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始时期，热衷谈玄的文人大多爱好老庄，比如何晏就“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①，裴徽“才理清明，能释玄虚，每论易及老庄之道，未尝不注精于严瞿之徒也”②，而正始之音的代表王弼虽然只为《老子》、《周易》、《论语》作注，使得他们“致有理统”，但他也善言《庄子》，《庄子》的精神不仅贯穿于他的玄学思想之中，也是他贯通儒道的重要工具。 一、王注对《庄子》的引用 《世说新语·文学》记载王弼“少而察惠，十余岁便好庄老，通辩能言，为傅嘏所知。”何劭《王弼传》的记载却与此不同，单提“好老氏，通辩能言”。但《晋书》又云“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③在评论郭象时也说“豫州牧长史河南郭象善《老》《庄》，时人以为王弼之亚。”④郭象被称为“王弼之亚”，善言《老》《庄》，可见在郭象这个时期的人们也普遍认可王弼善《庄》。此外，《太平御览》卷三八五引《列子传》中也介绍王弼十余岁时的读书爱好是《老》《庄》。更为重要的是，在裴徽与王弼一段有关“圣人体无”的对话中，王弼也说“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老庄并提，由此可见王弼对《庄》的理解。 事实上，我们能在王弼的《老子》、《周易》和《论语》注文中找到很多对《庄子》的引用和化用⑤。比如，王弼《老子注》的第13、18、20、42章中，王弼就直接引用了一些《庄子》的原文，内容涉及《齐物论》、《让王》、《大宗师》、《骈拇》等篇目。这一方面根源于老庄之学的天然脉络，另一方面也与王弼独特的注释方法相吻合。王弼在注解《老子》时尽力以老解老，使注释更为切近原文。比如第41章引用了第14章“听之不闻名曰希”解释“大音希声”之“希”、第25章引第4章“不知谁之子”释“先天地生”、第47章引第14章“执古之道，可以御今”释“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等等。此外，王弼还于第20章、23章、28章、第57章注文中用“下篇”、“下章”、“上章”等语直接解释其中义理。老庄血脉相承，引用《庄子》来解释《老子》不仅是理所当然之事，而且是最佳解答。而在《论语释疑》中，王弼也化用了《庄子》中的《知北游》、《天下》篇的一些语句，比如“则天成化，道同自然”、“至美无偏”、“修本废言”等等，与其中的《老子》思想一起，使得他的《论语》注释具有了玄学的味道。 王弼《周易注》中也运用了很多《庄子》的原文，但是因为王弼随文做注，所以这些《庄子》的原文散落于各处，虽不成体系，却隐约可见王弼所受的《庄子》影响。比如，注解豫卦六三爻辞“盱豫悔，迟有悔”时，王弼以“睢盱”释“盱”。而“睢盱”一词正来自《庄子·寓言》中的“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庄子》言“鼓盆而歌”，王弼说“鼓缶而歌”(离卦注)；庄子言“天钧”、“环”、“枢”，王弼说“璇玑”(《周易略例·明彖》)。类此之例，还有多处。难怪何劭《王弼传》说“太原王济好谈，病《老》、《庄》，常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⑥王济在王弼《周易注》中见到了老庄思想，所以心有戚戚焉。程颐在《外书》中也说“如王辅嗣、韩康伯，只以老庄解之，是何道理。⑦”《二程集》中亦记载有“王弼注《易》，元不见道，但却以老庄之意解说而已。⑧”朱熹也说“《易》本卜筮之书，后人以为止于卜筮。至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以为理，而不以为卜筮，亦非。”可见王弼《易》注中确有用庄之实。 但是针对这种以《老》《庄》注《易》的做法，魏晋时人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正始九年十月，管辂就在与裴徽的谈话中说到，“若欲差次老、庄而参爻象，爱微辩而兴浮藻，可谓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⑨在管辂看来，这种结合老庄玄言来解释《周易》的方法，只是浮辞与玄谈，并不能领会到《周易》的微妙之处。可见，在正始年间，有一些人受当时玄谈《老》《庄》的时风所染，在谈《易》、注《易》、解《易》时以《庄》入《易》。王弼《易》注亦是这一时风影响之下的产物，管辂之言，虽并不直接针对弼注《周易》，但却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庄子》在当时士人中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说王弼在《老子注》中将老庄联系起来，那么他在《论语》和《周易》这样的儒家文献中熟练运用《庄子》来进行注解，就正如他将老子的思想用于解释一样，是将老庄作为一个整体，以老庄为工具，王弼将《周易》玄学化的同时，也消融掉《论语》思想与道家的冲突。 二、得意忘言 汤用彤先生将“得意忘言”看作是玄学家首要之方法，在他看来，“得意忘言之说，魏晋名士用之于解经，见之于行事，为玄理之骨干，而且调和孔老”。魏晋言意之辨固然深得于汉魏间名学关于言意的讨论，但是及至王弼，才在《庄子》的影响下，以《老子》、《周易》和《论语》为依托，在注释中展现出的创新，将“言不尽意”转化为自觉的“得意忘言”的方法和境界。 (一)王弼“得意忘言”的思想内容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表达了他对《周易》的象、言、意三者关系的看法，他认为： 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 象只是表达意的工具，而言却又是表达象的工具，所以注解和研究《周易》时，我们应关注的重心不是言辞和象的章句和象数，而应该强调其中表达出来的更为精深的“意”，即义理。很显然，王弼的这一思想得益于《庄子·外物》和《庄子·天道》篇的启发。《庄子·外物》云：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庄子·天道》又云：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 但正如张善文在《论王弼易学之时代精神与历史意义》一文中所言，“得意忘象，王弼此说虽与庄子的论调有直接的沿承关系，但两者却不可浑同等视，更不可简单地认为王弼是毫无抉择地机械地援引老庄玄学以入《易》。⑩”《外物》一段更多的是从境界的角度来谈“得意忘言”，而《天道》一段则打破了世俗中贵言的一般做法，指出书中真正可贵的是语言所传达的意中之不可言说的大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