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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湛认为一个人若是为求留名后代，而不惜为仁义、礼教所束缚的话，都是不达“生生之极”——自然之理。他不耻爱惜名誉拘守礼节之辈之所为，认为即使活得长命，也不过是忧苦终生以至于死，毫无可贵之处。他很为子贡的后人端木叔散尽家财，病不服药而死的行径喝采，认为他不为“名誉所劝，礼法所拘”。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反对握有大权，他说：“尽骄奢之极，恣无厌之性，虽养以四海，未始枥其心，此乃忧苦穷年。”此外，他认为没有人可以拥有任何人，当然更谈不上以权力或组织去宰制人了。理由也是根据自然思想——每个人都是天地之所委形，故非我所有。所以，他主张去私，但他认为只有圣人才可做到此一地步。换句话说，一般人根本做不到。那又将如何呢?张湛似乎也无法解决这种难题，只好着重在君主必须是圣人这一点上。 张湛此处所显示的反权力说，是否与他的无为政治思想抵触呢?换言之，这种反权力思想是否就是一种反政治思想呢?倘若依循的理路发展下去的话，他是应当反政治的，一如鲍敬言的“无君论”。事实上，他赞成人类社会有上下名分关系，却不赞成在上者拥有强制在下者服从其意志之权力。 如说他是彻头彻尾反对人类的任何努力及其企图，倒也不尽然。他认为当命运之神有意让人类的社会趋向治世时，人就得听命以致力于补偏救弊之工作。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一向否定的、认为是妨害自然之理的仁义礼法，便成为有利于促成美好时代来临的工具。 一般认为时代愈是纷乱，即表示人心愈形涣散，不为社会道德所约束，道德水准也就江河日下，因此也愈需提倡道德，以收拾人心。这是将道德之高下与时局之美恶，作为因果关系看待。但是，张湛却不以为然，他反而认定，道德并非万能而是有其限度，其功能之生效仅止于上天注定时代要趋于好转时，换言之，道德之有效运用，端视时运而定。 在张湛的理论系统里，最令人诧异的是，他既已赞成命定反对人为，但是为何又肯定仁义、礼法为治世所不可或缺之工具呢?其根本原因是，张湛认为仁义礼法运用的成功与否，端视时会之是否密切配合。因此，在张湛思想中，时会是第一义，仁义礼法是第二义。他说：“诗书礼乐，治世之具，圣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时之弊。用失其道，则无益于理也。”这里透露出，诗书礼乐使用于在进入治世之前奏的“一时之弊”的过渡时机里，为救弊必须之手段。达到目的后，手段要不要抛掉呢?要的。张湛说：“治世之术，实须仁义。世既治矣，则所用之术宜废。若会尽事终，执而不舍，则情之者寡，而利之者众，衰薄之始，诚由于此，以一国而观天下，当今而观来世，致弊岂异?唯圆通无阂者，能惟变所适，不滞一方。”然而，仁义礼法(乐)虽是拨乱反正的治世手段，但却不是毫无限度的万灵药，时代太乱的话，也是无能为力的。至此，我们不妨如此说，自然思想最能凸显张湛思想的特质；而命定论则是其自然思想的核心所在，并以之作为消解其理论之矛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