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丕 紧接汉朝之后的魏经曹操、曹丕、曹睿、曹芳祖孙四代的苦心擘划，政治上走的是“乱世用重典”的法家路线。其实政治圈中仍承汉末法家政论抬头的余绪，一直在热烈讨论如何使刑名之学运用在政治上，借以强化法家政治的功能。这是在促使一种理想——如何使举世的真正人才尽纳入政治权力运作结构中——实现的努力。但这种努力似乎功效不著，因而证明是枉费心机。 王弼将无所为而使人民不觉其存在的神或圣人，称之为“上德之人”，反之则为“下德之人”。 “上德之人”只求“实至”，不管“名归”；“下德之人”为求“名归”，则挟有目的性，以致不能“实至”。加之，落入相对境界中，有得必有失，有成必有败，有了好名声后，坏名声也就接踵而至。 王弼认为，“无为”是“本”，“无名”是“母”；而人类文化的第三层面——道德礼法——只是“本”和“母”所从出之“末”和“子”。如果舍弃“本”和“母”，而专讲究道德礼法，即使有所作为而功劳盛大，终究必会无法成事；培植声誉而名望崇高，终究虚伪也必会产生。 由于不遵从“无为”，因此才创出道德礼法以补偏救弊。这就与《老子》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如出一辙，王弼于其下注云：“失无为之事，更以施惠立善道进物也。”也是这个意思。而仁、义、礼三者，是在“每况愈下”情形之下逐一转生而出的。换言之，如果将仁、义、礼当成一种对策的话，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只是徒然不断在制作新对策，然而，问题依旧不知伊于胡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