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田浩(Hoyt Tillman) 《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五辑) 二 在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儒学研究中，由姜广辉教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经学思想史》在学术研究及其信念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撰稿者都是姜教授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思想史学者。我有幸受邀参加了由这个群体举办的一个为期两天的工作讨论，讨论了正在进行中的宋明分卷的编写工作。除了讨论其他可能纳进来的经典注释者或作品这样的细节问题之外，相当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诸如方法论和研究目的等大问题上。 就方法论而言，这个群体首先决定的是将哪位思想家以及他们的哪部经学作品纳进写作中来；在研究和讨论之后，这个群体再逐步展开每卷和每章的主题和框架。这个过程带来了有意义的成果。例如含盖了先秦时期的第一卷，主题是“德”与“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各章里以“德治与力治”或“天命与德治”、“礼与法”等为主题进行了阐明。关于宋明卷，一个正在成形的主题是理学的“哲学体系”和“思维方法”，以及它们对经学观的影响。 这个集体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儒家思想创造力的兴衰。宋代儒者在阅读经典时受到了佛教特别是禅宗趣味的影响，这种趣味表现为从经书中寻章摘句——以免除阅读整部经典或是整部经的辛苦。禅宗的例子或许也增强了宋儒的自信，他们也可以不理会汉唐的注疏而直达圣人之心和古代经典的本义。随着印刷术在唐代的发展——当时的印刷品大部分是佛经——特别是宋代廉价印刷书籍的广泛流行，儒家知识分子不再需要辛苦地手抄文献。既方便又有价值的书籍文献的传播，极大地增强了宋代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因为他们开始有更为充裕的时间来博览群书，并思考他们所读的内容。为了应对佛教哲学，儒家知识分子也接受了佛教形而上学的影响而发展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根据姜教授他们的判断，近代以来在儒学与西方思想的碰撞中，儒学思想家中还尚未产生出可与宋儒等量齐观的创造力来。关于当代中国人需要重获或效仿宋儒回应佛教的创造力这一点，有些成员表达了强烈的关切。虽然有些思想家，特别像熊十力及其后学们，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对中西哲学及价值的创造性综合，但是这些思想家却被批评为脱离并孤立于现代中国的主流；而且哲学的创造力在他们的著作中也相当地有限。至少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当代中国人的创造力问题仍是知识分子们的主要关怀。 这个群体的基本前提是，不管遭遇到怎样不同的问题，中国人总是最终转向儒家经典以寻求答案。而且在经典研究中，什么是最有意义和最切题的，这一问题包含并反映了他们所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和视角。确实，恢复和重建传统的价值观已经成为此项研究的基本内容和终极的关怀。作为历史工作者，群体的成员们系统地阐明了各种历史情境和问题是怎样因时而变，从而儒学的意义和价值又是怎样演化的。但他们还有一种强大的动力去重新发现不同时代流行的共同价值系统。例如：宋明儒生坚守的共同价值是什么，这些价值又是如何受到清代汉学和五四运动的挑战？ 他们甚至于决心去发现并阐发永恒价值。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大一统”的讨论，这是一个被某些学者誉为（目前）不仅超越了民主与自由，甚或超越了“民族”的终极核心价值。当代政治讨论的影响在这一论述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在我当前对郝经的研究中，我已注意到，作为忽必烈权力上升时期的重要谋臣，郝经关注作为整体的民族和文化的生存要更甚于“大一统”。郝经的个案还说明了我们当代对中国统一的关注，这正是现代中国学者差不多都强调他们在思考宋与金元的历史时往往会陷入矛盾的原因所在。 正如群体中某位学者所阐述的，指出并说明内在于传统经学思想中的价值观念就够了。对这些价值的内容以及它们如何扎根于中国文化和思想当中的基本理解，应该足以引起对这些价值与今天相关性的关注。换言之，作为学者，他并没有感觉到一种要么责难传统价值，要么为之辩护的冲动。群体中的其他学者则表达了一种强烈的诉求，即如何去制衡在二十世纪占支配地位的，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充分暴露的，对传统文化的过于负面的责难。有些人强调指出，这种对文化偶像的破坏，是使今天众多国人处于随波逐流而毫无价值感和归宿感的困境所在。 从我的视角来看，这些学者们都置身于一种创造性过程当中。的确，我们可以说，这些对核心价值的寻求以及对这些价值的阐发，接近了这样一个创造性水准，即以解决当代问题的方式，再造儒家传统，或者至少从根本上重组儒家传统。姜广辉先生的研究项目提供了一个特别积极的例证。这种做法首先态度诚恳，而且具有学术的严格性。群体内部的讨论是我在中国所见到的最投入也最具成效的。这些讨论也不断提升了他们在自己项目上的创造性，以及对从古至今儒家传统多元性方面的认识水平。 （作者单位：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张凯译，梁涛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