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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斗争的格局与套路自楚汉战争时就已种下了夙因。项羽、刘邦之间运筹之争与疆场之战，为其后中国的政治提供了一个极具权威性的范式，像教科书似的，把奥妙展示给后人。 项羽在其短暂的三十年生命旅程中，立下不朽之功，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项羽放在“本纪”第七，贵为天子的刘邦反被排在其后，崇仰、喜爱项羽之情溢于言表。项羽力拔山，气盖世，在巨鹿之战中一举歼灭了秦主力，使刘邦得以在公元前206年先项羽而入咸阳。刘邦克咸阳后，废除秦刑，约法三章，与民无犯，仁君之相初显。这时，项羽不思剪除腹患，反而大封诸侯，将刘邦封为汉王。此时项羽实力远在刘邦之上，一统天下，唾手可得。然而他以凌驾于诸侯之上为满足，在暴秦已灭的情况下，不想在反秦势力内部重开杀戒。鸿门宴是项羽实现霸业的一次绝好机会，他放过了。紧接着，发生了持续五年的楚汉战争。结果项羽自刎，被刘邦的士兵分尸于乌江。项羽死前尚有返回江东重整旗鼓的一线希望，但是他主动放弃了。 把项羽失败归结为“逆历史潮流”，是典型的“事后论”。导致项羽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他的残暴与自负。项羽是制造悖论的大师：他待刘邦宽厚仁慈，施以诚信，却丧尽天良地活埋了章邯的二十万俘虏。项羽府城洞开，不喜阿谀奉迎，极具人格魅力。但他极其自负，搞不好人际关系，远不如刘邦善于笼络人心。韩信、陈平、黥布等能人都曾在项羽帐下效劳，终因不得善待而投靠刘邦。 项羽尝试将权威与权力分开，以失败告终。事实说明：中国人容不得权威高悬于权力之上。“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如索性自己做天子。合二而一，独来独往，岂不痛快。项羽有机会将权威与权力合集于一身，但他没有这样做，这不符合他的政治理念。我们可以断定；项羽是为政治理念而战，不单纯是在为权力而战。 然而，历史不偏好项羽，把皇冠戴在了屡屡背信弃义的刘邦头上。 项羽的失败告诉人们：中国的政治中既没有权威因素也没有宗教因素。帝王身兼多种角色，拥有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帝王能够让步的不过是出现天灾之后下“罪己诏”，仅在名义上承担些微责任。与其说这是皇帝的明德，不如说是一种策略，帝王“罪己”昭示——帝王通天。 项羽的失败告诉人们：治国之道不同于权力之争。以仁义礼智信治国，国昌；靠仁义礼智信打天下，终不能成。“打天下”与“守成”各走一路，风马牛不相及焉。项羽以仁义待刘邦，换回的不过是乌江分尸；项羽在鸿门宴待刘邦以仁，换回的是刘邦的蓄势待发，反嗜一口；项羽洞开的府城抵不过刘邦的奸诈与韬晦。仁义礼智信，徒使项羽贻误战机。楚汉战争之后，中国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形：争夺权力时必须抛弃平日的仁义礼信，然后将“智”变为“狡诈”。 项羽的失败告诉人们：权力争夺只认结果，不计过程，成者王侯败者贼。项羽失败，其优点亦变为缺失——如鸿门宴不杀政敌被讥讽为“妇人之仁”。刘邦胜利，其缺点立即化为乌有-如地痞前科被一笔勾销。 楚汉战争之后，中国人不仅知道了如何夺取江山，稳固权力，知道了在争权夺利时应采用什么策略。楚汉战争成为长鸣警钟，刘邦成为政治家效法楷模，项羽则成为功败垂成的反面教员。 可能刘邦也没有料到，楚汉战争的胜利，不仅使他得到了朝思暮想的江山，还成为其后中国政治范式的奠基人。从此，守业－－打江山－－守业的怪圈转动了起来。 作者：王文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