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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唐君毅研究室」成立感想之（三） ──略说唐君毅先生之不可及 说来惭愧得很，作为学生，笔者在发扬唐先生的学问与人格方面是很不合格的。难的也不是在写一两篇关于唐先生的论文，而是唐先生生命的精纯，是不可企及也。内在生命的学问道德修养不足，生命精纯不够，讲得多，便成了外在化、异化。所以庄子说「为善无近名」是甚有深意的。因此除了纪念文章或为唐先生的学问辨正外，笔者素来也甚少强调是唐先生的学生，一则是因为唐先生的学生很多，笔者是晚期的学生，敬陪末座，亲炙师严也是唐先生最后六、七年的日子，二则是自己的学问与修养未及精纯，自己的不足，也不想人家以为是唐先生的不足。个人认为唐先生的学问是应该有更多人去研究，唐先生的书也应该有更多人去读，笔者希望有一天国内的中学大学的课程也选读唐先生的一些篇章，所以香港中六的「中国语文及文化科」的文化篇章选取唐先生的文章是功在学子的。 笔者对唐先生推崇，并非出于学生对老师的盲目推崇，笔者反对盲目推崇，推崇总要说出个推崇的理由。唐先生现在不在位不在世，只是笔者对唐先生的生命与学问日渐多了一点了解，更感到唐先生的不可企及。 首先，笔者略能体验到的，是唐先生的生命是一个大心灵，这是平实的说。像牟宗三先生说唐先生是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或直说唐先生为一伟大的心灵，也并非过誉。所以说唐先生是一个大心灵，一则是他常能以超越的心境看世事看问题，不像我们一般人，意识总是受时代与潮流所囿限。当然，哲学家总多少有超越的心境的，但弄哲学的人以至有理想的人，也更容易产生理念执障，其蔽也可以是更深的。唐先生在他的著作与讲学中，（就算我们在义理细微处不能完全明白）不难看出他对追求通观的努力，他力图包涵更多不同的观点与义理。对理念之层位之不同与方向之不同作同情了解，尽力化解义理的矛盾与冲突，这样一方要目光四射，不能只执着一点意念便只顾自我发挥，执一废百，沾沾自满。唐先生这种时刻省察自己理念之可能限制以求多方吸纳，做到哲理宏摄，是很费心力的。二则是他的著作里都反映出他是在切实的想哲学问题、文化问题、国家时代问题（虽然不少自是由广博的阅读而来），不是为立论而立论。使人惊讶的，是他那里有这么多时间去想这么多的问题，而且深入地想，除非他心无旁鹜，分秒必争。三则是从他的德性修养之纯，胸襟之广，与理想之高而见其心灵之大。 第二点不可及处，是办事与学问兼顾，既能成为儒学宗师大哲学家，著作等身，在文化教育的办事上的贡献亦非一般人可及。唐先生是自知自己不宜行政的，唐先生在1948年6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为人过于仁柔，处处苦口婆心，用之于教育则宜，用之于办事则太啰叱，他人不得要领，则无所适从也。」（《全集》，卷廿七，页5）虽然如此，在唐先生一生中，除了教学研究外，行政工作差不多从不间断，他32岁回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三年后当上系主任之职。1947年秋，好友程兆熊在江西铅山县北十五华里处的鹅湖旁办鹅湖书院，唐先生在鹅湖住了一暑期，为尚在校住宿的师生讲课，翌年秋，便分心为鹅湖书院筹划恢复鹅湖书院的讲学之风的行政工作。1949年6月7日与钱穆先生同来香港，翌年2月28日亚洲文商书院改组为新亚书院，自此时起，唐先生即一直任教务长，直至1961年才辞去此职，历时前后十二年。在此期间还一直兼任哲教系系主任，哲社系系主任之职责。（中大成立前，新亚书院并没有独立的哲学系，初为哲教系，后改为哲社系。）1963年中文大学成立，唐先生被委任为第一任文学院院长，并兼任哲学系系务会主席，新亚书院哲学系系主任之职。至1968年，谢幼伟先生才接任新亚哲学系系主任。 在新亚书院早期，荜路蓝蒌，自1950至1954年，可以说是桂林街时代，真的「手空空、无一物」，人手有限，教务之计划，课程之安排，四出邀人讲课，人事的处理，教务长工作的繁重，唐先生工作之辛劳，是可以想见。为了发扬中国的文化与教育，自1950至1954年间，每逢星期六黄昏，在当时新亚书院桂林街校址四楼举办公开的文化讲座，钱先生、唐先生与张丕介先生讲得最多外，也请了不少当时的知名学者讲演。这是在香港首创公开文化讲座。前后139次，唐先生一直都主其事(《新亚书院文化讲座录》，孙鼎宸编，钱穆先生序)。文化讲座停办后，即发起一月一次之人学讲会，两周一次之哲学会，达数年之久（《全集》，卷29，页177）。1962年，唐先生又与牟宗三、谢幼伟、程兆熊、王道诸先生，以及新亚书院和香港大学的一些学生，成立东方人文学会，被推出任会长。新亚书院为使优秀毕业生有深造机会，于1953年成立新亚研究所，初由钱穆先生任所长，自1968年开始，研究所所长一职便一真由唐先生担任，直至他逝世为止。1973秋年自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座教授退休后，唐先生便一心为新亚研究所的事务操劳，为研究所筹募及撙节经费，在他逝世前竟能剩下四百万元的基金。可见其为研究所作长远打算的用心，使人感念。1973年，新亚书院自土瓜湾农圃道迁进沙田马料水，唐先生便与当时的新亚书院校董会的主席李祖法先生筹办新亚中学，新亚中学的创办，唐先生是贡献甚多的，新亚中学校歌歌词为唐先生所作。 除此之外，唐先生在抗战时期曾与李源澄先生同办《重光月刊》，其后又曾与周辅成先生同办《理想与文化》杂志。所以，可见唐先生一生办事也很多，主要在教育与文化之事业，其贡献也甚多。环顾四周，办事的不一定能造学问；能造学问的，不一定能办事愿办事。唐先生既著作等身又为文教理想办事不辍，不要以为容易。 办事自有难处，亦自有学问。人有一点成就，都容易矜功。尤其是理想事业、文化事业，一人矜功，人心便易生溃散，稍有才智的人都会离开。唐先生真能忘我无私，是不可及也。只要想一想唐先生在主理新亚研究所作所长的时期，把牟宗三、徐复观、李璜这些先生都聚合到研究所，是不容易的。不是纯因为这些人有大名，而是牟徐李诸先生都是性情中人，而且性格特别强烈，对不喜欢的人与事都从不假以颜色，但都对唐先生十分敬重，推诚无间。 唐先生的性格其实不喜欢行政工作，不喜开会与应酬。唐先生二妹唐至中在回忆兄长时谓唐先生纵使在成长以后，「在公众合仍然常感腼腆」。而知子莫若母，唐先生母亲陈太夫人认为是因为儿子自谦重视对方之故。（《全集》，卷30，页667）唐先生逝世，日本汉学家安冈正笃在东京举行的追悼会上发言时，怀念唐先生，说与唐先生见面或分别，总使他想起《易经》的「谦卦」。唐先生的谦厚是由真尊重他人，肯定他人的价值，常反省自己的不足而来。唐先生在新亚虽然默默的实干，对新亚贡献很大，却从不邀功，我们学生从没听过唐先生说半句自己怎样为新亚、为他人，或者自己有甚么成就，总是说这个人不错，那个人不错，总推崇人家的优点、人家的功劳。在新亚书院数学系多年的朱明纶教授，在1978年悼念唐先生的文章中写道：先生务实，凡事只求有益于学校社会，不计个人名位得失，如创办数学系，延聘君璞师主持，皆先生全力达成，从不矜功。（《全集》，卷27，页91）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实辞。若够细心看看唐先生在50年代时期学校里活动的照片，四十多岁的人，样子可比年龄老多了，可想见唐先生的辛劳。 1955年一次唐先生致徐复观的信中说：弟近来之生活实在要不得，上一星期即有五次之开会及酬应等，每次费三时以上。（同上，卷26，页93）早年唐先生曾多次向钱先生请辞新亚教务长之职，却没有结果。但唐先生心系中国文化与教育，不觉间便勉力负上了新亚书院十二年教务长之责。从1955年2月26日唐先生致徐复观先生之信函中可知，唐先生写道：弟在此因不与任何同事生事，而其它同事则有芥蒂，故彼〔按：钱先生 〕不愿弟辞此事。牺牲时间能间接有助于中国教育文化之前途亦未尝不可。（同上，页91）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新亚、崇基、联合成为三基础成员书院。1964年，钱先生辞新亚书院校长职，1967年离港定居台湾。张丕介先生则于1970年4月辞世。中文大学筹办成立之时，钱夫子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为中国文化与教育之存亡继绝，与殖民地官僚周璇，居功至大。中文大学成立后，钱夫子辞校长职，自有功成身退，显示非为个人谋之大公无私之心胸，亦或有不愿再受殖民地官僚气焰，不愿再与之周璇之意在。无论如何说，在三位主要创办人的其中两位离去后，对新亚书院的校政，可以说唐君毅先生是支撑其间，费心力最多，直至1976年止，唐先生在大力反对中文大学改制破坏成立时之联邦制无效，立法局通过「一九七六年中文大学改制法案」，唐先生与新亚书院董事会其它八位董事一起辞职以示抗议。所以唐君毅先生对新亚书院的贡献是很大的，这是历史事实，不能抹杀。 1976年，新亚书院以图书馆命名为钱穆图书馆，唐先生是时已退休，获悉后，认为不用钱先生之号而用其名，有欠恭敬，并将此意告知当时的新亚书院校长全汉升，可见唐先生没有半点矜功争功之念。 在晚年，唐先生对学生不止一次说过，「在做一个圣贤的工夫上，我给自己打不合格」（同上，卷29，页212），笔者也不止一次听唐先生说过，「我的一生是有用的，总没有白费时间」（其中一次是唐先生在中大哲学系作退休讲演时说，笔者印象深刻，因为笔者当时想为甚么就只是「没有白费时间」这么简单而已，为甚么不是说自己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有重大贡献，重大发明。）一次大概是谈学问间唐先生对笔者说，「你们的时代较我们的时代将更困难。」笔者的理解，唐先生自是从个人成德及成德之教上说。事实上唐先生这种时常都能超越自己的成就，从人家的设身处地想问题，亦包涵有你们的成就可以比我更大的意思，可见其心胸广大之不可及。孔子也说过「若圣与仁，吾岂敢」，可见圣贤人物，都有真生命真工夫，都努力在作自我要求，自我完满。笔者也越来越体验到年青人有理想，易；到年老体衰，仍充满理想希望，热诚如故，难。所以我们也不要以为这些圣贤的成就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么少那么平凡。唐先生之不可及，是他的学问与生命合一、知行合一。 唐君毅先生另一不可及处，一方是因为他的哲学可以说是哲理宏摄，综合的气魄大；另一方面他不像黑格尔，说自己的哲学是最高阶段最后的哲学，而是以自己的哲学是桥梁是道路，让人通过。唐先生认为一切哲学不应成为堡垒山岳以成封闭系统互相阻隔，而应都是桥梁道路，哲学目的是所以成教，人走过桥梁道路到达目的地，桥梁道路亦可以隐没而似归于无。以至自谓自己晚年的钜着《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仍为一可读可不读之书。（「序言」）所以唐先生教学并无刻意要培养自己的学生，要学生专做自己的门徒弟子，发扬自己的哲学。而是要学子为学与做人宜目光四射，不要蔽于一端，执一而废百，作往而不返之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