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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之所以“尊经”与“尊圣”，并非慑于君主对“经”的法定权威，或是对文化象征符号的单纯敬意，而是出于对圣贤气象与精神义理的敬畏和体悟。就《春秋》一经而言，“三传皆《春秋》之传，皆所以解经者也”①。比较《左传》和《公羊传》的解经重心，不难发现《左传》“以事解经”，重在考历史之真、叙古今之变、载治乱之法、书兴衰之事、记生活之实、写天人之应，其解经可谓“事以为上”；《公羊传》“以义解经”，旨在探圣人制作本原、究经典大义、阐书法奥妙、析不书深意、明褒贬判据、申经世法则、断历史是非、用圣王大法，以便得圣人真传、托始终以立义、借历史以寓意、因笔削以行权、据文实以论史、藉制义以传道、依常变以演经、凭义法以经世，其解经可谓“义以为上”。顺《公羊传》“义以为上”的解经路向，公羊学派视阈中的《春秋》也成了“拨乱反正”的道德书、“改制立法”的政治书、“托事明义”的义理书、“讥刺贬绝”的批判书、“经世致用”的实践书。尽管《公羊传》不如后世公羊家说得如此全面，但其“解经探义”的索隐特性、批判风格、立法精神、权变意识与经世取向还是具体而微。这不仅反映了《公羊传》潜在的经学情结，也凸显了公羊学的独特品性。 一、“探微阐幽”的索隐特性 荀子有言，“《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儒效》)。董仲舒也说，“《春秋》之好微与”(《春秋繁露·玉杯》)。孟子论《春秋》，以为“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董仲舒认为，“《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春秋繁露·玉杯》)，并引“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春秋繁露·俞序》)。可见，《春秋》之所以“微”，源于常人认为本来明白清楚的“事”里布有“义法”和“王心”。《公羊传》也说“定、哀多微辞”(定公元年)，如再从其对《春秋》制义的坚信和《春秋》书法的阐释中更可明白地显示索隐的解释动机和解释行为。《公羊传》“解经”的索隐性具体表现在： 1.书中见不书，不书见所书。在《公羊传》的视野中，“解经”如果不前后关照、详略对比、显隐互推、内外甄别，立足《春秋》文本的整体结构理解每一具体事件，并通过每一具体书法显示《春秋》整体布局，那《春秋》大义就无以得见。《春秋》②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若今人读此经文，实在如读现在的“新闻标题”，必觉十分平常。《公羊传》解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在《公羊传》看来，这一条经文恰好体现了整个《春秋》书写的大法，关涉“内外”、“大恶小恶”、“书与不书”和“讳”的整体布局。这个书写大法又具体体现在“取邑不日”这一类事件的一般书法中。此处“一月而再取”且都“书日”又是一个具体个案，与“取邑不日”的通则不合，且有深意，即表明“内大恶讳”的《春秋》微辞。如是，“不日”中见“书日”，“书日”又显“不日”，褒贬法则尽在“隐微处”。 2.于同中显异，于异中求同。同事同辞同义，凡具有一般认知水准的人都不难理解。可《春秋》“书与不书”错综交织，事、辞、义之间难以一一对应。试举“辞同事异”者以明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昭”。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春秋》经文于此两处都用一个“狩”字。可论其事实，却并非都是真的“狩”。且看《公羊》对两者的不同解释，释前者曰：“狩不书，此何以书？不与再致天子也。”释后者曰：“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诸侯曷为必田狩？一曰干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比较两个解释可知，“天王狩于河阳”的事实是霸主晋文公召见周天子，表明周室衰微的现实境况，从维护天下一统的尊王原则来看，晋文公召见周天子不符合“礼制”规范，所以《公羊传》认为《春秋》如此用“辞”是要表达“不与致天子”的尊王观，何况这还是“再致”呢？后者才是真的“狩”，不过释“田狩”仅举“春苗、秋蒐，冬狩”而不提“夏田”，这与春秋时代的事实又不尽合。《公羊传》对此没有明言，后来公羊学家顺此进一步以为孔子作《春秋》是立“《春秋》制”，即“理想”的制度，因而与“实存”的“春秋制”不同，“田四时”改为“田三时”更体现孔子的人文关怀。这种索隐式解读《公羊传》里不少，由此可见一斑。 3.因名而探实，据实而思名。名副其实，固然是好。可历史时刻在发展变化，新生事物也不断涌现，名不副实的情况自然也时有发生。在大变革大改组的春秋时代，名不副实的现象到处都是。王不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的秩序失范、伦理失正现象屡见不鲜。后世公羊家有所谓“七缺之义”。解《春秋》经，不审名实，必然会既不得信史，又不明义理。因名而探实，据实而思名，方得《春秋》微意。《春秋》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冬，葬许悼公”。如仅看两句经文，必以为给我们提供了两个客观的史实。然事实并非如此。《公羊传》前事未解，释后事曰：“贼未讨，何以书葬？不成于弑也。曷为不成于弑？止进药而药杀也。止进药而药杀，则曷为加弑焉尔？讥子道之不尽也。其讥子道之不尽奈何？曰：乐正子春之视疾也，复加一饭，则脱然愈；复损一饭，则脱然愈；复加一衣，则脱然愈；复损一衣，则脱然愈。止进药而药杀，是以君子加弑焉尔，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辞也”。这段解释从“书葬”的规则入手，导出“弑君”名不副实，不能单从客观的“君死”事实而来理解“弑”的概念，因此也不能一见“弑君”的概念就确认为“弑君”的事实，接着引故事“乐正子春”来说明“弑君”的实质是“子道之不尽”，严格地讲不能叫做“弑君”，但《春秋》以“尊君”为大义，只要造成了客观的后果，即使不是真的“弑君”也难脱其责。不过，从主观动机来看，《春秋》又力主“君亲无将”(庄公三十二年)，既然没有“弑君”的动机和行为，由其他事情导致的“君死”事实就不能说成是“弑君”了，所以“许悼公死”书“葬”实际上也就是“正辞”，但无论如何，许世子进药毕竟是导致其死的直接原因，《春秋》“贵志”固可不论其罪，但书“葬”还应是“免止之罪辞”。《公羊传》这番索隐解读结果使事情真相大白，又从主观和客观两面见其定罪法则，更凸显了尊君和尊父的宗法伦理观念，可谓一箭三雕。其他如“赵盾弑君”等的解读亦将此法用得活灵活现。 4.托始以立义，变辞以从义。《公羊传》以为君子作《春秋》，无论是文本的整体构造还是义理的具体设立，都有一个“始端”，索隐大义不可忽略“初始之所托”。《春秋》隐公五年：“初献六羽。”《公羊传》释曰：“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僭诸公也。六羽之为僭奈何？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诸公者何？诸侯者何？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则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始僭诸公，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僭诸公犹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一个平常的“初”字，引发对“始”的思考，联系“六羽”所涉及礼制的解释，“始僭诸公”的非礼之义托盘而出，稍作引申则“僭诸公犹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的微言也显而易见，表明《春秋》“天子公侯伯子男”的等序观念。从历史事实说，“始僭诸公”之类的事“前此”已有，此处之所以特别提出并称之为“始”，《春秋》“托事明义”的书法也就得以显明。 二、“讥贬绝诛”的批判风格 司马迁引董仲舒言《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史记·太史公自序》)，何休注《公羊传·隐公元年》“内之微者”曰“《春秋》上刺王公，下讥卿大夫而逮士庶人”，究其源头《公羊传》可见并非“虚辞”。《公羊传》“解经”的批判性表现在： 1.因罪恶大小，讥讽贬绝诛。宋儒孙复在其《春秋尊王发微》一书中以为《春秋》“有贬无褒”，不免过于片面绝对，但“贬”确实被认为是《春秋》的一大特色。《公羊传》除了从一般的“贬”义上分析外，更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罪恶大小，按其价值标准分层给予不同程度的批判，即有所谓“讥、贬、绝、诛”。讥的程度较轻，相当于现在一般的讽刺，所以常常择其重者“壹讥而已”。《春秋》庄公四年：“冬，公及齐人狩于郜”。《公羊传》释之甚明：“公曷为与微者狩？齐侯也。齐侯则其称人何？讳与仇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后此者有事矣。则曷为独于此焉讥？于仇者，将壹讥而已，故择其重者而讥焉，莫重乎其与仇狩也。于仇者则曷为将壹讥而已？仇者无时，焉可与通，通则为大讥，不可胜讥，故将壹讥而已，其余从同”。贬的程度较重，有时很重，因此罪恶深重者常贬不断。《春秋》隐公十年：“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公羊传》释曰：“此公子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隐之罪人也，故终隐之篇贬也”。公子翚由于唆使桓公“弑”隐公，犯“弑君”大罪，“故终隐之篇贬”。绝是断绝爵位，事关个人、家族、国家荣辱、进退和兴衰。《春秋》昭公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公羊传》释曰：“楚子虔何以名？绝。曷为绝之？为其诱封也。此讨贼也，虽诱之，则曷为绝之？怀恶而讨不义，君子不予也”。《春秋》主张和平，赞赏“存亡救绝”，楚子虔诱杀蔡侯般，虽然声称以“讨贼”为名，但“怀恶而讨不义”，灭人国家终是大恶，爵位不可不断绝。诛是最厉害的贬斥方式，通过“诛杀”直接处置生命来表达尖锐的批判。《春秋》昭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师灭蔡。执蔡世子有以归，用之”。《公羊传》释曰：“此未逾年之君也，其称世子何？不君灵公，不成其子也。不君灵公，则曷为不成其子？诛君之子不立。非怒也，无继也。恶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盖以筑防也”。蔡世子不尊重国君灵公，而且诛杀自己的父亲，这已经罪大恶极，加上自己立君，从君位继承上说又因“诛君之子不立”而没有任何合法性，因此即便是作为夷狄的楚国不仅可以“诛杀”他，而且可以“用之”，作为修筑防城的祭祀品。 2.内中尊亲贤，借讳著其罪。《公羊传》以为《春秋》有“五讳”，亦即“为内者讳”、“为中国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春秋》托始于鲁，以鲁为主，即所谓“《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成公十二年)。内即鲁国，诸夏即中国，相对夷狄而言，诸夏又是内。可见从广义来说，鲁和诸夏均为内，但从狭义来说，内专指鲁国。上面所言“为内者讳”和“为中国讳”即从狭义上说。《公羊传》以为《春秋》论及本国的“恶事”需要讲究策略和注意影响。一方面《春秋》“自近者始”(成公十五年)，始不纯正，内不纯正，后患无穷；另一方面《春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昭公二十年)，扬善为主，抑恶为末；又一方面《春秋》“文不与实与”，“继绝存亡”(僖公十七年)，功不可没，功可抵罪；再一方面《春秋》以为君子“三谏不从，遂去之”(庄公二十四年)，避时远害，制义俟圣。从此四方面看，“为内者讳”、“为中国讳”是为求全之法。至于后面三讳，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引孔广森言云：“闻之，有虞氏贵德，夏后氏贵爵，殷周贵亲。《春秋》监四代之全模，建百王之通轨。尊尊、亲亲而贤其贤。尊者有过，是不敢讥。亲者有过，是不可讥。贤者有过，是不忍讥。爰变其文而为之讳，讳犹讥也”③。其言“尊尊、亲亲、贤贤”而“不敢讥、不可讥、不忍讥”，倒也切中《公羊传》的要害。其所言“讳犹讥”，尤其显示出《公羊传》有所顾忌但不容隐恶的批判本性。要之，基于现实和理想的多种考虑，《春秋》需要采用一种特殊的批判手段“讳”，但“讳”本质上乃是一种批判，隐蔽的批判，《公羊传》以为解《春秋》者对此不可不察。 3.实与文不与，褒时亦有贬。凡人不可能生活在乌托邦世界里，历史本身虽然充满偶然性，但也有一定的必然性；虽可能权力宰制理性，但总需理性清除荒谬。《公羊传》经常站在“权”的立场，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认为“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的情况下，诸侯“缘恩疾者可也”(庄公四年)，“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僖公元年)，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庄公十九年)。这就是“实与”。“实与”因其具有历史合法性，值得褒扬。但同时也需注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从尊王、尊君、大一统的“文”原则出发，诸侯“不得专封”(僖公元年)、“不得致天子”(僖公二十八年)、大夫“不得专废置君”(文公十四年)，“不得专执”(定公元年)，即使实际行为具有历史合法性，也未必具有超越合法性，人们对此等不合“文”的行为也当给予应有的贬斥批评。当然如果“王不王”、“君不君”，特别是天王无法顺民心所向，得民心拥护而“王者无外”、“王者无求”、“王者无敌”，结果只能“有外”、“有求”、“有敌”的话，即使是“王者”行为，也难免在讥讽之列。由是观之，《春秋》常于“嫌得见不得”，褒时亦有贬，蕴涵价值理性精神，即有些历史事件因其特定的主客条件而具有历史合法性，但从更高的理想和未来的发展而言还需要给予超时空的价值评判，使只有历史合理性的实然不断趋向具有超越合理性的应然。就历史人物而论，因世界上“人无完人”，贤者也难免有过有错，因而“为贤者讳”同样是褒中含贬。 三、“作经制义”的立法精神 《公羊传》解经过程中对《春秋》立义、释义、取义、断义颇有主体自觉。这些义是否都是《春秋》本身的义或孔子的义，可以将《公羊传》和《春秋》经文进行比照和再批判，但这种意义生成是认识的断裂也罢，是思维的跃迁也好，无不反映《公羊传》对孔子《春秋》“立法制义”的文化认同。《公羊传》“解经”的立法性表现在： 1.愈乱愈立义，拨乱以反正。《春秋》载事，不仅“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春秋繁露·精华》)，淫乱之事不绝于书，整个是一部乱世历史，而且从所传闻、所传、所见三世来看，实际上越来越乱，开始是“礼乐征伐从诸侯出”，接着是“陪臣执国命”，然后是“政在大夫”，乃至“夷狄主中国”。针对这种历史发展，《公羊传》不仅指出《春秋》托始立义，善始善终，而且愈到后来立法更严，陈义更高。《春秋》定公六年：“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公羊传》曰：“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何休注：“为其难讳也。一字为名，令难言而易讳，所以长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欲见王者治定，无所复为讥，唯有二名，故讥之，此《春秋》之制也”。所见之世，就连取名字用了两个字都成为讥讽的对象，立法立义谨严如此，实在令人敬畏。这表明本来的春秋历史看起来是由治而乱的文明退化史，《公羊传》暗喻书写的《春秋》历史是“据乱——升平——太平”著文见治的文明发展史和文化传播史。文治到了一定的程度，“拨乱”的具体内涵也相应发生变化，“反正”的道义标准也不断提高。 2.正名即正义，察名即见义。正名是孔子的重要思想。孔子作《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用字谨严详细，察名即可见义。不论是名称顺序，还是名称丰富多变，都成为“道义原则”的具体体现。《春秋》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公羊传》解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献舞何以名？绝。曷为绝之？获也。曷为不言其获？不与夷狄之获中国也”。就称谓而言，“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不同称呼足见人事行为之善恶及各种具体大义，这就是《公羊传》自觉进行理论概括的诸侯爵位升降的七等大义。上引称“楚”为“荆”，见其名就可知“不与夷狄之获中国”的严华夷之义。正名不仅见于人名称谓，而且每一具体行为之表达，都有各种细微的区别。如两君相见，通称曰会。《春秋》则分会、盟、遇、来等名，其中盟又有殊盟、莅盟、寻盟、胥盟的区别，会又有殊会、离会的说法。一名之具体用法，常蕴涵一具体义例。就是一看似平常的国君“出入”行为也因用辞不同而义法不同。《春秋》桓公十五年：“郑世子忽复归于郑。”《公羊传》曰：“其称世子何？复正也。曷为或言归，或言复归？复归者，出恶，归无恶；复入者，出无恶，入有恶。入者，出入恶；归者，出入无恶”。《公羊传》此番解释在今人看来不免显得过于铺张和繁杂，但正因此方能显示《春秋》“其指数千”的立法精神。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如此，介词、连词等虚词等亦不例外。解经若不明此，必会“买椟还珠”，不知《春秋》大义之精。 3.笔削立大义，大义定褒贬。孔子笔削《春秋》，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解经最要紧处当从笔削明孔子义法之所在。通观《公羊传》的诠释，大部分内容关涉“笔削立义”。此义到底是《春秋》本有的还是《公羊传》赋予的，当然可以再去深究，《公羊传》如此解释确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清康有为对此有系统研究，现不妨引一例见此解释特征和义理附加。《春秋》隐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康氏以为孔子所据原本当是“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奔”。他解释说：“何以知鲁史有奔而孔子削之也？《公羊传》曰：‘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孔子削奔字。何君述微言曰：‘王者以天下为家，无绝义’。孔子之削奔字，以托王者无外、天下一家之义也。此为大同太平世之义。何又述微言曰：‘当春秋时，废选举之务，置不肖于位，至于君臣忿争出奔，国家之所以昏乱，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录之。’吾出亡英日而所至诸报大书亦此义也。何君又述微言曰‘录所奔者为受义者，明当受贤者，不当受恶人。’又一义也。今万国公法受公事犯，不受私事犯，亦此义。《春秋》为文数万，其旨数千，每经一字皆合数义”④。《公羊传》本以为削“奔”立“王者无外”义甚明，何休与康有为的阐说也基本上是合理引申。从创造性解释来说，“义法再生”恐怕是第一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