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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徐复观的儒学发展观 李锦全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摘要]一个自称是农村儿子的徐复观，他是从热爱乡土进而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爱国主义者。他对现实充满忧患意识，认为只有推行民主政治才能救中国。但他反对直接引进西方民主制度，而主张通过批判承传、把儒家精神与民主政体融合为一，即将中国的民主改革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我们可以从他的政论文章和大量著述中看出其思想轨迹。 [关键词]徐复观 君主专制 儒家思想 批判承传 民主政治 一 徐复观（1903—1982），湖北浠水人，是中国现代新儒家中很有特色思想的代表人物。可能他的出身和人生经历是有点特殊的地方，他生前为自己预立过墓志铭：“这里埋的，是曾经尝试过政治，却十分痛恨政治的一个农村的儿子一一徐复观。”[i]他不同那些出身于书香世家或是长期作学术研究的所谓：书斋型学者。他自称“我真正是大地的儿子，真正是从农村地平线下面长出来的。”[ii] “我的生命，不知怎样地，永远是和我那破落的湾于连在一起：返回到自己破落的湾子，才算稍稍弥补了白己生命的创痕。”[iii]置根农村乡土，既是他生命的根，也是他思想的根．他在台湾去世后，骨灰还是移回安葬于浠水故乡的泥土地中，这是符合他“落叶归根”的遗愿，他认为“归根之念，也正是知识分子良心的自然归结。”[iv] 不过徐复观这个农家子弟，并不是那种不识字没有文化知识的农民。他的父亲也曾去应科举考试，虽然连一个秀才也未考上，只能以乡间塾师为业，但在当地还算是个知识分子，在农业社会中可以称之为耕读传家。正因为有这个条件，徐复观从8岁起便随父亲读书，当时除读称之为新式的教科书外，还诵读《论语》、《四书》、《五经》，以至《古文观止》、《纲鉴易知录》等文史方面的典籍，这是为他后来研究儒学打下初步基础。 徐复观跟随父亲私墊学习几年，到1915年12岁时考入浠水县高等小学，离开了偏僻的山村来到县城上学．经过三年学习到1918年毕业，又考上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他离开了浠水县城来到湖北省会武昌。他所以投考师范说是可以吃饭不要钱，对贫穷学生是具有吸引力。 徐复观初随父亲在乡间启蒙，然后到县城读高小再上武昌进省一师，可以说是三级跳。不但在学历上是连升三级，更重要是环境的转换，扩人了对社会的接触面，使他随着年龄的增长，除书本知识的提高外，更开阔了眼界，增加了社会阅历。则，徐复观称“真正以宋明儒讲学精神办学校的，而当时省一师校长刘凤章，以知行合一为人生准民国以来仅有他一人。”[v]校长的言传身教，使他在读一师时已受到宋明儒的思想影响。他对老师的教学也很满意，对学习中国传统典籍“的一点常识”，认为“是五年师范学生时代得来的。”[vi] 1923年，徐复观在省一师毕业，由于找工作困难亦不理想，遂考入湖北省国学馆继续求学。他的试卷受到国学大师黄侃的称赞，称现在发现一位“最有希望的青年”，可见当时他的学业已有相当基础。他在国学馆修读到1926年冬，北伐军攻占武昌，从而结束了他十年的学习生涯，转而投入时代洪流，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徐复观离开老家外出攻读十年有什么收获呢?应该说主要是研读中国古代儒家的典籍，同时对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生活，也会有所认识，但是对政治似乎还很陌生。后来他承认“一直到民国十五年 (1926年）十一月底为止，可以说根本没有看过当时政治性的东丙，所以对于什么主义，什么党派，完全没有一点印象。”[vii]可是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一个人不去找政治，政治却去找你。当徐复观攻读儒家典籍时，可能已向往所谓“三代”之治，并不满意当时的现实社会，此时他虽然不懂政治，其实己潜藏有政治变革的意识，所以当看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就说“这才与政治思想结了缘。”[viii]此后在二十多年中，他一直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经历过各种挫折和矛盾。如在1927年春夏之际，由于革命的逆转，他差一点被当作共产党而丧命。1928年到日本求学，1931年由于抗议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遭到日本当局拘捕并被驱逐回国。这些都是他在政治上的挫折。 徐复观回国后，不知是否有点讨厌政治，但政治还是离不开他。“九一八”后日本加紧侵华，而徐复观在日本就因为反对侵华而被驱赶出境。他回国后曾想组织救国团体以“三民主义宋指导中国革命”，[ix]但得不到各方面的支持，为了生活，可能也有抗日救国的志向，他参加国民党的军队，抗日战争爆发，在山西娘子关战役中还显示过他的军事才能。经历了15年的军旅生涯，在此期间，他亲身体验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虽然他受到蒋介石的提拔，由一个上尉营副升至陆军少将，由于他介入政治并不是为升官，参加抗日为保国救民。所以当时的思想出现矛盾，一方面对国民党不满，但对最高当局可能仍有幻想，如曾向蒋多次进言，希望把“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以白耕农为基础的民主政党”。[x]这个愿望当时无法实现。 抗日战争胜利，对徐复观以至全国人民，本来是值得高兴的事，但由于国民党派往敌占区接收人员的劫收，却被称为“五子登科”的房子、车子、金子、票子、女子，都作为敌伪物资均在劫收之列．无怪当时沦陷区百姓传出一些歌谣：“念中央，望中央，中央来后更遭殃”。“朝思暮想，迎来老蒋，烧错爆竹，拍错手掌”。这表示人民对蒋政权幻想的破灭。徐复观是国民党圈内接近高层的人，对现实政治更感到绝望。于是这个曾经尝试过政治的人，却变得十分痛恨政治了。抗战胜利后，他就决定从军中退役，算是在现实政治圈子中全身而退，又选择回到学术文化研究的道路。但和青少年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的心态不同，他认识到当前国家民族所遭遇到的危机，以“忧患意识”进行审视，从而寻求救国救民的途径和方法。因此他虽然痛恨政治，但在学术文化的研究中，仍然离不开政治，不过并非就事论事，而是提高并深入到学术思想和历史文化的层次中，而他本人虽自称是农村的儿子，却是由热爱乡土扩展成为爱国主义的学者和思想家了。 二 徐复观转行作学术文化工作，并不是走入象牙之塔自己作纯学术研究，而是通过办刊物，一方面可以联系写文章的学者多交朋友；另方面刊物的文章是走向社会的，可以了解各种反映而探求时代的思想脉搏。1947-1949年他办了一份刊物《学原》，就招来不少学者发表文章，他还与唐君毅、牟宗三探讨中国的问题，可能都认同孔孟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后来到了1958年再加上张君励，四人共同署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提出“返本开新”之论，大概在此时期，他与唐、牟对儒家思想已有所共识，后来都成为港台地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已经奠定了思想基础。 徐复观与唐、牟虽同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但思想理路各有所不同，唐、牟颇有点道德理想主义的味道，从儒家心性之学，由内圣开出外王，“故道德上之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必然当发展至民主制度之肯定”。而“从中国历史文化中之重道德主体之树立，亦必当发展为政治上之民主制度。”[xi]这就是在四人的共同《宣言》中所作出的结论。 徐复观虽然参加发表《宣言》，但思想理路与唐、牟还是有所区别。他虽然向往白由民主，但当时并不强调道德的作用，而是针对蒋政权的独裁政治，向蒋提出改革意见。如1949年3月他在溪口与蒋相处一段时期，写了一份《中兴方略草案》，文中“大意是分析二民主义与民主自由，如何能融合在一起，以团结广大知识分子，重新建立政治阵容。”[xii]这份建议本来是想“把白由民主的精神注入到国民党内部来”，以帮助“国民党的新生”。[xiii]⑶但蒋对他的善意诤言，还是不能接受。 1949年徐复观离开入陆赴港台，5月在香港创办了《民主评论》，上面提到四人合写的《宣言》就是到1958年在这份杂志发表。不过徐本人1952年到了台中，先在台湾省立农学院任教，1955年转到东海大学，1969年被迫退休离校，再移居香港，在新亚研究所一直：厂作到1982年逝世。 徐复观1952年入大学任教后，一直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当时他虽年近50，由于有深厚的学术根底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所以虽说是半路出家，但从政治圈中走入学术殿堂位置转换后的30年中，留下大量著作。他是以追求民主自由作为人生皓的，但要做到学术民主和思想自由，就不能不向当前的专制政治体制进行冲击，这种批判也就是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由于要揭发专制政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渊源，他从现实批判追向历史，这种批判也可以说是贯通当前与过去，现实与历史。韦政通曾指出：徐复观“是以道（理）尊于势的观念为基准，一方面凭籍儒家的‘道’批判历史传统中的‘势’（专制政治），一方面根据现代的‘逆’（民主自由），批判现代的‘势’（包括海峡两岸的政治）。”[xiv]有学者称这是全方位的批判，在徐复观的思想与著述中，如果说有一种精神一以贯之，那就是批判精神。 徐复观批判海峡两岸的政治，对台湾方面，1956年他写了一篇《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说蒋之所以失败，是“意志坚强”所致。从字面看“坚强”并不是坏事；但从负面看，这是顽固坚持专制独裁，因而阻碍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最终导致政治的失败。 对大陆方面，徐复观主要对“文革”政治的批判。他对江青一伙窃取国家人权的原因，以及她所以能取得高位，“因为她是绝对者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这个绝对者无疑是指毛泽东，江青就凭裙带关系而窃取国家大权，所以直斥“文革”是“封建主义的复活”。[xv]毛泽东被神化成专制帝王的形象。 徐复观斥中国“文革”是封建主义复活，但中個封建社会始于何时，史学界长期有争论，但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确立，一般都认为起因于秦王朝的统一和改制，即所谓废封建、立郡县而集权中央．如梁启超认为“自秦统一后到清代乾隆之末年”，“中央集权之制度，曰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之时代也”。[xvi]徐复观大体认同梁启超的说法，但把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分别作出届定．如说： “秦政所建立的专制政体，应分作两方面加以把握。一方面指的是对封建政治下诸侯分权政治而言的中央专制。即是一般所谓之废封建为郡县．……与其称为专制，无宁称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另一方所谓专制，指的是就朝廷的政权运用上，最后的决定权，乃操在皇帝一人的手上：皇帝的加以控制，这才是我国所谓专制的真实内容。”[xvii] 对徐复观的说法，有学者认为在严格的意义上，他是把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排除在专制政体的范围之外，而把皇帝一人专制视为中国专制政体的真实内容。 由于徐复观作了这样的区分，所以他无论对历史和现实，都是将批判的锋芒集中在最高统治者的专制意志方面。在封建社会他认为专制政治一切决定于皇帝，便不允许其他人有自由意志，后果是社会自主、学术及思想自由的完全丧失，必然出现某种形式的“焚节坑儒”事件。”[xviii] 把专制政治带来的祸害归咎丁：皇帝个人，并对此进行猛烈批判，占代亦有这种事例。如鲍敬言揭露君主很多罪恶，却主张无君论，要想退回原始时代，当然这是办不到的。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唐甄等人，也掀起一股批判专制君权的思潮，黄宗羲还初步提出为君者应有的职、权、责意见，但没有带来多少影响。古往今来骂专制暴君的言论不少，但“立”的办法不多。 徐复观对专制君权的“破”与“立”的问题，即是对批判与承传问题是矛盾同构的。他不是承袭道家无君论的观点，那会变成无政府主义者和认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想。他虽然痛恨政治，但始终有一颗从热爱乡土再扩展到国家民族的爱国心，所以他要改革中国他所痛恨的专制政治，从而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却不会无所作为，消极不理。 那么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怎样才能解构呢?徐复观还是找到历史上的儒家，可是儒家的情况非常复杂，对君主专制既反对又维护，下面试引他几段论述。 “儒家创立于封建社会开始动摇之际，对封建社会中的‘贵’、‘贱’观念，并不曾主张彻底的扫荡，而只是要以‘德’与‘能’的标准去重新规定。但事实上，儒家既无法在政治上保障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则儒家思想中所保留的贵贱观念，结果只是表征一种政治地位的高下，再堕落而为官贵民贱，压倒了原来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一直到现在，还使许多官吏自己横着‘贵’的变态心理而不肯放，以与极权主义的‘权威’、‘威信’的观念相结合，更装腔作势以伸张之、违法乱纪以保障之，以致成为走向民主政治之莫大障碍，这真是先秦儒家始料所不及．” “儒家已经想到了人君应当以人民的好恶，即是以民意为依归：并且想到把政治机构，构想为整个是人君听取人民好恶的机构；又想到不以人民好恶为好恶的暴君，应该由革命或禅让与之芟夷变动。这已经构想得相当周密了。但它所想的一切，都是以人君或人臣去实行为出发点，而不想到如何由人民白行去实行的的问题。”“于是儒家的千言万语，终于缺少人民如何去运用政权的间架，乃至缺乏人民与政府关系的明确规定，而依然跳不出主观愿望的范畴。这是儒家有了民主的精神和愿望而中国不曾出现民主的最大关键所在。” “儒家思想之本身，在政治方面，不仅未能获得一正常之发展，且因受压迫而多少变质，以适座气赳趵局面。其在重要者为无形的放弃了‘抑君’的观念，而接受法家尊君所造成的事实。由法家‘三顺’之说，演化而为儒家‘三纲’之说，将儒家对等之伦理主义，改变为绝对之伦理主义， 此一改变，对儒家思想之本身影响至大。几乎可以说，使儒家思想在政治方面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即是本以反专制为骨干的儒家思想，逐渐而随顺专制，因而尽了许多维护专制的任务。” “任何黑暗时代，只有流氓盗匪起来造反，因而成王败寇，但决没有书生主动起来造反。”“先秦儒家的革命思想，后世儒家除了非常特出的如陆象山、黄梨洲几个人以外，一般人连做梦也不敢想到。”“一般的说，书生若在政治上要稍忠于所学，立即戮辱随之．我国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忠臣义士的流血流泪史。这些忠臣义士，一方面说明了他们以生命坚持天一下的是非：另一方面，则是汉以后‘君臣之义’的牺牲品。”[xix]⑼ “顺着孔孟的真正精神追下去，在政治上一定是要求民主，只是在专制政治成立以后，这种精神受到了抑压。在西汉的专制下，大思想家如贾谊、董仲舒，都反对专制，反对家天下。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政治思想也都是要求民主的。”[xx] 以上所摘引的论述，表明徐复观对儒家历史作用的看法，对君主专制既反对、又维护。那么按照一股的思维逻辑，对儒家反专制思想可以承传，维护专制思想则应该批判。但他既认为儒家“三纲”之说，是尽了维护专制的任务：而提倡“三纲”的董仲舒等人，都是反对专制而要求民主，即是集维护和反对了一身，那么批判与承传就会处于矛盾同构的状态。 三 徐复观对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这里我想就他对儒学发展观点说开去。前面说到，他认为先秦儒家的革命思想，对暴君是应该由革命或禅让与以芟夷变动。秦汉时由于受专制的压迫．无形放弃了“抑君”观念，而接受了法家尊君的事实，即是本以反专制为骨干的儒家思想，逐渐转而随顺专制并尽了维护专制的任务。然而后世讲“三纲”的儒家，也都要求民主，因此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与承传形成矛盾同构的现象。 徐复观描述儒家思想发展的蓝图，我不完全同意。因为说先秦儒家的革命思想和反专制，这只是它思想的一面，不能作全称判断．不错，孟子是赞成汤、武革命，但只是反对桀、纣暴君的专制，并没有反对专制制度。作为革命一方的汤、武，不能因为反对桀、纣的专制，就说推行的是民主政治。至于“抑君”可能是指孟子讲的民重君轻，或是苟子警告水（民）能覆舟（君）。其实这只是体现儒家的重民思想，和阐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比较有点政治眼光的君主应该可以接受的，如唐太宗李世民对舟水之喻就给予认同。 至于说儒家接受了法家尊君的事实才改变了反专制的立场，这种说法亦不准确．司马谈在评述儒法两家思想要旨时说，儒者“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而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xxi]这里其实两家都要区别君臣上下的思想基本相同，只是儒家用“礼”来区别上下尊卑，用春秋笔法来“尊王”，如孔子对君不君、臣不臣的现象非常不满，对管仲、季氏等违礼行为严厉批评，这都是尊君思想的表现。孟子却认为“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孟子。尽心上》）苟子也说：“若大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苟子。天论》）儒家区别君臣上下的思想是一脉相承，并不是接受法家尊君的事实后才出现的。 不过先秦儒家的尊君不是绝对的，我们也应该承认，这是由当时历史条件和本家思想特点所决定的。 大家知道，春秋战国是个“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时代。当时天子权威失坠，诸侯列国纷争，于是各家各派都出谋献策，提供治国之道，正如司马谈所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xxii]⑿孔、孟都曾周游列国，意在寻求各诸侯国的明君，结果却失望了．孔子沿途受到冷遇，使他感到只有仁德之君，待臣以礼，臣才事君以忠，这就是对等的思想。孔子无法找到忠君的仕途，只好奉行“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箴言，做个民间办学的祖师爷了。孟子的际遇虽比孔子好些，曾面见梁惠王、齐宣王进行对话，但这些国君好利而不行仁义，与孟政见不同，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孟子只好做一个“独行其道”的大丈夫了。（《滕文公下》）孔孟的对等思想，表明在当时诸侯异政的历史条件下，容许百家异说，学术政治思想有一定自由，出仕也可以双向选择，合则留，不合则去，但不等于说儒家有反专制和要求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 先秦儒家自身还有一思想特点：如孔子对人格的完善、道德的修养，在要求上是人人平等的，如说白天子已至庶人都以修身为本。又如正己正人、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他要求所有的人都这样做，并无等级之分．但是由于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人们的地位却是不平等的．如以正己正人而论．即使国君或居上位的能“正其身”，带头走正路，下面的臣民，“孰敢不正”?就要做到各守其分、各安其位，更不能犯上作乱。这里双方并无什么平等的意思，而在实践效果上却有利于维护家庭和社会的等级秩序。孔子对人们在人格道德上的平等要求，和在社会政治上对等级的维护，形成了儒家在人际关系上的两重性思想矛盾。 先秦儒家强调道德的完善和人格的平等，在个人主观努力下，孟子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荀子也承认“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尧、舜、禹是儒家最尊崇古圣先王，是道德与政治最高标准的完善结合。通过这个典型事例？儒家对人们在人格道德上的平等要求，和在社会政治上对等级的维护，这种两重性的思想矛盾，似乎可以得到疏解． 另外从这个典型事例，似乎道德可以向政治转换，这就是从内圣开出外王．徐复观等四人写的《宣言》说：“如君主与人民在道德人格上真正平等”，“则君主制度必然化为民主制度”。这就是从道德向政治转换，可能在承传先秦儒家思想时受到的启示。 总的来说，我认为先秦儒家思想的特点，并不是以“反专制为骨干”，而它只是反暴君而拥护仁德之君，说得通俗点，就是要批判坏皇帝，承传好皇帝，与反专制制度无关。秦汉以后的儒家也是这样，并非他们的“思想在政治上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同之处，前面已说过，孔孟时代游说之士可以朝秦暮楚，出仕可以择主而事，相对比较自由，所以产生君臣对等思想。秦汉时代大一统，最高统治独此一家，此外别无选择，就只能随顺专制而认同了。 由于儒家的政治理想，是承传尧、舜、禹、汤、文、武那些仁：德之君，所以碰到不如意的君主时，也想从提高道德素质方面使君主归于正道，这就是朱熹所说“正君心”的工作。徐复观也说：“也有许多大儒，如程朱这些人，对于政治有真正的宏愿和高人一等的见解，但一推到政治权力最高处所的人君那里，便只希望他由诚意正心以成为圣人。不能成为圣人，便谁也毫无办法，只有洁身而退，以讲学来向社会负责。”[xxiii]他这番话颇有点夫子自道的意味。他追随蒋介石关系也相当密切，也曾用自由民主的思想劝告蒋对国民党的改造，但无法改变蒋一人专制的政局。他也只有洁身而退，以写政论批评文章来向社会负责了。虽然他还是“始终认为顺着儒家思想自身的发展，自然要表现为西方的民主政治，以完成它在政治方面所要完成而尚未完成的使命。”[xxiv]事实证明，这只是他一生良好的愿望而已。…劈担观曾说：“我的政治思想，是要把儒家精神，与民主政体，融合为一的。”他在晚年回顾自己的研究工作时又说：“中国兴亡绝续的关键，在于民主政治能否建立．”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后有无意义，其决定点之一，也在于它能否开出民主政治。在传统文化中能开出民主政治，不仅是为了保存传统文化，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民主化的力量。我三十年来在文化上所倾注的努力，主要是指向这一点。[xxv] 以上所述，不单独是徐复观，似乎所有的现代新儒家，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所作的主观努力，都是朝着这个方向，但给当政者和社会各界群众带来什么影响和起到多大的促进作用，这就有待于客观的评判了。 [i] 《旧梦·明天》《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292页。 [ii] 《谁赋豳风七月篇》《学术与政治之间》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75页。 [iii] 《旧梦·明天》《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291页。 [iv] 《知识良心的归结一一以汤恩比为例》《徐复观杂文一一记所思》台湾时报文化小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423页。 [v] 《忆念刘凤章先生》《徐复观最后杂文集》台湾吋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25页。 [vi] 《我的读书生活》《徐复观文录选粹》第313页。 [vii] 《我的读书生活》《徐复观文录选粹》第313页。 [viii] 《我的教书生活》《徐复观文录选粹》第304页。 [ix] 《文录自序》《徐复观文录选粹》序第1页。 [x] 收入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第903-904页。 [xi] 《末光碎影》《徐复观杂文续集》第349页。 [xii] 《我的教书生活》《徐复观文录选粹》第305-306页。 [xiii] 韦政通：《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榦复观先生的志业》载罗义俊编著：《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7页。 [xiv] 《封建主义的复活》《徐复观杂文——记所思》第245-246贞 [xv] 梁启超：《中国史序论》《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文集之六，11页 [xvi] 《两汉思想史》卷一，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130-134页。 [xvii] 《两汉思想史》卷一，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143页。 [xviii] 《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一例》原载《民主评论》第6卷20-22期。 [xix] 《当代思想的俯视，擎起这把香火》载《中国时报副刊》1980年8月17日] [xx]《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论六家要旨》。 [xxi]同上。 [xxii]《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一例》原载《民主评论》第6卷20-22期。 [xxiii]同上。 [xxiv] 《保持这颗‘不容自己的心’》载<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51页。 [xxv]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善说与民士政治》载《徐复观最后杂文集》第]4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