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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两汉时期的历史上，有两类人物的存在和表现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这就是“吏”和“儒”。他们分别以各自之所长在国家政治与文化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担负着不同的使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特别当儒学得到朝廷的表彰和奖掖而成为多数人的仕进途径的时候，这两类人物又进一步分流为“仕儒”和“学儒”。尽管“吏”与“儒”或“仕”与“学”本身有着可以相互游移或转换的性质，但是就其职责而言，“吏”或“仕儒”多以直接参与王朝政治的施行为其职守，通过在政治实践中获得的能力和经验而为朝廷拔擢和任用。与之不同，“儒”或“学儒”则多以对古代传承下来的先王经典不断地加以诠释和传习为其使命，以在承传中所积累的学识和功底，或立为官学，为现实王权政治制度的维系及政策的施行提供理论资源；或流行于民间，以传播传统的知识与思想文化为其本业。 两汉的儒者，其身份、地位以及命运始终与两汉政治的变迁直接联系在一起，当学术主要表现为经学的时候，儒生或经师以及他们所传习的多种经典，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十分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两汉政治堪称经学政治。 伴随者两汉经学传统的确立和发展，经学几乎成为儒学的别名，儒者与经师几乎是可以互通的身份和称谓，其中的不少人物，或显名于当时，或称名于后世，为史所载，以史而传。与秦代的所谓“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不同，两汉经学与政治的结合所呈现的是一种“以儒为师，以经为教”的景象，当然，“以经为教”在不少时候也包含着“以经为法”的意义。 两汉时期的“以儒为师，以经为教”，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与结果就是儒家经师的大量涌现和“注经”之风的盛行，这种情形到东汉时尤为显明。本来，自先秦以降，在对先王经典的传习过程中，对于经典内容中的字辞章句、名物制度以及义理思想进行必要解释和说明，都是为着传学教授的方便，便于受学者的理解和掌握，所以有着“传”、“记”、“说”、“注”等多种形式。就传统的“六经”而言，就有《书传》、《易传》、《春秋传》、《诗传》、《礼记》、《乐记》，其他则还有《丧服传》《孝经说》等。正是这些“传”、“记”、“说”、“注”等在内容上的引申和发挥，又使这些“经注”本身成为具有独特意味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由此而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的经学诠释方式和诠释传统。依据司马迁所言，这一解释先王经典的“经注”传统是开始于孔子的。所谓“《书》传、《礼》记自孔氏”[①]。也就是说孔子开创了这一具有独特意味的诠释传统。之后，孔门七十二弟子后学，以及孟子、荀子，都循着这一传统继往开来。到两汉时期更是得以不断发展，以至在经典的传习过程中，在对经典字辞章句的解释和说明方面，日益演进出体系化、系统化的“经注”形式。特别是对那些传承久远、记述着先王时代名物制度的经典，“经注”一类的解说方式和传习方式是不可或缺的。那些对本经作出解释和说明的“经注”本身，又成为具有独特内涵的知识载体和思想载体。实际上，经学人物对经典的注疏，不仅反映着其对经典的理解和认识，也反映着其对现实的理解和认识；不仅影响着时人对经典的理解和认识，也影响着时人对现实的理解和认识。因此，既可以称为儒者又可以称为经师的学者在两汉时期的历史舞台上就获得了极为显要的地位。 两汉经学的发展自有其轨迹可寻，而在历经了长久的积累之后，到东汉末年出现了一位集大成式的人物，他就是郑玄。郑玄的“经注”作为汉代经学的集成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流传至今的郑玄的《三礼注》又是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传世经注。研究郑玄的《三礼注》，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两汉经学发展演进的历史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作为先行研究，王利器《郑康成年谱》、张舜徽《郑学丛著》、杨天宇《论郑玄〈三礼注〉》的出版和发表，还有台湾学者高明著《礼学新探》所收早些年发表的《郑玄学案》一文，都是郑学研究的开创性成果，其中的相关内容极有参考价值。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两汉思想》、后来出版的章权才《两汉经学史》、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等也有一定的篇幅论及郑玄的经注学说与思想，同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