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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与名教 这是唯一一对能够使魏晋思想家真正贯穿起来，并能真实反映其思想底蕴的范畴。自然为道家所崇尚。它不仅指与人类社会相对的自然界，“道德自然”的命题还意味着它可以指称万事万物的本然状况，从而为后起的思想家表达自己对理想的理解留下空间。道家追求本源（自然），使人们对已然存在的现实维持一种超越的批判态度或眼光。名教，是汉代以来确立形成的社会组织原则和秩序，由于它与古代普遍存在的家簇宗法制度联系密切，对社会政治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汉末，因为专制政治的腐败，以名教为主干的社会整合系统趋于解体。如何使社会重新回到正常运行轨道，是玄学家所面临的时代课题。 虽然对自然名教之辨在玄学中的重要性认识不一[48]，但一般还是认为，何晏、王弼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乃是为了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不过早期的学者倾向于批判何、王为名教的永恒性合理性论证的一面。余敦康等则强调从以无为本这个基础上对名教的重新论证所具有的新内容，即淡化汉代名教之治的君主集权，而强化“家簇制度的文化理想和价值取向”。 嵇康、阮籍早年思路跟随何晏、王弼一致，但在司马氏篡权，以名教作为“诛夷名族，宠树同己”的工具后愤激而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鲁迅说嵇康等人反对的只是虚伪的名教，骨子里不还是拥护真名教的。这说法因符合史实至今仍为学界接受。嵇阮的转变本身又说明，“名教本于自然”原本就具有对名教论证和调整的双重意蕴。 裴危页 为纠竹林名士带来的任诞之失，强调名教（“容止之表，长幼之序，贵贱之级”）对于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这种对礼法的毁弃来自“贵无”学说的错误，因而建立“崇有”论来进行论证批判。 郭象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的“独化”说，认为穿牛络马、仁义礼法全是天理性分使然，于是名教与自然不仅没有矛盾，原本即是同一，名教即自然。对此，学界均无异议，但评价却仁智互见。余敦康跟大多数学者所持的否定态度有所不同，他不只是简单的斥郭象为封建制度的辨护士，而是认为郭象名教即自然的命题中还蕴含着这样一个意义层面：名教既符合自然，社会既为和谐整体，那么君主就“应该善于发挥这个整体内在的自为而相因的作用，‘顺百姓之心‘，‘因天下之自为‘，‘我无为而天下自化‘”[49]。事实上，“名教即自然”正如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一样，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去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