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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风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循着历史发展的主线探讨“儒”的演变过程即由最初的巫术之“儒”而思想之“儒”、而礼教之“儒”、再经礼教之“儒”到学术之“儒”，并据此探讨其在当世的现实理性意义。 【关键词】：“儒（学、家）”、“仁”、传统、文化 今年（公元2004年）由山东曲阜公祭孔子、读经辩论和国学进课堂引发，对传统的讨论已经进入一般百姓的视野。这是可喜的，也是必然的，因为人们没有办法逃离他们的过去，而传统正是我们现代人思维的历史。 近几十年来，诸多社会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日益不和谐的充斥于人们的日用生活之中。于是，我们便想到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或“传统文化”，一些人也逐渐认同这类含混模糊的话语。 那么，究竟中国文化的“传统”是什么？我想说是以孔孟之道为主体的“儒（学、家）”，这一点从五四之后的若干年内发生的“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等事件均以“孔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最大阻隔与冲击对象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事实上，“儒（学、家）”的价值并不一定系于人们是否自觉的认同和继承它，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它早已化入中华民族（以汉民族为主体）文化心理的一种关键成分，千百年来对广大知识分子并由之而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情感、行为活动一直起着规范作用，并由有意识而进入无意识，成为某种思想定势和情感取向①。 那么到底什么是“儒（学、家）”（本文中将用引号标识这一词汇符号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儒学、儒家或者儒教等说法）？其在当代及未来中国有何功用？ 就儒，以及儒家、儒学的原初本意来说，至少在20世纪初之前并不存在分歧，既无概念性的差异，也无多少不同的理解。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特别是随着西方思想文化及其研究方法的不断传入，人们对这一原本还算清楚的概念却产生了疑问，并由此而引发了相当大的分歧。 因之，有必要从它的缘起说起。以下本文将循着历史主线及其演变过程探讨“儒（学、家）”的发展历程。 一、从巫术之“儒”到思想之“儒”——先秦儒的演变 夏商周时代 “儒”这一名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既有文字记载，就表明“儒”这个=概念理应在孔子之前就已出现。而众所周知的，中国人素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形式，正是由于这种广泛的需要导致产生一个为之专门服务的阶层或者职业;据考证，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的骨化石旁，一般都摆放着含赤铁矿的粉末，还有死者生前使用过的装饰品等等;。这表明，至少在此=时，中国人已有相当成熟的丧葬观念。于是，就有了《说文解字》这样的解释:“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历史事实与考据研究表明，在中国古代社会，至迟;殷代就有了专门为人料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便是早期的儒，也可称为士。他们精通所在地区多年形成的丧葬礼仪，因此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但是，由于这种职业地位毕竟卑微，收入=菲薄，既无固定的财产与收入，还要看主人的眼色行事。故而形成比较柔弱的性格，便是儒的原初本意——柔！也是他们职业的原初性质——术士！ 在商朝，人们便极注重礼仪。到周取而代之后，周公曾起用殷代遗民中的儒者参与周朝的礼乐制定。由这一事件的发生而看到到了另外一个结果，即原本为殷遗民的那些儒者于此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相信他们所拥有的知识与智慧并不会随着殷商的灭亡而无所用处。任何新兴政权无论如何都会需要他们，关键就看他们自己的态度了。至此，我们看到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结果是，后世儒者之所以对周公充满感情，那唯一的原因便是周公通过制礼作乐而使这些儒者由原来的殷商贵族的依附者而成为一个真正相对独立的阶层。这样，儒便产生了。 以上便是“儒”的最初形态，此时的“儒”只是一种“巫术礼仪”（2），于是乎，也就有了孔子对学生子夏的告戒：“无为小人儒”！ 春秋战国至秦统一六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广大百姓身遭战乱之祸、之苦。但是在思想上却也显得蔚为大观。这时期，与=“儒”相对应的，还有“墨”、“道”、“法”、“阴阳”等思想、学派，它们相互并存、同时也并称而言。 “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颂扬的是秦的统一六国，带来了安定的社会环境。于政治、军事上大一统之后，便追求思想文化上的统一，譬如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等措施都可资证。而于匆匆间统一的秦使得它的统治者根本没有办法从容的选择一种思想用以治国。因之，便在秦大臣之间引发了“儒”、“法”之争，结果“法”家的极端功利主义占了上风。这一结局导致了“儒”的第一次浩劫——焚书与坑儒！ 二、从思想之“儒”到礼教之“儒”——秦到清末儒的演变 汉代 一般认为，秦王朝的焚书坑儒政策虽然殃及诸子和各家学说，其中尤以儒学受害最深，几遭灭顶之灾而损失殆尽。刘歆认为儒家学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律，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3）秦王朝的焚书坑儒确实造成了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但实际上，儒的根基如儒家典籍、儒家学说并未遭到根本性的破坏。对于汉代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来说，秦王朝的教训是刻骨的，而西汉开 经过汉初的几十年，在适当的社会条件下黄老之学被用来治国，奉行清净无为的治理，休养生息的同时也&造成管理上的松散。到武帝时期，儒学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本意无疑是为了寻求一种新的理论形态为现实政权统治服务，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期望以儒家学术来替代黄老之学，从而克服黄老学的内在缺陷，为汉帝国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然而我们看到，在儒家学术获得地位独尊的同时，旧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却立即发生。其间，儒学在经过早期的发展之后，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此时董仲舒一干人等深能体悟武帝用意，遂推动将儒家经典作为法律，释为经学。这样势必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是儒家学者拥有汉代最高法典的解释权和修订权；一是这些儒者往往不顾客观条件与事实滥用经典语录，牵强附会，以致败坏儒学的名声。 此刻的汉儒们建立了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天人感应的宇宙图式，主张“天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仁，天心；天，仁也”，他们为建立人的外在行动自由的宇宙模式而努力。 但不管怎样，“儒（学、家）”在西汉、在董仲舒等人的推动下，结合当时政治确实是达到了一个全兴时期。此刻“儒”的状况成就了其为政权服务的一个典范。后世人常讲封建礼教吃人，表明，封建社会的“儒（学、家）”纵然是被统治者利用，但儒自身却也开始由沿袭先秦社会的礼仪而演变为一种“礼教”之儒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东汉末年，出现了对儒家理想的怀疑思潮。它是长时期以来儒家政治软弱无力、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社会发展颓势在思想界的必然反映。与此同时，道教创立。为了给自已寻找到理论上的支援，也因了彼时儒学的“功能性障碍”（李泽厚语），便拉上原本毫无关系的道家，从而形成东汉末以至魏晋时期规模不小的道学热。援道入儒的目的是要以道家简洁明白的概念改造儒学，从而使儒学重新成为一种有用的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援道入儒并不是要把儒学彻底打倒和屏弃，而只是对汉代烦琐经学的一种反动。 在这一整段时期内，儒学便开始经历儒道纷争，到借助向秀、郭象等人在理论上的贡献基本平息。几乎与之同步的，伴随着人们对传入中土的佛教概念逐渐清晰，又开始了佛儒二者在理论上的纷争。这便是儒“（学、家）”在这一时期内遭遇的两大考验。在二面被攻之下，儒学也并未一味退让。而是在理论上不断的博采另二家，企图融合，同时也有了三种学说、思想鼎立的局面。 宋明时期 宋明时期，被认为儒学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潮。在宋，以程朱理学的盛行行为标志，使之成为官学。程朱师徒侧重注经，倡导“格物致知”的理学，一时间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条件而蔚为大观。 及至朱元璋创立明朝时期，统观明初的理学，这些理学家虽然是守程朱的遗规，但也同时继续了元朝儒家学者已开启的朱熹陆九渊合流的倾向，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纳了一些陆学的观点，以完善程朱理学的不足。由洪武三年开始，朱皇帝就下令八股取仕这一多为后世抨击的科举制度。而当时规定读书人的范本就是后来一共流传八百多年的朱子注解的四书五经。姑且不论朱熹学问的一些偏差，仅就此而论，足见当时“儒（学、家）”之“盛世”。 到了明中叶，由于理学自身尤其是程朱理学所主导的格物致知、格物穷理思想方法的支离破碎的特征，加之自身思想体系的局限性，更加使得许多的知识分子对之望而却步，因此，它已无力担当“官学”这一重任。他们渴望能得到一种可以迅速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于是，便自觉不自觉地抛弃程朱理学，而向陆九渊的心学靠拢。信奉如“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之类的心学思想。至此，明代儒学很明显的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谈到心学，就不能不提到王阳明，他将其提入到了一个高潮的发展阶段。他主要主张批判朱熹的格物致知、心即理、知行合一、万物一体之仁和致良知等。而阳明思想体系建构在对朱熹格物致知的批判上，其核心是劝导人们要“致良知”。 公元1644年至1840年 于是，在1840年之前大体上清朝社会“儒（学、家）”的发展是延续前朝的，虽然儒的思想依然为着其政权统治服务，但也总算是相安无事。康乾盛世之时，文风甚炽。“儒”的学派如理学、心学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继承和发展。只是没有显见的创新与新的学派产生。 三、从礼教之“儒”到学术之“儒”——近代以来儒的演变 公元1840年至1949年 学术上习惯将公元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主要是结合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判定的。那么，我也认为“儒（学、家）”的发展历程中也可以以此作为一个界碑。因为，自那时起，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华文明便开始了自闭关以来和来自外域文明（主要是西方文明）等开始了正面的对峙或交锋。尽管一时之间，外敌的入侵和西方文明的传入并不能够撼动数千年来积淀而成的传统文化根基，当然这其间自然主要的是指“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但是却也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这一点体现在1840年之后到清王朝灭亡这一中国历史上残存的封建时期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思想上出现的变化，由魏源始，经严复到曾国藩到李鸿章等人，他们的思想构成已主要倾向于“中体西用”，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某一种思想或若干种的融会。这些可由晚清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政治上属于维新派，同时在文化上又属大师的代表人物的著作中清晰的找到运用西学方法考究、阐释中国儒学经典和重释国学上得到明证。 武昌起义不久，迫于各方压力，清帝逊位，延续二百余年的清王朝成为历史，持续二千年之久的皇权专制体制也一去不复返，中国自此转入民主共和时代。辛亥革命对中国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推翻君主政体，建立民主共和政治。它的意义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也不仅限于赶跑了一个皇帝，而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大多数中国人的信仰，使中国人特别是那些从传统文化氛围中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一时间觉得无所适从，既对新的世界感到迷惘不解，又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传统社会怀有眷恋之情。20世纪初中国废除了封建制度，建立共和政体，确实不失为一重要的选择。只是这个过程太快了，民众一时间在心中没了“天子”、皇权这样的概念，导致辛亥革命之后普遍觉得一片渺茫，不知何从。事实上，这种迷茫只是中国人信仰危机的一部分，是中国人信仰危机在政治层面的凸现。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和如此严重，除了现实政治的不如人意之外，最主要的在于中国人旧有的价值体系的崩溃。 这时自然迫切需要有一种具备足够说服力的思想来引导民众的意志世界。应运而生的，康有为说：“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君主专制，此为政体高下之分，而不是政事美善之别。专制 体制也并不是没有好的规矩，共和政体之下也并不是没有不良的政治。政治法律，皆以习惯而成，是以圣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其要在去甚、去奢、去暴。”（4）他依然主张以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道德观念去规范人 们的行为，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并进一步达到真正的共和。因为只有这样，依据人们所熟悉的，才能恢复与稳定社会秩序，才可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 既然恢复秩序，实现共和理想的手段与途径离不开孔子学说和中国旧有的纲常伦理，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孔子的学说是否合乎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的理想。换言之，孔子的学说与民主共和的原则是否存在根本的滞碍? 写到这儿，问题也便很明显了。接下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论争，致使了上世纪发生了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新 文化运动、批孔风等一系列等中国文化传统抗争的事件。 经过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儒学本已成为历史。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 中期，由于各种原因的促使，儒学又有了复兴的迹象。梁漱溟、 但可以肯定的是，到这一历史阶段，经学终结；“儒（学、家）”思想也在新的探索征途中曲折前行着。 四、思想呼？学术呼？信仰呼？——试述当代“儒”的价值 上文循着历史发展的主线，大要讲述了“儒（学、家）”的发展历程。而1949年中国大陆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核心为理性主义、唯物主义的“物即物，心即心”。中国传统的夹杂着神秘（儒之源于巫）和经验色彩的“天人合一”观念，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但与此同时，建国后数十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等完全理性的思想的同时，“天人合一”的心理文化积淀却依然存在，而决不会轻易的被抹去或者消逝。 自上世纪上半叶起，梁漱溟、 着眼当世，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以来取得巨大的物质成就，这已是有目共睹。但伴随着经济巨大发展的同时，也显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当然其中很多的问题并非为中国所独有：现代日趋剧烈的工业化、城市化趋势带来人与自然关系也日趋紧张，如环境污染、大气变暖、黑洞、冰川消融等等使得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遭受着自然的报复；于社会生活方面，人情冷漠、身心迷茫、丧失信仰、缺乏信念等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这一类问题主要体现在人们普遍接受西方哲学中的理性训导之后，导致生活的日益抽象与机械和精神空洞。有人把此称做“理性的异化”和“感性的异化（5）也未尝不可。 在遭逢以上所列举之种种问题时，人们的目光则开始转向因循着文化传统——“儒（学、家）”而发展的现代新儒思想，企图利用自身文化传统来解决所遭遇困难。这种做法无疑是极为明智的，这是由真正的“儒（学、家）”自身特质所决定的： 正如杨雄所说，儒学的真精神至简至易，它虽然是治国安邦、修身论学的最高原则，但 它毕竟是从实践中来，是对人类实践的一种理性把握与概括，是孔孟从个人生命体验中得出的结论，故而不存在难解或不可理解的空疏与荒诞。所以，我们有必要、也有能力回归到孔孟儒学，把握其真谛！ 而所谓“儒（学、=家）”，是以“仁”为其核心价值观，以培育塑建人性情感为主题，而因之为核心（如孔子关于人性的论断“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人之初，性本善”等无不体现其对于人本性之终极关怀。）。此所谓“真儒”。它不止有理智与知识的一面，而更有情欲、信仰的一面。这就恰如一剂良方，能够“较好”的解决上文所列之诸多社会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做到对原儒思想的真知、真信与真行。如此，方能避免其最终沦 为如西方哲学方法论一般的工具性思想。切实体悟原儒之精神；真正信仰原儒所倡导之对人之终极关怀；躬身实践原儒“内圣外用”的思想要义。 在述及前一问题时，用到“较好”二字，那是因为从上述可以看出自西汉以后中国是以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为立国之基本精神，长期以来被统治者所利用，加入了太多的统治色彩，一度成为奴化国民的工具。而在重够未来中国“儒（学、家）”的思想时，就必须得注意屏除这些不利的东西和一些孔、孟等当时受历史、环境等局限而产生的已不合时宜的动西（如与现代人权思想相悖离的“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关键在于把握上述“儒”的真正内涵。惟有如此，方能祛除前述中的“较好”二字，否则，则可能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有重蹈封建流毒之嫌。 在说到这个问题时，我不得不谈一谈长期以来人们对“儒（学、家）”的偏见—理论界长期以来倾向于将儒家称之为“ 儒教”。“不具宗教之名而宗教之实”（任继愈语），给儒家扣上一个“儒教”的帽子后，再唐而皇之地批判“宗教是精神鸦片”，然后就可以义正言辞的将孔孟之道打倒在地，踩上一只脚，甚至吐上一口唾沫。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大抵便是运用了这一思路，而时至今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于相当数量人的意识之中。将其与传统的道教、佛教并立而称，若如此认识，则儒的意义实大打折扣，且于现实意义作用不大。 孔孟之道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从中品不出多少宗教的味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不语怪、力、乱、神”，还有孔子对他的学生询问鬼神问题的巧妙作答“人道迩，天道远”。由此可见，当初的孔子起码并没有将其主要精力放在迷从鬼、神等超自然力量上，而更多的放在关注人、倡导“仁”学上；同时，可以看出他是相当唯物的，尽管因历史条件的局限而显得朴素。相关的论据从《论语》中可以找出一大堆。对于此一问题，还可以下一点找到答案：一）宗教必须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佛教有佛、罗汉、菩萨、西方极乐，伊斯兰教有真主，基督教有上帝，天主教、犹太教等也各有他们的超自然主宰。但从儒家里能找到鬼神吗？有人祈祷“佛祖保佑”，也有人祈祷“上帝保佑”，还有人祈祷“真主保佑”，更有人祷告上苍保佑，但有人祈祷“孔子=保佑”、“孟子保佑”吗？（二）、宗教必须构筑一个人生命结束之后的良好归宿如天堂、天庭等。但儒家是极力提倡、主张“入世”的，如常言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正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它所倡导的其实是一个极为现实的理想，它并不是颠倒了的世界观”，它没有一丝虚构的成分，完全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托的，而天堂等之说早已为现代科学证实其存在的虚渺性。此外，宗教还必须有专门的神职人员和传道场所，如和尚、道姑、修女、神父等，如清真寺、教堂、寺庙等。而这些儒家全然不具备。当然，这样说的前提自然是要将后人用来祭奠孔子这一先贤而设立的孔庙，以及更有甚者将历 代以来用以“传道、授业、解惑”并悬挂孔子画像以示敬重、推崇之意的私塾、学堂等排除在外。但是假如真有人（认同儒教者）要这么较真的话，我们为也只有揶揄一途。 说到底，统治者利用儒家作为统治工具是一回事，儒家的真面目又是另外一回事。正如恶人从来都是满嘴仁义道德一样，我们要否定利用仁义道德的统治阶级，但不能否定仁义道德本身。这才是本文所强调的真儒思想！ 那么折回头来看当代的新儒们的思想体系，自打近代起便开始了对儒的新阐释。第一批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提倡“中体西用”、“制天命而用之”、“经世致用”。他们的思想虽在当时的乱世显得复杂，但他们都更多的继承了儒学的传统，而非老庄、佛教或法家之说。如清代的康有为与谭嗣同，他们在各自的《大同书》和《仁学》中便都强调一方面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裕，另一方面赞颂个体精神的自由。 到上世纪上半叶，由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思想家也试图还原儒学真面目，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注重西方哲学体系下研究宋明儒学，侧重于一种形而上的思想，而有了对他们的思想可以用“深邃”一词形容。过多的注重形而上的思想道德重构，则稍嫌忽视了济世救人、经世致用与作用显示，缺乏传统儒家一直追求的“内明”与“外用”相统一的恢弘气概。直到 行文至此，已可较为清晰地看到“儒”发展历程及其在当代现实社会中的作用。有学者提出要在这一世纪以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和西方哲学思想为基础构建出全新的“人学“思想来解决目前所遭遇的种种社会问题和推动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并估计这一过程将需要一相当长时间（约百余年），还得需要出现一位类似圣贤 的思想天才。很显然地，这样的条件似乎显得苛刻了些，这样的时间似乎显得长了些。那么，我以为，我们完没有必要去如此大费周章，去期盼那能够带来新思想的天才的诞生。 历史在悲剧中前行，历史往往会惊人的相似。那么，在当今中国社会这样思想混乱的状况下，也就好比春秋战国时代，幸运的是我们已有了前人丰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正可以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赋以合时宜的创新来解决我们所遇到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方面的问题，也正是我一直所强调的真儒思想。可是当前的儒究竟是学术？是思想？还是信仰？我以为是不能够以其中单一的某一种来给它界定的。正如即使广大农民并不读论语，甚至不知孔丘其人，但沉浸和积淀在他们的行为规范、观念模式、思维方法、情感态度……等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仍是孔子和儒家的东西。正如 在清楚了“儒（学、家）”的发展历程，澄清了对“儒（学、家）”的种种误会和偏见之后，我们所能见到的和感触到的便是真儒了。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辅以原儒思想待人接物、为人处世，则社会关系将走向融洽、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会日趋和谐、于是社会也便能持续进步。 主要参考资料: (1)、(2）《己卯五说》第40页 李泽厚著，中国电影出版社。 （3）《让太 （4）《孔教会序》，康有为著。 （5）《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提纲》 1980年，李泽厚著。 （6）《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李泽厚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