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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说，王弼的玄学，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这是从先秦以来第一次自觉地把认识论和方法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研究，在对以前的哲学史作全面系统总结的基础上，建构起我国古代哲学体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的。这是我国古代哲学史上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创举，标志着我国的哲学发展到了更高的历史阶段。 今天对王弼玄学的研究，已定论为本体论。认为从两汉宇宙生成论和构成论发展到魏晋玄学本体论，乃是我国古代哲学史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标志，起到了上承两汉哲学，下启宋明理学的伟大作用。但又断定王弼“以无为本”的玄学最高命题是属于唯心主义的，因此玄学是唯心主义哲学。其贡献只在于抽象思辨能力提高了，但又认为，若与佛学相比，则又不如佛学哲学了。各家所论似乎是既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也很辩证。然而，只要仔细一推敲，这一结论是不符合魏晋南北朝社会思想史实际的，这种所谓辩证的肯定与否定，是自相矛盾的。这种结论，致使无法说清玄学对这一时期的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形成，尤其是文艺理论体系的形成，和佛学“顿悟”心性论的形成等问题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因为要高度肯定玄学作用，就等于肯定唯心主义哲学的伟大历史作用了。自然，这一时代的哲学正如这个动乱的社会历史，显得十分混乱，但作为王弼玄学，既是时代的代表，说明它是处在时代的最高点，自然是时代具有本质特点的哲学。所以要抓时代哲学的本质，也就必须抓住王弼玄学的本质。我认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成果，并未能明确地阐述王弼玄学的本质特点是什么。王弼玄学不仅有本体论，也有宇宙生成论、构成论，既有道家，也有儒家，还有诸子思想。王弼以后的玄学还综合佛家。就是两汉哲学，不管是《淮南子》、董仲舒之“儒术”、《白虎通》之谶纬神学和王充等，也都有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构成论，先泰之《周易》，老子、孔子、荀子等诸子百家亦如此。因为没有本体论就无法建构各自的能立足于时代的哲学体系，如没有宇宙生成论、构成论，本体论也就没有了基础。所以，从《周易》到老子、孔子、荀子，到董仲舒的庞大的哲学体系建构，都是两者密切结合的。我国古代哲学若离开了“究天人之际”的“道”这一根本，也就不可能成为其哲学了。任何应用科学理论，如果离开了这一根本，也同样无法建构和确立，如《黄帝内经》，其主导思想就是“究天人之际”之“道”的哲学。而天文历法的进步，如果离开了这一根本思想指导，就更不可思议了。我这里所说的是就作为我国整个哲学史建构的本体而言。若论各家的哲学体系，《周易》是以阴阳八卦巫术天命观为本体论，老子是以“道”为本体论，孔子以“仁”为本体论，庄子以“齐物论”虚无观为本体论，孟子以“性善论”之先验论为本体论，荀子、韩非以“性恶论”之形两上学观为本体论，董仲舒以“五行”、“天人感应论”之“天命论”为本体论等等，从而建构了他们各自不同特点的哲学体系。所谓本体论，就是各自哲学的最高范畴。玄学“以无为本”，“无”是其哲学建构的最高范畴，实际上就是老子的“道”和《周易》“八卦”阴阳观的发展。就本体论而言，这无疑是一脉相承而发展变化的。而且“以无为本”的哲学范畴明确提出是何晏的功劳。作为哲学体系而论，王弼与《周易》、老子、孔子、荀子、董仲舒相比，乃是无法相提并论的，王弼并没能跳出前人的思想体系基础而有什么新的建树。如他的《老子注》，就哲学水平的高度而言，并未能超越老子；《周易注》也同样未能超越原书的哲学基础，如就易学而论，也不及郑玄易学体系之完善。因此若就本体论、生成论、构成论而论玄学和古代哲学史，那么王弼玄学就没有地位了，因为王弼玄学的立足点本不在这里。王弼的“以无为本”并不是作为建构他的本体论哲学，他虽然把它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但却是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则，来建构他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王弼的玄学，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这是从先秦以来第一次自觉地把认识论和方法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研究，在对以前的哲学史作全面系统总结的基础上，建构起我国古代哲学体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的。这是我国古代哲学史上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的创举，标志着我国的哲学发展到了更高的历史阶段。由于推动了理论抽象思维的发展，所以不仅理性哲学的思辨性提高了，也促进了文艺理论、天文学、医学等等理论的提高和发展。所以王弼玄学的贡献，主要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伟大建树，从这一点而论，他的确可与老子、孔子开创理性哲学的新纪元，与董仲舒建立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相媲美，其历史贡献是非常巨大的。王弼所以选中《老子》、《周易》和《论语》，因为它们不仅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也是我国古代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在它们两者是统一的。但在它们那里虽然已显示出很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水平，但多少还带有经验论和自发性的倾向，还未能自觉地把认识论和方法论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研究和自觉地运用。这可以说，是两汉与先秦哲学的基本缺陷，因此不管哪一家，都始终不能摆脱朴素经验论、实证论的束缚。汉代那种哲学与科学，唯心论与唯物论互相混淆不清的状况，其原因就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缺陷造成的。如果一个哲学家，一个民族的哲学，不能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突破并自觉地把握，那末，他就无法摆脱经验论的束缚，而走上理性哲学发展的历史。因此对王弼玄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由此观之，王弼玄学的基本精神都反映在他的《老子指略》、《周易略例》和《论语释疑》中，这是他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纲领，也是他注老子《道德经》、《周易》和《论语》的指导思想。所以他在注释这三部古文献，并不是立足于去解释它们的微言大义，而在于挖掘其丰富的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并通过具体的注释，充分体现出他如何运用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借这几部经典，透彻地剖析哲学和社会现实的各类重大问题，从而以显示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重要指导意义和作用。 对于王弼玄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不少学者亦有很深的研究，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关于王弼玄学的论述，可惜所论是立足于“贵无论”本体论哲学来研究的，所以虽然也专论了王弼玄学的方法论，却犯了王弼所批评的“舍本攻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错误。相对地说来，“以无为本”，是王弼的世界观，“崇本息末”、“崇本举末”、“以本统末”，乃是他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在王弼，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有机统一的，时代历史所赋予他的使命，不是在解决“以无为本”的哲学问题，而是解决“以无为本”的世界观指导下的“崇本息末”、“崇本举末”、“以本统末”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这才是时代哲学的真正课题，只有掌握了这把金钥匙，才能解决哲学中各种问题，才能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各类问题。王弼的天才，终于完成了历史所提出来的哲学难题，为我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宋明理学体系的完成和成熟，不能不与王弼玄学的贡献有所联系，我国文艺理论体系能在魏晋南北朝建构起来，也不能不与他的玄学相联系。所以王弼的玄学是富有科学精神的，是属于辩证法范畴，尽管它有局限性和不完善性，却毕竟奠定了我国古代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在我国，可以说在我们现代未引进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之前，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建构起如王弼这样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体系，而且居然至今还未能明确理解王弼玄学世界观与认识论、方法论的实质，令人不能不为这位仅活了二十四岁的天才大哲学家作无尚感慨，曲高和寡，岂不悲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