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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郢之登徒”不是“左徒黄歇” 《齐策三》“孟尝君出行国”是“登徒”即“左徒”说者的重要依据。 （一）、“孟尝君出行国”原文 孟尝君出行[五]国，至楚，献象床。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见孟尝君门人公孙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伤此若发秒，卖妻子不足偿之。足下能使仆无行，先人有宝剑，愿得献之。」公孙曰：「诺。」 入见孟尝君曰：「君岂受楚象床哉？」孟尝君曰：「然。」公孙戍曰：「臣愿君勿受。」孟尝君曰：「何哉？」公孙戍曰：「五国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闻君于齐能振达贫穷，有存亡继绝之义。五国英桀之士，皆以国事累君，诚说君之义，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床，所未至之国，将何以待君？臣戍愿君勿受。」孟尝君曰：「诺。」 公孙戍趋而去。未出，至中闺，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无受象床，甚善。今何举足之高，志之扬也？」公孙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宝剑一。」孟尝君曰：「何谓也？」公孙戍曰：「门下百数，莫敢入谏，臣独入谏，臣一喜；谏而得听，臣二喜；谏而止君之过，臣三喜。输象床，郢之登徒不欲行，许戍以先人之宝剑。」孟尝君曰：「善。受之乎？」公孙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书门版曰：「有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 [14《战国策》]（P564） 文中塑造了三个人物：孟尝君，廉洁大度，为扬已名，闻过则喜。公孫戍，才思敏捷，假公济私，沾沾自喜。郢之登徒，卑俗怕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二）、汤炳正先生对“楚‘登徒’向孟尝君献象床的事件，新的理解”（P55）： 「“笫一，齐国的盂尝君到了楚国，在接待工作中送致象床的是楚国的‘登徒’。这个‘登徒’，过去在李善《文选》注的影响下。人们—直把他看成是人的名称。现在根据《屈原列传》的记载。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正是‘左徒’的份内任务。因此。可以证明这个接待孟尝君并且送致象床的‘登徒’，即‘左徒’之职；也就是曾侯乙墓简文所记载的在曾侯葬事中賻赠车马的‘左[上升下止]徒’之职。而且从‘臣，郢之登徒也’一语来看，在执行任务时对外宾讲话的语言环境中，首先应当自我介绍的是个人的官职与政治身份，而决不会突如其来地只称个人的名字是（P55）‘郢之某人’。显而易见，《齐策》的‘登徒’与宋赋的‘登徒’一样。都应当是官名而非人名。 第二．孟尝君相齐跟黄歇任楚顷襄王“左徒”的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当时孟尝君至楚，办接待工作的“登徒”，很可能就是“左徒”黄歇。他跟顷襄王在惧秦疏齐的外交方针支配下，表面上声称要赠盂尝君以极其珍贵的礼品"象床"，以敷衍这位声势赫赫，周行各国的外宾;而又从中大耍手段。说了不算，以免惹起秦国的注意。」[1]（P55-56） 汤先生似乎没有把精力放在“文本”的阅读与分析上，因此这些“理解”，可能有违“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 试分析之 1、“郢之登徒”接待孟尝君了吗？ 《齐策三》郢之登徒见孟尝君门人公孙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伤此若发秒，卖妻子不足偿之。足下能使仆无行，先人有宝剑，愿得献之。」[14《战国策》]（P564）”这分明是“郢之登徒”与“公孫戍”的私下交易。 汤老却说：“齐国的盂尝君到了楚国，在接待工作中送致象床的是楚国的‘登徒’。……这个接待孟尝君并且送致象床的‘登徒’，即‘左徒’之职”[1]（P55） “郢之登徒”见公孙戍，既不是“在执行任务时对外宾讲话”；更没有“接待孟尝君并且送致象床”。故汤老之论，似乎是对《孟尝君出行国》的误读。 汤老的：“试问，象这样有关赠送礼品的邦交大事，岂会如过去所理解的那样，由于一个名叫‘登徒’的一般官员怕负责任而擅自借故推脱、临时改变计划? ”[1]（P56）——这恐怕应该去“问”编写此文的古人！ 2、怎么看“臣……足下……”？ 汤老说：“从‘臣，郢之登徒也’一语来看，在执行任务时对外宾讲话的语言环境中，首先应当自我介绍的是个人的官职与政治身份，而决不会突如其来地只称个人的名字是 ‘郢之某人’”。[1]（P55） 假如是在“接待外宾的语言环境中”，那么汤老的这个说法确有道理。但是，要了解历史人物，必须把他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考察。 先秦之时的外事等活动中，位卑者与位尊者对话，可自称“臣”等，称尊者可称“足下”、“君”等。 如: 《秦策二·甘茂亡秦且之齐》：“甘茂亡秦，且之齐，出关遇苏子，曰：‘……今臣不肖，弃逐于秦而出关，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我逐也。’” 《赵四·齐欲攻宋秦令起贾禁之》： [苏秦]“谓齐王曰：‘臣为足下谓魏王……’” 《齐策三》公孙戍[谓孟尝君]曰：“臣愿君勿受。” 这种称谓上的尊卑关系在《战国策》中贯彻始终没有例外。 “郢之登徒”见孟尝君门人公孙戍（相当于士）也要称“臣”称“足下”，说明其社会地位低于公孫戍。“郢之登徒”还作了与楚王献象床之决定相悖的小动作。这些卑下的言行，不可能出自“楚之左徒”（大夫或上大夫）。 3、《齐策》的‘登徒’与宋赋的‘登徒’一样吗？ 汤老说：“显而易见，《齐策》的‘登徒’与宋赋的‘登徒’一样。都应当是官名而非人名”。[1]（P56） 此说也难以成立。 先秦的很多姓氏从官名而来，“登徒”有可能原先是官名，后来成为姓氏。 “《齐策》的郢之登徒”，只是个级别低于公孫戍（士）的小官吏。（这个“登徒”到底是官名还是人名，对理解此文，并不太重要，可以存疑。）而宋玉赋中的“登徒子”这个人，则是楚都迁陈以后顷襄王身边的“大夫”。 所以 这两者既不能说“都是官名”，更不能说两者“一样”。 4、何来“大耍手段。说了不算”？ 汤老说：“‘左徒’黄歇。他跟顷襄王在惧秦疏齐的外交方针支配下，表面上声称要赠盂尝君以极其珍贵的礼品‘象床’，以敷衍这位声势赫赫，周行各国的外宾;而又从中大耍手段。说了不算，以免惹起秦国的注意。”[1]（P56） 郢之登徒“不欲行”这件事，既没有不让孟尝君知道的预谋，孟尝君的门人公孫戍更没有隐瞒真象，马上就告诉了孟尝君：“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 汤炳正先生，把小官吏“郢之登徒”私下的小动作，判断为：左徒黄歇跟顷襄王，“从中大耍手段。说了不算”。如此偏离原文的想象，很难令人信服。 5、“郢之登徒”跟“黄歇”搭不上关系 汤炳正先生曰：“孟尝君相齐跟黄歇任楚顷襄王‘左徒’的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当时孟尝君至楚，办接待工作的‘登徒’，很可能就是‘左徒’黄歇。”[1]（P56） 廖化津先生对此有所商榷：“按《孟尝君列传》及《六国年表》，齐湣王三十年(楚顷襄王五年，前294年)，孟尝君出奔，召回后即‘谢病，归老于薛’，再没有到国外去。直至齐襄王新立(楚顷襄王十六年)不久，孟尝君卒。据《楚世家》，顷襄王二十七年，黄歇才以左徒侍太子于秦，距离孟尝君‘归老’已经二十二年。可见孟尝君至楚送象床的‘登徒’当不是黄歇。” [15《屈原决不是「传说人物」》] 我们假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年）春申君被李园害死时约六十岁。考烈王元年，春申君三十六岁。顷襄王三十六年（前263年），左徒黄歇三十五岁。顷襄王二十七年（前272年），左徒黄歇侍太子完入质於秦时，二十六岁。“顷襄王以歇为辩，使於秦”时（约前273年），黄歇约二十五岁。再向前推21年，即前294年孟尝君“卸任齐相”离齐赴魏，这时的黄歇还是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从时间上看，左徒黄歇不可能与任齐相的孟尝君会面。再从空间上看“郢之登徒”，当是“郢都”之“小官吏”，与左徒黄歇所处的“陈”不是一地。更不用说黄歇任左徒时大部分时间都“侍太子于秦”。可见，“郢之登徒”跟“左徒黄歇”搭不上关系。 其实，只要根据汤先生所引用的《淮南子·兵略训》之文：“然怀王北畏孟尝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强秦，兵挫地削，身死不还。”[1]（P56）就可以判定，“孟尝君相齐，跟黄歇任楚顷襄王‘左徒’的时间”是不一致的。——孟尝君相齐主要在楚怀王之时和顷襄王初年。与约在顷襄王二十七年才任左徒的黄歇，不是同时代之人。 6、“郢之登徒”、“左徒”、“左[上升下止]徒”三者互不相干 汤炳正先生说：“可以证明这个接待孟尝君并且送致象床的‘登徒’，即‘左徒’之职；也就是曾侯乙墓简文所记载的在曾侯葬事中賻赠车马的‘左[上升下止]徒’之职。”[1]（P55） 从社会地位上分析：“郢之登徒”的等级低于公孫戍（士），不会是左徒（大夫）。 从时间上看，孟尝君在前306年左右当上齐相，假如齐相孟尝君访楚，其时黄歇多半还未出生（至多是个婴幼儿）。更说明《齐策三》中的“登徒”不可能是左徒黄歇。 至于曾侯乙墓的“左[上升下止]徒”，目前并没有可信文献资料能证明它与“左徒”相关。 可见，汤先生的“证明”并不成功。 核实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史实失真、文献依据不足，尔后的一切都是流沙上的建筑。汤老的《“左徒”与“登徒”》一文，不但文献依据不足，还有多处史实失真，这对于具有深厚“小学”功底的汤炳正先生来说，实在出人意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