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延之）作《吾君詠》以述竹林七贤，山涛、王戎以贵显被黜，詠嵇康曰：“攣翮有时鎩，龙性谁能训？”詠阮咸曰：“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刘伶曰：“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此四句，盖自序也。

    南齐，袁彖“少有风气，好属文及玄言”（6），周颙“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曰不解”（7），张融自称“天地之玄民”，以名士阮籍自诩，他除了崇奉儒、释，尤钟爱道家，《南齐书·张融传》载张融所作遗嘱云：
    

    令人作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置新衾。左手执《孝经》、《孝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

    南梁，张充“学不盈载，多所该览，尤明《老》、《易》，能清言”（8），王份应对武帝说：“陛下应万物为有，体至理为无。”（9）南陈，周弘正“特善玄言”，“通《老子》、《周易》”（10），马枢“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11），徐陵“通《庄》、《老》义”（12）。
    在南朝，玄学也受到部分统治者的青唻，并曾一度被立为官学。《宋书·何尚之传》载：
    

    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郊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卢江何曩、黄回，颖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即孔惠宜，並慕道来游，谓之南学。

    何尚之所立玄学在当时与儒学、史学、文学并称为四学，《宋书·隐逸传》载：
    

    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颖川庾蔚之並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並建。

    南朝时，不少儒者也习染上了玄学之风，据《南史·儒林传》载，儒生严植之，太史叔明、顾越、全缓等都兼善老庄之学。此外，《宋书·傅亮传》载“布衣儒士”傅亮之事云：
    

    见世路屯险，著论名曰《演慎》：“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绝   独放，五难之根既拔，立生之道无累，人患殆乎尽矣。徒以忽防于钟（会）、吕（巽），肆訏禹、汤，祸机发于豪端，逸翩鎩于垂举。”

    健对嵇康不慎罹难寄托着深深的哀婉之情，已不像晋代何曾、裴頠等儒家者流那样对玄学名士嫉之若仇。当然，傅亮作为一儒生也没能摆脱嵇康的厄运，终为统冶者所杀。
    玄学清谈不仅为儒者所津津乐道，孜驳以求，而且玄学家辨名析理，探玄索赜的抽象玄虚之学风也影例东晋及南朝的经学，使其与因袭汉学的北朝经学有所区别。《世说新语·文学》载：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薄。”孙答曰：“南人学问精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这种冶学方法的不同，也使南、北之学对经学注本各有偏爱。《隋书·儒林传》曰：
    

    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並立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多其枝叶。

    当然，南、北学的这种差别，其来有渐。南方的玄奥深邃可以上朔到战国的楚文化和江代的《淮南子》。然而，玄学对南朝学术风气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清人皮锡瑞在谈到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时云：
    

    如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此南朝经疏之仅见于今者，即此可见一时风尚。（13）

    言及晋朝玄风盛况，沈约谓：“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于七篇，驰骋文辞，义卓于此。”（14）嵇含也说：“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奖，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15）而到了南朝，似乎玄风不减于前代，《颜氏家训·勉学篇》述南梁玄风道：“洎于梁世，兹风復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弘正奉赞大猷，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元帝在江、荆间，復所爰习，召置学生，素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锩剧愁愤，辄以讲自释。”   
    二、玄学向儒学的回归
    然而，南朝的玄学余绪与魏晋的玄学主潮已不可同日而语，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魏晋玄学虽然与两汉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并不一般地否定宗法等级制度，但他们用老、庄自然无为之论蔑弃或去除儒家名教之弊端，标榜人的自然情感、个性自由，冲决外在的礼仪节文和强制性的道德教化，这使其思想多少具有了异端色彩和叛逆性格。而南朝玄学尽管保留了挥麈谈玄，善言《老》、《庄》，剖玄析微等玄学的外在特征，却失去了用道家的自然主义来纠正儒学之偏或净化儒家名教的玄学思想主旨。在“自然”与“名教”的较量中，“自然”为“名教”所呑噬或被“名教”同化，玄学已被掏空了内容而徒有其躯壳。这种“名教”俘获“自然”、“自然”归顺“名教”的趋向始于东晋，到了南朝，这一由玄学而向儒学回归的思想和学风的转化则已基本实现。
    魏晋之际，玄学名士们蔑薄外在的尚名、矜名，摒弃“以名为教”，而崇尚内在的善的潜质和道德自觉，把作为儒家道德之具的仁义视为“臭腐”，《六经》为“糠粃”，讥讽孔圣和儒先之言为“鬼话”，礼俗之士则被斥责为“裈中之虱”。激进派的阮籍呐喊：“礼忠为我辈设也！”（16）嵇康亦“非汤、武而薄周、孔”（17）。而到了南朝，已不见玄学昔日之批判锋芒，文人士子虽每以玄学相标榜，却不服膺于礼教、热衷于礼学，而以玄学为名士派头的装饰，实际上则以恢复名教、研究礼学为职志。如顾越“遍该经义，深明《毛诗》，傍通异义，特善《庄》、《老》，尤长论难……所著《丧服》、《毛诗》、《老子》、《孝经》、《论语》等义疏四十余卷”；太史叔明“少善《庄》、《老》，兼通《孝经》、《论语》、《礼记》，尤精‘三玄’”；严植之“少善《庄》、《老》，能玄言，精解《丧服》、《孝经》、《论语》。及长，偏习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所撰《凶礼仪注》四百七十九卷”。（18）还有，《宋书·儒林传》载伏曼容之事道：“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于清署殿讲，诏曼容执经。曼容素美风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吴人陆探微画的像以赐之。”又据《南齐书·王俭传》载：
    

    永明二年，大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礼乐。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

    一代清谈名家又都成为了儒者之宗，恢复礼乐文明的始作俑者。再如王僧虔一方面在《戒子书》中列举《老》、《庄》、《周易》及何晏、王弼所著书为谈玄者所必读，并把作为清谈言家之口实的荆州《八袞》、《才性四本》、《声无哀乐》当作谈玄之必修课程，但另一方面有鉴于“朝廷礼乐多违正典，民间竞造新声杂曲”，遂上书强调“士有等差，无故不可去乐；礼有攸序，长幼不可共闻”。（19）他要恢复和重建儒家传统的礼乐制度。还有顾欢“年二十余，更从豫章雷次宗谘玄、儒诸文”（20）。同时，他又上《献洽纲表》，曰：
    

    臣闻举纲提网，振裘持领，纲领既理，毛目自张。然则道德，纲也；物势，目也。上理其纲，则万机时序；下张其目，则庶官不旷。（21）

    兼善玄学的顾欢，却把道德风教袎万物之“纲领”而加以强调。此外，徐勉也是这样一位人物，梁武帝在重云殿讲论《老子》，健便举顾越论议，自己亦参与其间，可见其是深谙《老》、《庄》之言，精于玄学的。但他又曾上《修五礼表》，强调“礼”的重要性，谓：
    

    夫礼所以安上治民，弘风训俗，经国家、利后嗣者也。……虽復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文三百、威仪三千，其大归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礼：吉为上，凶次之，宾次之，军次之，嘉为下也。故祠祭不以礼，则不齐不庄；丧纪不以礼，则背死忘生者也；宾客不以礼，则朝觐失其仪；军旅不以礼，则致乱于师律；冠婚不以礼，则男女失其时。为国修身，于斯攸急。（22）

    总之，南朝的玄学遗风已进一步向儒学靠拢。当然，二者的合流是以玄学改变其修临教的思想主旨为前提和代价的。
    南朝玄学向儒学的回归，还表现在名士们已对自身行为有所收敛，尽可能地不逾越礼教所能允许的范围。原来那种放浪形骸、旷达不羁的激烈行为已不多见，代之而来的则是读《老》、《庄》之书，谈谈玄虚之理，遊遊山水林泉，挥挥麈尾之扇，或者隐居不仕以独善其身、诗酒自娱以寄托情怀，或者属文怀古，悼魏晋名士之永辞、念竹下风流之旧事，抒发一番时过境迁、往事难再的感慨，但总体而言则要较魏晋名士的行止温和了许多。如饮酒方面， 《世说新语·任诞》载魏晋名士之所为道：
    

    诸阮皆能饮酒，仲客咸至，宗人闲共集，不復用举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猎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阮幺（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以妇饮酒，阬醉，便眠其妇侧。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与这种狂饮烂醉、目无礼度的行为形成时照，南朝士人虽也饮酒，却能够有所节制。《南史·张裕传》载：
    

    （张）镜少与光禄大夫颜延之邻居，颜谈义饮酒，喧呼不绝，而镜静默无言声。后，镜与客谈，延之以篱边闻之。取胡席坐听，辞义清玄，延之心服，谓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复酣叫。

    颜延之醉酒，常在家中喧哗，后得知邻居张镜乃清谈高手，自此便不复酣叫。他曾在《庭诰》中劝诚其子弟道：“酒酣之没，可乐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眚者几。既眚既病，将蔑其正。若存其正性，忬其妄发，其唯善戒乎？”（23）关于丧葬，《世说新语·任诞》载魏晋名士阮籍之事曰：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而临决，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同书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谓：“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三斗，拳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阮籍性乃至孝，因母死而哀痛“呕血数升”，几乎丧命。但他闻母将终，居然留棋“决赌”，发丧时又“饮酒二斗”，这显然与礼教礼法相去甚远。而到了南朝，虽有周朗居丧不依常节等个别现象，名士们却还是多很讲究丧葬之礼的。如齐建元中，伏曼容侍太子讲，“卫将军王俭深相爱好，令与河内司马宪、吴郡陆澄共撰《丧服义》”。何终之“仕齐，初为国子助教，为诸生讲《丧服》”。（24）梁人徐勉也曾上疏对朝终夕殡等不合丧礼的情况提出批评，认为伤情灭理，莫大于此，主张一依古制，恢复三日大敛。（25）东晋戴逵则云：“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中者。”（26）在他看来，竹林名士之放达乃是对虚伪礼教的抗议，后世效颦狂生之放达则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表现，至于南朝文人之放达就仅是表明自己学善和身份的精神包装了。确乎如此，南朝文人学士们既不讨伐礼教，也不自甘堕落，而是要重整礼仪伦常所维系的社会秩序。《日知录》“正始”条黄汝成集释引杨绳武之言道：
    

    六朝风气，论者以为浮薄，败名俭、伤风化，固亦有之。然予核其实，复有不可及者数事，曰：尊严家讳也，矜尚订第也，慎重婚姻也，区别流品也，主持法仪也。盖当时士大夫虽视尚玄虚，师心放达，而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者，咸得纡经其志。

    就反映出时代精神的南朝思想风貌而言，一方面，玄学名士在不断放弃反礼教的思想初衷并收敛其悖礼伤教的行为，而又保留着无伤大雅的风姿形式，在延续中皖变、在蜕变中延续；另一方面，礼学、礼教、礼法、礼仪则又是一阳得复，重新抬头，并日渐认可、包容和吸纳玄学遗风，并把魏晋风度。名士派头形式化为新的礼义礼仪，如《隋书·儒林传》载：
    

    后主在东宫，集官僚置宴，时造王柄麈尾新成，后主亲执之，曰：“当今虽复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独张玑耳。”即手授玑，仍所令于温文殿讲《庄》、《老》，高宗报临听，赐御所服衣一袭。……后主常幸钟山开善寺，召从臣坐于寺西南松林下，敕召玑竖义。时索麈尾未至，后主蚊取松枝，手以属玑，曰：“可代麈尾。”

    麈尾成了清谈时的道具雅器，手执麈尾战为清谈时的重要仪式，也是表明清谈领袖身份地位与其玄学修养的泉征。魏晋玄学名士挥麈谈玄本有愤世疾俗的精神内涵，迨至后世则形式化为名士的礼仪时尚，而内在的文化精神则丧失殆尽。这一直延续到唐代。
    总之，玄学发展到南朝已日渐改变其以老、庄自然主义改变和净化儒家礼教的思想风貌，而向儒家礼教靠拢和回归。而南朝玄学向礼教的回归则表明了玄学的衰歇和儒学的复兴，这正如魏晋玄学从儒学中脱胎或异化而来，从而宣告其诞生一样。玄学是魏晋时期儒学的一种蜕变形态，其出于儒而义返归于儒的历史进程，与学说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正相吻合。
    杂糅儒家与道家，可以说是魏晋士人中普迹存在的文化现象，而玄学则是魏晋儒、道谦综的思想风潮中走得最远、最彻底的一派。南朝时期玄学向儒学的回归，意味着表现为放弃其原有的道家反儒的“异端”成分或净化、修正儒家名教的初衷。而玄学思潮影响于南朝儒学的，则主要是其善论玄理和善论《老》、《庄》等外在的精神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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