种求实践文化理想之心，是源自对民族人类的责任感，是源自对人类的普遍之爱。[5] 如果因唐先生并没有像他那时代很多的知识分子青年人那样，直接参与革命或社会改革运动，而批评他的文化理想是空想的或抽象的或只在书房里钻牛角尖式的，措其不能拯救危难的中国，没有效果，这种功效议的批评是浅薄的。虽然很多时候，唐先生也想着像甘地一样牺牲个人一切幸福，参与直接的行动以改革政治与社会，但他知道自己的长处在思想，因此便决定以文化教育的努力，以促进社会，表达对于民族人类的爱。[6] 的确，唐先生的性情是好思想好反省的，而且喜欢追求彻底的无所遗漏的反省，他的好思想反省以至于一种时刻作超越的反省之精神（下文再及），使他的思想及生命追求不达于恒常普遍的义理而不止。 这种追求恒常普遍的生命情调，在唐先生青少年时代已经显现。唐先生十七岁时，中学毕业，离重庆到北平读书，父亲送他上船，与父亲一起睡在船舱上，到天亮船开了，父亲要离开，唐先生当时有一种离别之情，很悲哀，然忽然间念及古往今来无数人间之父子兄弟夫妇，皆同有些离别之情，而生大感动。同年，唐先生在当时的北平读书，一夜至当时的一大学广场中，看一关于孙中山先生未逝世前的电影。当时繁星满天，唐先生由电影而引发想到的，是人间中的志士仁人，如孙中山先生的所为，在广宇悠宙中，像沧海一粟。但为什么这些志士仁人，必鞠躬尽瘁以为之？[7] 唐先生不单止反省到时代与国难，更反省到人间一切志士仁人的仁心，在宇宙中有什么意义，他像过往大儒一样，在义理纷乱闭塞的时代，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要建立人间的大信。不建立人间之大信，中国亦可以不成中国，一切志士仁人的生命之鞠躬尽瘁亦可无意义与庄严。 唐先生要追求彻底的无所遗漏的反省，于是当时代的各种思潮都在他生命中产生激荡与矛盾，他的生命成为了不同思想的战场，但唐先生始终对矛盾激荡有所不安，既要同情了解各种思想，也要使各种思想有路相通；念兹在兹，一直用心不懈。 但唐先生并没有说自己的文化理想是绝对唯一的人生目标与理想，要一切人跟从。唐先生尝言，「人生在世，求所以自尽及报国之道亦多端。」[8] 唐先生的文化理想，正正是要通过文化教育，使所世有人皆能培养出能体验各种价值的广阔心胸，不要执一而废百，这样人类社会才能致太平与悠久。唐君毅先生的文化理想固不能穷尽人生一切有价值之理想，然而一切真有理想的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是应该多少了解唐先生的文化理想的，不要只浮泛的看唐先生一生似没有轰烈之行为，也尚未有产生很大的社会效果，便轻卒予以否定。 唐君毅先生在三十岁写《人生之体验》一书前后，已经过了大量的阅读、时代的激荡、生命性情的切实体验，与及困心衡虑的思索已达到有所信仰，思想方向已基本确立，而这可信可确立者并不离儒家传统的性情之教。由此唐先生更肯定中国文化中有坚定不移之价值在。在中国纷乱，世界大战的时代中，唐先生也并没有真想着退隐，他越发对中国文教的价值有深切的认识与体会，越发欲以教学著书及支持各种文化教育事业，来重建中国人对中华文教的认识与肯定，进而贡献于人类世界。 （二）念兹在兹 年轻人有大理想，有要推倒一切豪杰的气概也不难，难在念兹在兹，躬行实践，坚持不懈，至者不休。唐先生一生除从事沉重的教学，行政工作与著述外，任何有关发扬中华文教之活动，纵使是学生团体办的，只要时间容许，他都亲身参加，或多方给予鼓励，表示支持。 说唐先生为发扬中华文化念兹在兹，决不是一句普通的公式化的恭维说话，而是写实的。唐先生把传扬中华文化，孔子之教时刻系念于心。如1969年，共军南下，南京危急，唐先生促两妹及妻奉母还乡，临离别时告母曰：儿未尝为官吏，亦不隶政党，唯儿上承父志，必以发扬中华文教为归。[9] 在1954年4月29日致徐佛观（即徐复观）先生之函里，唐先生谓：吾人对中国文化历史，亦当好而知其恶，并兼从历史的根源上，作疏导工夫，方可照顾到未来与现在。……此时所需者，乃以孝子慈孙之心，保存若祖若宗之德泽，兼补其所未备，而要以出之以肫恳真切之言为重。[10] 1959年11月5日，唐先生在致函张君劢先生，请他来新亚讲学，即动之以保留文化种子之热切。唐先生写道：总之私意当前吾人所能致力者乃主要在学术，现在新亚略具基础，能聚集若干大体上志同道合之人，及若干书籍，共同讲学，当可为后代留下若干种子。[11] 1962年，与谢幼伟、牟宗三、王道及程兆熊诸先生，监于中国儒学的衰落，拟共发起一东方人文学会。目的是要以讲学接近青年人，并与国上研究儒学之学者通声气，重刊绝版的儒学书藉。在6月16日致函在美国的陈荣捷先生，希望他在美支持，共到名发起，也说到：只希望能由讲学以多有一些下一代之青年同有志于儒学之复兴之事业，暂不求一时之张扬，而求如细水之长流。[12] 又于1971年，去函陈荣捷先生，盼他能请假一年，往星架坡大学作东方哲学教授，访问一年，亦见唐先生对保留中国文化学术种子之热切。信中唐先生写道：吾人唯望中国文化学术之种子能多散布几个地方，亦算吾人对先哲之一交。代如吾兄能回东方任教一时期，其意义亦甚重。[13] 事实上，七十年代初，笔者还在大学时，唐先生对我们学生也不只一次说过：大陆现在不讲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暂时不受重视不要紧，但只要保留涓滴，细水长流，中国文化总有复兴的希望。 在母丧后，因感赵冰、钱宾四、沈燕谋、赵鹤琴等长辈，在致挽联花圈时亦以伯母称呼自己母亲，以称呼之微，而可见圣贤之教，使叔伯姑侄兄弟姊妹之伦，通于四海，而使天下人可以属一家之亲，由此更见华夏文教之价值，遂向母祷告云：然今日回运如斯，教化安托？愿以微驱与邦人君子共兴华夏，以此人伦之教，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敬怀心愿，以告吾母。[14] 又告云：愿本斯心，与师友相切励，以共继斯文，则今后华夏光明，诚当永在。[15] 1964年5月24日致函当时在台湾的牟宗三先生，盼在台湾能为中华文化树立一方向，而香港为殖民地，人们对中华文教主义几毫无所感云：弟甚望台湾诸友能在此切身所感处由此以淬厉甚志，树立一方向，则海外之人亦更有所向往。弟在此十余年来屡屡言及此类主义，而听者几毫无所感。弟对此最为寒心。盖无此文教失之痛，则其可以探文教之原者皆抽象而无生命，其智能之原亦终不得开。唯弟后亦逐步了解此间原为殖民地，原非中华文教弘化之区。人本未尝生活于中国之乡土，受中华文教之陶养，故不能怪人之无感！[16] 所谓「不能怪人之无感」，是唐先生纵使在失望之余，仁者之心怀，自己虽亟亟于弘扬自家之文化价值，对他人则不过多要求，总是尽量求量解他人，同情他人之处境。 事实上，在其文章中，唐君毅先生求中华文教复兴的心愿与意志与情怀，都时常直接或间接的流露，可说随处皆是，以上所引只是一鳞半爪，或亦足以显示唐先生为中华文教之复兴之念兹在兹的一些精神风貌。文章如1958年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三先生共同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欲向西方人指出了解中国文化之正道，中国文化之价值与中国文化可贡献于世界之处。[17] 又如1961年，在香港《祖国周刊》（35卷第一期）发表的〈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一文，感概中华民族之无所保守，移民他国的中国人，皆以学习他国之文化，归化他国为荣，虽情有可原，但「风劫之存在于当今，则整个表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之人心，已失去一凝摄自固的力量」，中国民族就像「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风吹散；只有在他人园林之下，托荫避日，以求苟全；或墙角之旁，沾泥分润，冀得滋生。此不能不说是华夏子孙的大悲剧。」[18] 这些直接谈复兴中华民族与文教之文章，影响及反响亦相当大。唐先生后又有〈花果飘零及灵根自植〉及〈海外中华儿女之发心〉，对反响作出响应，指出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与学术之自尊自重，自信自守之道，希望中国人之一念自觉，当下发心，而「共负再造中华，使中国人之人文世界，花繁叶茂」[19] ，「而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人的文化之中国，而世界人士之共努力，则可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一真正的人的世纪。」[20] 唐君毅先生怀着一种宗教的热诚，以求中国学术文教之复兴，进而才能使中国民族真正的站立起来。唐先生认为，中国的复兴，必须是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双是站立的复兴，任缺其一，都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21] 唐君毅先生的人生理想，是成圣成贤，是「内圣」，他的「外王」的理想，也就是其文化理想。内圣是外王的基本，所唐先生的成圣成贤的人生理想，便是其文化理想的根本。但文理想----即他的复兴中国文化运动，是否成功，也没有必然把，也要依赖于外在条件，唐先生自己是了解这一点，上文曾引述唐先生致恋人的信中已说明自己立意「当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在1956年9月17日致徐复观先生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态度。唐先生说，今日之事，战和皆难，人类之有毁，国家之兴之，皆在不可知之数。唯进德修业，出心之所不容已。其余唯有俟命矣。[22] 但文化理想是不是太抽象玄远，而逃避了对中国当前的危机的责任，致没有实际参与时代的革命与社会改革运动。这样看唐先生，固是对唐先生缺乏了解，也不一定真能解决中国的时代问题。在唐先生看来，当代中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基本上是一文化的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冲突问题，唐先生要人先从观念上认识这一点，才能把握问题的结征，则中国的问题才较易解决。 纵然唐先生本着儒者「修身以俟命」的态度，欲从文化的本源上解决时代问题，唐先生一方面非常关心中国的实际问题，一方面躬行实践，始终不渝，求实现他的文化理想。 青少年时代的唐君毅，是较内向沉默的，然而他对当时的时代是十分关心的。二十年代的重要报刊，如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及《新青年》、《向导》、《创造周报》等期刊，唐先生当时都保留贮存起来，[23] 应该可以推论说，唐先生年青时是勤于读报，十分关心时代的。在对日抗战期间，唐先生与一些老一辈的人创办〈重光月刊〉，出钱出力，鼓吹抗战。[24] 1943年，唐先生得一位江津县的爱国商人出钱负担，唐先生约了几位朋友，共同发起《理想与文化》期刊，并为第一期写发刊词。[25] 1973、74年间，中国大陆「批林批孔」，73年9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赵纪彬着「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香港《大公报》于十月间连载，唐先生为维持孔子，无惧大陆批孔之疯炽烈，先后写〈孔子诛少正卯传说之形成〉、〈孔子诛少正卯问题重辩〉两文，加以辨正，指出此说是法家之徒所伪作。[26] 在唐先生逝世前一天，即1978年2月1日，报载大陆载批评孔子诛少正卯事，已有翻案文章，而且为孔子辩护的理由，与唐先生〈孔子诛少正卯传说〉一文中所持理由相似，认为中共在文化的观点上可能有新的转机，唐先生对此感到欣喜，并把自己的道作，检出两套，分别寄赠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并附函说明作者原是北大、南大（原中央大学）的学生，已离校数十年，并无寸进，愧对母校，特将道入作数册赠母校。[27] 唐先生看到台湾政局安定，经济繁荣，便常说：「其实中国社会不必清算斗争，也可致国家于富强。」[28] 闻大陆成功发射人造卫星，也而有喜色地说：「只要政治安定，科学是容易赶上人家的。」[29] 听到两岸政治黑暗便兴嗟叹。国民党逮捕雷震先生，唐先生等亦认为「台湾捕雷震事，以法律言之，谓为通匪，实无根据”，便曾电文蒋介石，望其据实，并重中外舆论。[1]唐先生自49年来港後，对中共的倒行逆施，也时有为批评，唐先生的风格总是以事说理，不作偏激之论，以其认为“书生论政，亦须目光四射，不宜只为偏激一往之论”。[2]於大陆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历史文物遭受到毁坏，唐先生忧心如焚，看到知识份子受批斗围攻，感不安。四人帮垮台後，唐先生心裏再燃起对国家前途的期望，尝对学生说：“不怕，只要能向好的方面变，总有希望，一旦中共政权变得开放，你们大可回大陆教书，提倡人文精神。”[3] 1951年，在报上读到<人类的大毁灭>文章，便撰长文回应，指出要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避免人类的毁灭，现代的西方人与中国人、亚洲人必须深切认识三个根本矛盾——第一是共产主义者一定要“拯救”或征服世界；第二是亚洲民族与一切二三百年被欧洲压迫之民族，一定要起来；第三是欧洲人还在自觉或不自觉要保存其过去向其他民族侵略所得之果实，自觉或不自觉的自以为应高居於亚非两洲人、中国人之上，或许还未忘去对黄祸的仇怨与恐怖。这三者是相互矛盾的。[4]解决此等核心矛盾，问题在於如何使苏俄放弃其命定要统治世界之社会理想与唯物的绝对斗争主义。中共须了解其一段之成功，只是中国民族一定要起来，中国数千年之历史文化所养成之民族自尊心，想一出此百年之怨气的冲动，使他成功，故应自觉中国民族之历史文化之真要求顺其传统之历史文化之精神以发扬滋长。不应把苏俄放在中国之上，不应把马恩列斯放在中国历代无数的圣贤豪杰之上，不要以唯物的绝对斗争主义，代替中国之人文的和平精神。而世界上之自称先进民族要以平等的目光看待所谓落後之民族与及在实际上在文化上原是先进的东亚大国，如中国与印度之民族。唐先生并提出由联合国来召开世界学术文化会议，并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5] 在六十年代末中苏边界纠纷後，七十年代初中苏交恶越甚，唐先生因担心中苏终发生战争而带来中华民族之大灾难以至亡国灭种，於1973年2月发表<女口何消灭中共与苏俄战争可能性>，分析鞭辟入裏，语重心长。指出中苏之战之深因是中共与苏俄之争作马列主义之正宗，争作共产主义集团的领导权，如果中国大陆与俄国发生战争，中共决不能以保卫正宗马列主义而取得胜利，只会使中国之神明华胄，万世为苏俄之奴。要避免与苏俄战争，只有放弃马列主义。[6] 可见唐君毅先生虽然哲思玄远，著作等身，学术成绩斐然，但唐先生是时刻关心国运的，故唐先生由文化以通於中国现实问题，如民主、科学、教育、宗教、国情、世局，现代中国等等的文字甚多。此见唐先生知识广博，目光与关怀四射，是其不可及也。 注： [1] 《致廷光书》，《全集》卷廿五，页145。唐先生十五岁开始写日记，至三十岁前「几日日有所思，亦日日有所记」，惜在中日战争时，存于乡间友人处；及共产党清算地主，友人遭其殃而尽毁。（《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下，「后序」，《全集》卷 ，页 ） [2] 同上，页144。 [3] 同上，页144。 [4] 同上，页162-163。 [5] 同上，页144-145，159。 [6] 同上，页159。 [7] 〈民国初年的学风与我学哲学的经过〉，《全集》，卷九，页337；〈后序〉《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全集》卷廿四，页467。 [8] 1952年致梁漱溟先生函，《全集》卷廿六，页17。 [9] 〈母丧杂记〉，《全集》卷三之四，页67。 [10] 《全集》，卷廿六，页22。 [11] 《全集》，卷廿六，页22。 [12] 《全集》，卷廿六，页46-47。 [13] 1971年致陈荣捷先生信，日期未详，《全集》，卷廿六，页55。 [14] 〈母丧杂记〉，《全集》，卷三之四，页67。 [15] 同上，页64。 [16] 同上，页182。 [18] 《全集》卷七，页12。 [19] 同上，页68。 [20] 同上，页74。 [21] [22] 《全集》卷廿六，页106。 [23] 周辅成，〈记君毅先生若干事〉，《全集》，卷三十，页78。 [24]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35；《全集》，卷三十，页81。 [25] 《全集》卷廿九，页53；卷三十，页82-83。 [26]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192-194。 [27] 《全集》，卷三十，页376；《年谱》，《全集》，卷廿九，233。 [28] 同上，卷廿九，页233。 [29] 同上，页233。 [1] 《全集》，卷廿六，页25。 [2] 《全集》，卷廿六，页26。 [3] 《年谱》，《全集》，卷廿九，页233。 [4] 《全集》，卷十，页144-145。 [5] 《全集》，卷十，页146-152。 [6] 《全集》，卷十，页283-28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