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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现代新儒学大师徐复观先生的百年诞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于2003年12月6日至8日在武汉联合举办了“徐复观与20世纪儒学发展”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 徐复观的消解形而上学思想 在现代新儒家哲学发展中，徐复观走的是一条主张消解形而上学的路向。这使得研究者们往往对徐复观思想的哲学意义评价不高，甚至有人认为徐复观并不懂哲学。在这次研讨会上，这一看法被明显地改写了。 武汉大学李维武教授在发言中，梳理了徐复观消解形而上学思想形成的心路历程，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徐复观在认肯形而上学的同时，划分了西方的重视思辨或知性的形而上学和中国的与人的生命、心性结合在一起的形而上学；进入60年代后，他提出“形而中者谓之心”，否定了心的超经验性，以“心的文化”来理解儒学传统，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评；1979年，他提出“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认为熊十力诸师友对本体论的重建与孔子的思想性格隔了一层，并不能真正体现中国的人文精神，从而最终形成了他的消解形而上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方克立教授对此予以肯定。他认为：从李维武教授发言中，可以看出徐复观在哲学上与熊、牟一系主流派新儒家有不同的理路，道德中心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并不突出，循着这条路线就有可能发展出走向生活世界的儒学。这件事件的理论意义显然是不可低估的。 徐复观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由于徐复观在他的新儒学思想中表达了对民主自由的强烈诉求，许多研究者，包括他的学生杜维明，都把他的政治思想定位为“儒家自由主义”。在这次研讨会上，一些学者对这一定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台湾政治大学何信全教授不赞同将徐复观定位为“儒家自由主义”，因为“儒家自由主义”的概念忽略了儒家与自由主义之间可能存在的分歧，而徐复观及其他新儒家的自由观是否形成完整的儒家式自由主义还有待论证。他提出用“自由的儒家”来称述徐复观思想，认为二者之能一致共存于徐复观思想中，不在于他彻底融通了儒学与各种主义观点，而在于他始终未背离儒家的承担。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将徐复观根据儒家德性自由阐发的自由思想界定为“文化自由主义”，以别于西方正统的“政治自由主义”。这种文化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是“我的觉醒”或“自作主宰”，即高扬个人意识，将政治自由视为文化自由的特殊表现形态。这种文化自由主义过分强调了个人与群体的直接关联性，缺乏个人、制度与国家之间逐渐过渡的步骤及其合理关系的思考。中南民族大学张世保博士认为不能把徐复观纳入自由主义阵营。因为严格来说，自由主义应当限定为古典自由主义。而徐复观把人性善、对人的充分信赖作为民主政治的人性论假设，强调二者的统一，这与自由主义的观点恰好相反，故他不属于自由主义者。 徐复观文化观的底蕴与意义 台湾佛光大学欧崇敬教授结合徐复观的文化观探讨了他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认为徐复观著作中表现出了独特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华人的哲学史研究中代表着一种研究典范，这一研究方法可称之为“文化脉络考察与诠释法”。华东师范大学胡晓明教授探讨了徐复观的文化观与文学观的内在联系，指出，徐复观的中国文化观的根本观点，在于强调中国文化认为人生价值的根源即在人的自己的心，中国文化即“心的文化”；心的最根本的特点是道德自觉(儒家)和虚静明觉(道家)，心通过工夫呈现建立人生价值的根源之地；中国文化的心之实践，表现为每一时代的道德人心、历史人文、艺术宗教。所以，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一样，可称之为“心的文学”。徐复观文学观的特点是性情的纯正、伟大的品质、工夫的文学。台北市立师范学院李淑珍博士对徐复观的文化观对台湾文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徐复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台湾的立场，一是站在民族本位致力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二是主张中体西用，即以中国的价值系统去接合科学之用。这些主张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使中原文化与台湾闽粤地方色彩相混合，使台湾的文化自我认同从“边陲”转为“核心”，使台湾在更加“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更加“现代化”。武汉大学徐水生教授对徐复观的日本文化观进行了专门阐发，指出徐复观对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的特殊经历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的日本观的特色。 转自《社会科学报》2004年3月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