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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君毅早期思想中的生死问题意识 汪丽华 （浙江传媒学院心理健康与生命教育中心 副教授 310018） 摘 要：唐君毅作为一位早慧型的哲学家，在早期生活经历中就有了多次对生死离别之事的强烈感受和生命体验；其后，在早期的思想创造中，这些体验形成了他自觉的生死问题哲学意识和生死哲学思想；这些意识和思想贯彻终身，使之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儒家生死哲学系统。 关键词：唐君毅 生死问题意识 生死哲学 唐君毅（1909—1978）作为“仁者型”现代新儒家，不仅是现代新儒家中对人生问题最为关切的哲学家，同时，他也是现代新儒家甚至是历代儒者中对死亡思考最多、阐释最透彻的儒者。与其他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和大多数儒者讨论人生不同，唐君毅特别注重对死亡的省视，在他从早年到晚年的著作中，都有涉及讨论死亡的专门章节。从早年的《人生之体验》到中年的《人生之体验续编》，从早年的《道德自我之建立》到晚年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从早年的《爱情之福音》到晚年的《病里乾坤》，唐君毅的著作无不充满对生命的体验性反思和对生死哲学的深刻阐释。本文试图通过对唐君毅早年生活中对生死问题的体验、早期思想中对生死问题的思考的分析，探讨唐君毅早期思想中的生死问题意识对其整个思想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 一、唐君毅早年生活中对生死问题的体验 对生死问题的意识关切，最早可以追述到唐君毅的童年生活。按照唐君毅自己的记述，他在生命成长的早期，经历并深刻体验了好几次生死离别等重要事件。这些事件以及所带给他的生命体验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唐君毅在写就他一生最宏伟的著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后，还特别在“后序”中对它们一一记述，在他躺卧在病床上深刻反省自己的生命之时，也将它们梳理出来作为自己生命经历的重大事件。 大约在唐君毅七、八岁时，唐君毅父亲一天给他讲一个故事，大概是说我们人所居住的地球将在某一天会毁灭，太阳的光亮也会渐渐暗淡，最后只留下一个人和一条狗相伴。此故事让唐君毅有效的心灵经历了巨大刺激，对于天崩地裂、仍将毁灭这样的本根性的生死问题便时时在信中琢磨，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念之不忘”。过了些天，天下大雨，大雨过后又是大太阳，经过雨的透灌和烈日的暴晒，天地出现裂隙。唐君毅看到这一现象后，便联想到了父亲所讲的天地毁灭的故事，“遂忧虑地球之将毁”。这种对“地球之将毁”之忧虑，表明在唐君毅幼小的心灵中，便有了对死亡、毁灭等人生所必然遭遇的“大灾难”的一种焦虑、惶恐，这种焦虑、惶恐，反过来会强化其生命对于相关问题的敏感性，增加对人生负面事件的体悟。这一点在唐君毅以后的人生中也确实得以充分显现。他所写的《人生之体验续编》、《病里乾坤》等对人生负面的反思体悟，都被人为是惟唐君毅可以写出的心血之作。 唐君毅在十七岁时离开四川到北京求学。这是唐君毅第一次远离父母。这种“生离”同样带给了唐君毅以深刻而铭心的生命体验。他回忆到：“吾年十七岁，吾父送吾至船上，同宿一宵。至凌晨，而忽闻船上之机轮声。吾父登岸，乃动离别之情。然吾之下一念，即忽然念及古往今来无数人间之父子兄弟夫妇，皆同有此离别之情，而生大感动。”在《病里乾坤》中，唐先生对于此事件还有更进一步的反省式说明：“忆吾父既送吾上船，当夜即宿於船侧之一囤船之上，吾初固不感父子相别之悲也。及至次晨，船之轮机转动，与囤船相距渐远，乃顿觉一离别之悲。然当吾方动吾一人之悲之际，忽念古往今来，人间之父子兄弟夫妇之同有此离别之悲者，不知凡几，而吾一人之悲，即顿化为悲此人间之有离别，更化为一无限之悲感；此心之凄动，益不能自已，既自内出而生於吾心，亦若自天而降於己。吾亦以是而知人生自有一超越而无私之性情，能自然流露，是乃人生之至珍之物也。”对于父子离别必然有的离情愁绪，或许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唐君毅体验的深刻处在于，他由当下此“父子之别”“忽然念及古往今来无数人间之父子兄弟夫妇，皆同有此离别之情”，此一念翻转，就将当下此时此地此人所经历的个别的离情愁绪普遍化为一般的、广大的、久远的离别之情了。这一有个别情感体验升华到普遍性情感的体验一则可以拓展人的生命的涵容性，当同时也会大大增加个体生命对这份情感情绪提亚的强度。正因此，唐君毅会因此而“生大感动”。这也正应和了唐君毅自己对伟大人格的界定：“一个伟大的人格，任何小事都可以撼动他的全生命。好比一无涯的大海中，一小石落下也可以撼动全海的波涛。一个伟大的人格，任何巨大的刺激，他都可使它平静。好比在一无涯的大海里，纵然是火山的爆裂，也可随著来往的波涛而平静！” 对于生死问题的深切体验，唐君毅还不完全只是从自己的切身事件获得，也会从其他人的经历甚至文艺作品中获得。关于他在北京就学期间看一部关于孙中山的电影而引发的大感动，唐君毅不仅在《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中记载了，在《病里乾坤》中也有非常详细的记忆、描述和再体验。唐君毅十七岁在北京就学时，正值国民革命潮流澎湃之时，作为一位年轻人，他也认为此革命是一件庄严神圣的事情。有一天北平的民国大学露天放映关于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时的纪录片，唐君毅专程去观看。“忆其时与亲人共坐于一露天之广场之上，夜凉如水，繁星满天。吾乃一面看银幕所映中山先生与其革命同志共同行动之电影，一面遥望此繁星之在天。一念之间，忽感此中山先生与其志，皆唯居此地球之上，而此地球则为一甚小之行星，与此天上无尽之繁星相较，此地球诚太空之一尘之不若。何以此一尘不若之地球上之志士仁人，如今之银幕所见者，必洒热血，掷头颅，以成仁取义，作此革命救人之事业？此诚不可解。宇宙，至大也；人，至小也。人至小，而人之仁义之心，则又至大也。大小之间，何矛盾之若是？吾念此而生大惶惑，大悲感。当时之心念之转动，回还於满天之繁星、所见之银幕、及露天之广场之间，其种种之波荡与曲折，曾记之於日记，而此日记已不存，今亦不复更忆。唯忆当时之心念转动，皆真悲恻之情相俱，直至电影终场，吾之泪未尝离目，若与天上繁星共晶莹凄切而已。”“吾一面仰视苍穹，一面回念人间，恻怛之情，即不能自已，觉吾之此情，若悬于霄壤，充塞宇宙，而无边际。”这样一种将个人生命体验充塞于无边宇宙所感到的悲凉、惶恐，实在是激发人的大生命、大智慧的感受性体验。正因这样的感受性体验，唐君毅在他的思想中、在他的著作中，才会经常有他人无法书写出的细微深刻、真诚恻怛之情。 唐君毅自己说：“此类之情，吾于二十岁前，实多有之，然皆忽然而发，如从天而降，与所学之世间知识，全不相干。若其果代表吾之生命之原始之性情，皆吾父母之遗德，吾不敢自以为功。”这种“从天而降”的体验，可谓唐君毅之“天性”，此份天性经他后天深刻反省、学识提升的充养，便成了融函着大慈悲的大智慧。由此，也便有了唐君毅关于人生诸多重大问题尤其是生死问题的慧解。 早慧的唐君毅在年轻时并不宗儒。尽管十多岁在父亲的影响下就立下“希圣希贤”之志，但是二十岁左右的唐君毅曾经是一个自命不凡、愤世嫉俗、烦恼重重的青年，甚至曾经多次想到自杀。唐先生父亲的死，医治了唐君毅“愤世嫉俗”之心，激发了他的内在心性。唐君毅自己说：“吾年十四五时，即已有为学以希贤希圣之志。年二十岁左右，自负不凡，乃时叹人之不我知，恒不免归于愤世疾俗之心，故烦恼重重，屡欲自戕。然此时吾对人生之事之悟会，亦最多。吾二十二岁，先父逝世，吾更自念：吾身为长子，对吾家之责，更无旁贷，吾一身之病，乃自此而逐渐消失。”由父亲去世所激发出的责任意识，在唐君毅自觉的心性体验与充养中，便逐步成长为儒家的担当意识了，这份担当既是对自己生命的担当也是对家庭成员的生命担当；既是对个人生命的担当也是对民族生命甚至是人类生命的担当；既是对人的生命的直接担当也是对人类文化生命的担当。 二、唐君毅早期思想中对生死问题的思考 或许由于早慧而对生命有过多的体验性感受，或许是由于父亲的死带来巨大的生命力撞击，唐君毅在自己往后的思想创造中对生与死有特别的关注。 还在唐君毅后来自己几乎完全否定的第一部著作《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中，唐君毅就在附录中专门有一节“论不朽”，讨论了“物质不朽论”、“生物不朽论”、“事业不朽论”、“社会不朽论”、“曾在不朽论”、“价值不朽论”、“智慧不朽论”、“伟大人格之不朽论”、“大我精神不朽论”、“个体流转不朽论”等十种关于“不朽”的理论。而且，唐君毅先生在此已经表达出与传统儒者对生死终极问题抱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死的问题不但可问，并且应问，对死亡真谛的好奇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他说:“盖水火无知，人则有觉，水火可不问其始终，人则不能不问也。若谓人应求自然，不越自然所加于人之限制，则吾将曰:自然真加限制于吾人，则不应使吾人复生追索生前死后之心；吾人既有追索生前死后之心，则自然未尝藏加吾人以限制可知。若谓此追索生前死后之心亦即自然所赋与而加于吾人之限制，则吾人追索生前死后之心亦即自然限制中之正当活动，追索生前死后，正所以顺自然也”。 唐君毅认为，人对终极问题的提出是有其正当性的，因为人的理性不能不追求“常”而任随“无常”左右。生命如果只是随死而消失，则为无常，也是违理的。他说：“吾人之思想行为盖皆在变中求常。一切科学艺术政治宗教之可能，无不本于此。吾人既无往不于变中有常，则吾人之求吾人人格之常于变中，亦有吾人理性上应有之权。吾人人格若果一死即烟落销沈，化伪异物，则实为有变无常也。故吾人求其不朽不堕断灭，实为论理上之应然”。对生命不朽为正当合理之问题与否固可肯定，然而如何回答此一合理问题则又当别论。因为生死两界如天人永隔，死之表象可见，死之本质则不可知，死后种种更非现象界之事，所以我们人如何能够知之，并还要就此做出回答？即使勉强有了答案，那么这答案是不是就是死后的真相呢？这也是令人怀疑的。总之，生死关系是个问题。 在唐君毅“人生之路”十步曲的第一部《人生之体验》中，在“说价值之体验”时，就专门列了一小节“说死亡”。他说：“亲爱的人死亡，是你永不能补偿的悲痛。这没有哲学能安慰你，也不必要哲学来安慰你。因为这是你应有的悲痛。但是你当知道，这悲痛之最深处，不只是你在茫茫宇宙间无处觅他的音容。同时是你觉得你对他处处都是罪过，你对他有无穷的咎心。你觉得他一切都是对的，都是好的，错失都在你自己。这时是你道德的自我开始真正呈露的时候。你将从此更对于尚生存的亲爱的人，表现你更深厚的爱，你将从此更认识你对于人生应尽之责任。你觉唯有如此，才能挽救你的罪过于万一。如是你的悲痛，同时帮助你有更的人格之实现了。”在这里，唐先生已经将人对死亡的体验同自己道德自我的显露结合起来看待了。可以说，他在生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已经确定。 与《人生之体验》写作大概同时完成的《爱情之福音》是一部奇书，被台湾学者曾昭旭誉为中国现代爱情学的代表作。可是，就是这部讨论爱情学的著作中，唐先生在第五章“论爱情中之罪过与苦痛”中却专门设置一小节“论死亡”。一女子走来，她是死了丈夫的妻子，她希望德拉斯与她以安慰，于是德拉斯说出以下的话语：“孩子，你爱的人们是不会死的，因为人的精神灵魂永远存在。你觉得他死，只是你看不见他，犹如太阳落山，他不过转到地球之彼面去了。”“太阳的比喻尚不算好，因为你至少是不见太阳的光辉了。然而他的爱的光辉却永远照着你，你不见他只是他转在你背面，如你之面向东，太阳转到了西方一样。”“孩子，你要深信灵魂是不会死，因为灵魂是一直藉躯壳而表现，它不是由躯壳而生。它不随躯壳而生，也不会随躯壳毁亡而不存在的。”……“孩子，那就在你的心的深处。你思念他，你心目中有他的影像，即他显现你心之外表。你不要说那是你自己的回忆，你焉知不是真正的他在唤起你的回忆呢？孩子，你要知道你思念的他，不只是你过去经验中的他，而是永远的他，永远的他是永远存在的。”“如果你思念的他，只是过去经验中的他，你过去经验中的他，亦永远存在于你过去经验中，他亦是不甘死的，你不见他，就比如太阳之落在地下罢了。你只要真愿意见太阳，待你今夜有好好的安眠，你明朝将与他相见。”“太阳必有来日，生命必有来生，因为生命是永恒的光辉。你们如果真相爱，你们必有来生的夫妇。”在这里，唐君毅将死亡比喻为“太阳落山”，只不过是“转到地球之彼面去了”，犹如“太阳必有来日”，人的“生命必有来生”，由此而言说人的生命是“不死”的，“生命是永远的光辉”。当然这是说人的精神生命。唐君毅此时还称之为“灵魂”。这死者之不死的灵魂并不在别处，就在生者之“心的深处”。这是唐君毅生死哲学中一个重要思想即“幽明感通”思想的源头。 作为唐君毅“人生之路”十部曲之一的《心物与人生》，第三章“生存之意义”的第五节，唐先生又以“辨生命之自身无所谓死”阐释了他的生死哲学观。在这里，唐君毅关于人的生死问题的思考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唐先生将物质与生命对立起来谈论，认为人的生命活动是在此物质世界更高一度的空间进向的。“生命之表现其自身于物质世界，如一圆球在平面上滚，当他突然离开平面，我们只自平面之物质空间看，便以为他消灭了。”另一方面，唐先生又将生命之不灭比喻为物质能力之不灭，认为死亡虽然看起来是生命的活动停止了，“生命的活动虽似乎消灭了，然而他会转化为其它将来之生命活动。犹如我们远远看见一人在绕山走，渐渐看不见，这只因为他转了弯，暂向另一进向走去，如果我们只以山之横面为唯一真实，我们会以为他已死了。”登山客因为转弯而我们不能再见到，我们只能说他在另一段路途之上，但我们并不能因为我不能再看见他而就说登山客已经消灭。依唐先生之见，人的死亡只是在生命的“转化为其它将来之生命活动”，不能便说消逝无存。 唐君毅以上对生死问题思考的著作，大多是他三十岁左右写成的，乃唐君毅早期思想。可是，唐君毅早期思想却不是一般所谓“早期”即为“不成熟”的思想。因为唐君毅不是靠读书激发哲学问题意识的哲学家，而是靠自己的慧根直下的生命体验激发哲学问题意识的哲学家。他自己也说：“吾初感哲学问题，亦初非由读书而得。唯忆十二三岁时，吾父即尝谓吾有哲学思想，吾其时固不知何谓哲学，更不忆其时所思想者为何也。吾之所能忆者，唯是十四岁时，吾家住重庆两路口江滨，天雨，门前水涨，而石没于水。吾忽思此石不见时，是否存在。当时之答，是其不被见，即同于不在。于十五岁时，见人介绍唯识论之文，谓物相皆识所变现，即以为然。其时又读《孟子》、《荀子》，遂思性善性恶之问题，以为人性实兼有善恶，并意谓孟荀皆实信性有善恶，唯孟子于人性之恶者，名之为欲，荀子于人性之善者，名之为心耳。遂著文五千余字，自证其说。”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唐君毅的哲学问题意识源于他的天性，源于他敏感的生命体验。 三、唐君毅早期生死问题意识的理论意义 唐君毅早期的生死问题意识的理论意义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思考，一是从他整个思想体系中生死问题意识的延续及生死哲学思考的系统和深入来说明；一是从他的生死问题意识对其个体生命的影响以及对我们当下生命的启示来说明。 唐君毅生命早期对于生死问题的体验所激发的哲学问题意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早期哲学理念和哲学思想，是唐君毅持守终身的根本智慧。这一点唐君毅自己是公开明示的。当他耗终身心血于逝世前完成巨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时，他在后序中说：“吾今之此书之根本义理，与对宇宙人生之根本信念，皆成于三十岁前……吾于三十岁前后，尝写《人生之体验》与《道德自我之建立》二书，皆以一人独语，自道其所见之文。吾当时虽已尝读古今东西之哲人之书，然此二书对他人之说几无所论列，而其行文皆极幼稚和朴实。然吾自谓此二书，有一面对宇宙人生之真理之原始性，乃后此之我所不能为。吾今之此书之规模，亦不能出于此二书所规定者之外。此固可证吾之无大进步，然亦证宇宙人生中实有若干真理，历久而弥见其新也。至于此后三十年中，吾非无所用心，而知识亦尽有增加。然千回百转，仍在原来之道上。”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再怎样估计唐君毅早期所形成的生死问题意识及其哲学思考的价值都是不过分的。在唐君毅整个思想历程和体系中，生死问题与生死哲学始终是一个重大主题。 唐君毅对生死问题最集中、最系统也是最富智慧的讨论，是在他的《人生之体验续编》中。《人生之体验续编》是唐君毅于50年代到60年代初连续七年写成的七篇论文。期间，唐先生到香港后，深感中华民族生命发生了大病痛，引发唐先生自己对生命负面的深沉体验与悲悯，而写下了为唐先生自己能写下的文字般若。牟宗三先生曾赞叹该书为“滴滴在心头，而愧弗能道”。其中写于1958年的第五篇《死生之说与幽明之际》是专门讨论生死哲学的。写于1959年的第六篇“人生之虚妄与真实”，又专门用一节讨论“‘死’在目前之义，与人生遗憾之化除”。唐先生自己对他在此书中的生死哲学论说有明确的概括和说明。《人生之体验续编》所建构的生死哲学，可谓现代新儒家甚至是整个儒家发展历史上对生死问题思考的集大成，其所涉及的死亡问题是人生必须面对的大问题、获得死亡智慧的途径不是知识而是情志、从心灵的超越性筹划看心不会随身死而死、生命的双向活动及生与死的相依、身心之呼应关系及身心皆不死等一系列论题，乃为以儒家心性学说为基础的庞大生死哲学系统。在唐先生看来，人的生活与精神活动是由人不断去耗费人的“身体”而呈现的，而人的响应心的创造活动，不断谱写出人类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新的乐曲，如此，人的身心都在“生”的过程中永生下去。“死”并不是人生的“消灭”，而只是此一人生的“暂终”。“终”只是一线之线头，用以凸显人生整个线段之存在。人在有生之日，所以能只想其如何生活，如何运用其精神，而不想到死，正是由于人之“生”在死之上。人之精神本无死，人之所以会想到死而怕死，只是因为人渴望留此身体以与心共同成就其生活与精神活动，谱写“生”之伟大乐曲。 1967年，唐先生因左眼网膜脱落，在日本京都入院治疗，期间，唐先生于病榻上再次深刻反省自己的生命而写下被誉为“儒学治疗学”的经典之作的《病里乾坤》。台湾学者曾昭旭认为，该书可视为《人生之体验续编》的再续编，值得一切以求道自命的人去沉心体味。《病里乾坤》不仅提出“生死皆在道上”的重大生死哲学命题，而且通过对疾病、痛苦、习俗、傲慢心、慈悲心等等的一系列切身反省，建构起了系统的“儒学意义治疗学”。 晚年，唐君毅更是对生死哲学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反思。唐君毅在撰写他的鸿篇巨制的《哲学概论》时，在附录中辟专章“述海德格尔之存在哲学”，对当代西方哲学家中最具有“死亡”智慧的海德格尔哲学进行了系统阐释，并专节以“死之智慧”论述唐先生对海德格尔死亡哲学的理解与领会，特别是对死如何启示人生的全体性，唐先生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在唐先生以全副生命最后完成的划时代巨著《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中，他再次在阐述“天德流行境”时辟一专节讨论“生命之偶然性与死之智慧及生命之本性之善”。唐先生不仅从西方哲学思想资源切入强调个人“先行到死中去”，通过与“生”与“死”的面面相觑，启发“生”的唯一性和真实性；同时还从儒家义理出发分析“死”对“生”的正面德性。 可以说，对生死问题的讨论，贯穿于唐君毅终身的哲学思考中，生死哲学是他人生哲学以及整个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这也体现了他对传统儒家生命智慧的继承与超越。概括来说，唐先生的生死哲学研究既继承了传统儒家人生哲学的基本理念，也吸收了现代西方生死哲学研究的智慧，更融入了他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深刻反思，是儒家生死智慧在现代最明晰、最系统、最深刻的阐释。 唐君毅早期死亡问题意识觉醒及其引发的生死哲学的思考，反映着儒家创生的哲学精神。唐先生的生死哲学本儒门大旨，从精神价值的创造、道德价值的成就中把握死亡对人生的意义。所以唐先生不认为人死如灯灭，一切复归于无，反之，死亡不但不是息止，而是以上提到精神世界，以伟大的精神参与天地生生不息的创造力，心忧天下则感动寰宇，志存正道则启迪来兹，死亡不再是毁灭而是创生，个人生命形体虽然消灭，但精神人格与人类历史文化的大生命结合，小我消融于大我，而生生不已，创造不息。伟大的人格生命，是能与宇宙的生命结合，上下与天地同流。唐先生通过祭祀对精神生命的开发，通过心光互照、通彻幽明的进路，使人们对死的世界的了解不再停留在毁灭的层次。反之，唐先生试图让我们看到死生大事那积极的、正面的教化功能，更要我们的个人生命接上历史文化精神的大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