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垓下之战的地理方位之争 我对灵璧印象很深。一是因为我在1962年曾经写过一篇考证隋唐汴河流经地点的文章，刊于《光明日报》。大家知道汴河是隋唐宋时期南北经济的大动脉，而灵璧是南北大运河上的交通重镇。所以北宋中期在原来市镇的基础上设立了灵璧县，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后来宋金分裂，汴河久不修浚，也就淤浅了。而灵璧境内的一段汴河是最早淤浅的河段。二是自1957年初开始，我就随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撰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在秦代的地图上我们就是把垓下标在灵璧东南的地方的。确定垓下在灵璧，主要依据的是《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当时我们认为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料1979年，有人写文章辩称垓下在河南，不在安徽。我们当然要保卫我们的观点，于是我就和一起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编撰的魏嵩山先生合写文章，明确提出垓下在安徽不在河南。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垓下在河南还是在安徽的争论文章不少。我拜读了主河南说的有关文章。我认为目前学界关于垓下的争论，关键不在于垓下之战发生在什么地方，而在于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是一场战役还是两场战役？如果是两次战役，那么垓下一定在灵璧。如果有硬资料证明，垓下就是陈下，陈下与垓下就是一次战役，那么垓下就只能在河南。然而，垓下之战是楚汉战争中的最后一场重大战役，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都对其有明确记载，在垓下之战发生之前有一场陈下之战，由当时汉军的大将灌婴参加陈下之战获得的封赐，与参加垓下之战的后续战（南走乌江追项羽）获得的封赐各不相同，很容易辨别出来。 我们认为，班固《汉书·地理志》将垓下放在沛郡侯国洨的下面，根据的显然是官方的资料，距秦末时间最近，应该是最原始的、非常权威的资料。而垓下之战是关系到汉王朝建立的一场非常关键的战役。我们不能想象西汉官方记录者会对他们高皇帝能坐天下的最关键的一次战役的地点搞错？就如同我们今天不论哪位史学家决不会将对新中国建立起决定命运的作用的淮海战役地点搞错一样。 郦道元的《水经注》也采取班固的说法，而且郦道元在《水经注》里驳斥过很多前人的错误，但却没有驳斥班固的说法，说明他是认可《汉书》的记载的。郦氏的《水经注》是历史地理学上的权威著作，其去汉代也不算远，至少比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要早几百年，自然更加可信。张守节提出垓下在真源县，即今天河南的鹿邑县。这种说法在唐代就很少有人相信，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自《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以下，历代官方地理文献都采安徽说，沿袭了近2000年。虽然唐代有人提出异说，但始终未成主流。河南说只是近30年来现代人重新提起的旧说，论者只是在“陈下”、“垓下”一次战役还是两次战役上做文章，对《汉书·地理志》之说根本不提。哪个权威，不言而喻。要推翻垓下之战在灵璧的看法很难，除非出现如汉简那样新的地下资料。因此，考证历史要驳倒前人的看法，既需要建立自己的看法，又需要指出前人致错的原因，就是要指出班固所据资料是错的，错的原因是什么；否则不能让人信服，难以成立新说。 学术界有人为了说明垓下即陈下，还提出笔误说，即司马迁把“陈下”误写为“垓下”了，或者也有可能是后来传抄之误。这种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陈”字和“垓”字，音不近形也不近。一般按理推论，古书上笔误或刊误，往往起笔是相同的，故有“鱼鲁帝虎”之说。“垓”、“陈”起笔完全不同，怎么能随意说是笔误呢？再说，《史记》中“垓下”比“陈下”出现的次数要多，怎么可能都是笔误造成的？既然不存在笔误的可能，陈下之战和垓下之战应该是两次战役，那么垓下之战一定就在灵璧的地界。学术的问题可以讨论，但一定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注意基本材料反映的事实，否则惟求创新是没有多少学术意义的，至少是不利于历史事实本身之探究的。在探讨历史问题时，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不应该出于某些功利目的而牵强附会。（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教授） 新版《辞海》“垓下”条目修订考辨 据说《辞海》每十年要修订一次，以吸收学术研究的新成果。《辞海》第六版(2009年版)“垓下”条的注文发生了变化，把原版“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的释文改为“在今安徽固镇东北沱河南岸”。照理，新版《辞海》“垓下”条的修订应有所依据，但限于体例，未能多作说明。事实上，上海辞书出版社在给灵璧县政府《关于“垓下”条目的说明》的函中亦确有具体陈述。函称：《辞海》第六版“垓下”条的编写，系根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而来，主要依据是国家和安徽省政府发布的数据，并称据由民政部主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垓下’一条，作者根据行政区划的变动、河道的变迁，同时结合考古发掘，认定这一遗址的主要部分在今固镇县境内。”还提到安徽省政府将垓下作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定在固镇县濠城镇境内，沱河南岸，并立碑标示等。 函中所言行政区划的变动没有具体说明，应该是指1965年固镇县的设置。但在1979年版《辞海》出版时，固镇县已经建立，“垓下”没有标在固镇濠城集北，故新版《辞海》将“垓下”移位与行政区划的变动扯不上关系。至于河道如何变迁，也没有具体说明。沱河，在汉代为洨水，古代地志书自《水经注》以来多有记述，直到清编《一统志》（卷八七）还指明：“古洨水：在灵璧县东南。《水经注》：洨水首受蕲水于蕲县，东南流径谷阳县，又东南流于洨县故城北，又东南入于淮。《县志》：在县东南濠城也。《汉书》应劭注：洨县，洨水所出，南流入淮。或曰即今沱河。”在这里，洨水所出、经过与所入都讲得很清楚。该地最近的考古发掘证明，沱河河道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当即文献记载的洨水。古城遗址过去曰“霸王城”，村庄叫圩里村，今已改名垓下村，故考古学者命名曰“垓下遗址”。考古发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这里就是当年的垓下，反而说明项羽所困的垓下聚只能去别处找寻。因为垓下或垓下聚，按照汉人的理解为聚落、村落，而非有城的县邑。其实古文献对于垓下的具体位置是有明确记载的。例如：《汉书·地理志》沛郡洨县下，班固自注云：“侯国。垓下，高祖破项羽。莽曰育成。”《后汉书·郡国志》沛国洨县下也有作者自注“有垓下聚”，刘昭补注曰“高祖破项羽也”《水经·淮水注》：“洨水又东南流迳洨县故城北。县有垓下聚，汉高祖破项羽所在也。”《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垓下聚，在县西南五十四里，汉高祖围项羽于垓下，大破之，即此地也。按：汉洨县属沛郡，垓下即洨县之聚落名也。”《太平寰宇记》卷十七：“濠城，在县西南七十八里，即汉洨县也。属沛郡。垓下，洨县之聚落名。……垓下，在县西五十里。汉兵围项王于垓下，大败之。有庙，在县西五十里。”《明一统志》卷七：“垓下，在虹县西五十里，汉兵围项羽垓下大败之，即此。”由此可知，《汉书》、《后汉书》、《水经注》等都指出汉代洨县有垓下或垓下聚，《元和郡县图志》以下则说到它距离县城的具体位置与里程，在虹县（今泗县）西南或西边的50里左右。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见到任何早期文献指说垓下即洨城的，说明旧版《辞海》对于“垓下”条目的注文是合理的，体现了古代以来文献记载所反映的基本史实。 除以上历史地理文献之外，《史记》本身对于垓下之战的描述，也能说明战争的核心地点垓下（聚）即项羽驻军的地方，不会是洨县县城。且看《高祖本纪》： 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卻。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 由上，垓下之战主要是韩信大军与项羽军的战斗。这场战斗差不多40万人参与，又是包抄、合围，如果是以洨城为中心进行，显然难以展开，也不可能有包抄、冲锋，城墙、河流的存在，使这一切都不可能出现。而灵璧县城以南至沱河之间数百平方公里的地带，即古文献记载的垓下之地正夫如此。又《项羽本纪》载：“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壁”即军垒，或深沟，或兜土为壁垒，以阻挡敌人。项羽如果在城里是不需要深沟壁垒来阻挡汉军的，城墙显然比临时性的军垒更坚固。 至于说到安徽省政府将垓下遗址定在濠城北沱河南岸，并立牌标示，这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特殊情况造成的。据笔者所知，当时省政府发文让各地申报省级文物单位，灵璧县没有做工作，固镇县积极申报，因而成功。但不管怎样，历史遗迹的认定更主要的依据应该是历史记载与考古发现。至于说参考学术研究新成果，以下中国一流学者数十年的研究更应该受到关注，如：1、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地图出版社，1979年。2、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3、施丁先生的一系列关于垓下的研究论文，我所见的有三篇，分别发表于1998年、2000年、2003年，并且都是在重要的学术杂志上，很容易找到。以上学者参考古今文献以及古睢水至沱河一带地下出土文物，定垓下在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这些研究成果与民政部主编的词典以及省级文保立牌，哪一个更能代表新的学术研究水准，似乎不用多说。 基于以上，我们认为新版《辞海》对“垓下”条目的修订有欠审慎，不能不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