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摘要]贾谊是汉初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在总结秦亡的教练，考察汉初以来黄老无为思想弊端的基础上，以“道”为最终依据，建立了以儒法并用为特征的政治哲学。其政治主张主要表现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民本思想以及礼治思想三个方面。贾谊的政治哲学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统一、文明、和谐的国家，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为后世所瞩目。研究贾谊的政治哲学，有助于我们从传统文化中为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汲取更多的营养。 我国有丰富的政治哲学文化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挖掘、整理、吸收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对于加强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本文试图通过对贾谊政治哲学的讨论，以期从中获得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和谐社会的参考价值，并有助于启迪我们的新思维，赋予传统文化以崭新的时代精神。 贾谊是“汉朝初年最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杰出的政论家”。生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卒于汉文帝刘恒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洛阳(今河南洛阳)人。 金春峰说：“先秦，以荀子为代表，儒家思想走上了新的轨道，即融合、吸收法家思想，为强化封建专制集权服务，从而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有性质的区别。贾谊的思想，体现了《荀子》思想的这一特色。”司马迁说：“贾生、晁错明申、商。”从学术思想源流上来看，贾谊受儒家和法家思想影响很大。 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首先是建立在对秦朝何以速亡反省的基础上的。贾谊认为，秦朝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废弃礼教的做法使得社会风俗大坏，宗法人伦失序，是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所以有陈胜等的揭竿而起。强大的帝国倾刻间轰然倒塌，变得那么不堪一击。这里面的原因不能不让人深思。总的说来，贾谊认为，秦朝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认为秦朝在取得政权以后，不应该再纯以法术诈力作为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而应该施行仁政。 在总结了秦亡的教训以后，针对当时社会现状，贾谊认为，汉初以来的黄老无为思想虽然有利于经济的复苏，但是却无法调节宗法秩序。不仅如此，它还将最终危及中央集权专制统治。贾谊认为能够补救时弊的只能是“积极有为”的儒家思想。他欲借助儒家思想重整社会秩序。在贾谊的哲学思想中，“道”是作为本体出现的，所以“道”也是贾谊政治思想的形而上依据，是贾谊认为“什么是美好政治生活”的终极性依据。贾谊追求的是合于“道”的政治生活。但贾谊的“道”是“其本者谓之虚”，它落实在现实社会中是表现为儒法两家特别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价值的。所以，贾谊认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如果能够合理地贯彻实现“儒法并用”的思想，也就实现了他的合于“道”的美好政治生活。因而贾谊的政治哲学也充溢着“儒法并用，以儒为主”的特点。关于如何实现美好的社会政治，面对当时社会的三个重大问题“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僭拟，地过古制”，贾谊主张“儒法并用”，主要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民本、礼治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想达到解决社会矛盾，扭转社会危机四伏局面的目的。 一、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 在贾谊的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形态应该是定于一尊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形态。皇帝应该是整个国家政治结构的金字塔的顶尖，是政治的核心。在现实政治中，他主张汉朝中央政权的绝对权威性。而当时的情况是“诸侯僭拟，地过古制”。贾谊面对此种情况感到痛心疾首。他认为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已经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建议文帝及早采取措施，解决诸侯割据一方的问题。他说：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霸羲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日“非徒病瘇也，又苦蹠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这种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各地诸侯对中央政权来说已是“尾大不掉”，这样一来，直接削弱了中央的权威，并进而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已经到了非解决此矛盾不可的地步。为此，贾谊提出了“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希望通过让诸侯国分为若干国，分王其子孙，化大为小，以削弱诸侯国的力量。达到“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的目的。这就是说，贾谊希望通过这一措施，使诸侯失去作乱的形势，使诸侯只能听命于中央。进而树立中央的绝对权威，维护中央大一统的专制统治。 对反叛作乱的诸侯，贾谊建议汉文帝要儒法并用，恩威并举，“以刑去刑”，毫不手软，从而以儆效尤。他说：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丸，臣以为不缺则拆。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这是要求汉朝的统治者用“仁义恩厚”和“权势法制”的两手来对付诸侯。该强硬的时候一定要强硬起来，不能对枝大干小现象放任自流，更不能置若罔闻。如果一味地对诸侯仁慈宽厚，只能放纵诸侯的反乱之心，这是非常危险的。 对于如何防范诸侯王势力膨胀，贾谊提出了两个对策：一是定礼制，二是定地制。贾谊并不反对分封，反对的是诸侯王势力过大，威胁中央政权。他的对策“出发点仍是‘仁’与‘义’。因为所谓‘活大臣，全爱子’，正是‘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的具体表现”。 贾谊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主张，生前虽未被采用，但“其言验于身后”。他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后来被汉武帝以“推恩令”的形式而实行，彻底解除了诸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极大地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贾谊为汉初政治的完全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政治上的统一为思想上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民本思想 以民为本是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在西周时，《尚书·泰誓》中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战国时，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荀子说过：“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周桂钿说：“民本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从西周到西汉，是这个思想的确立过程。”贾谊的民本思想秉承了儒家传统民本思想。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提出了“民无不为本”的观点，从而把民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空前的理论高度。他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贾谊不仅把民众看作是国家、君主、官吏的根本，而且把民众看作是一切事业的根本。由此可以看出，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完全是立基于人民之上的。 贾谊还列举了民为本的各种情况，在《新书·大政上》中他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 贾谊认为，国家、君主、官吏都要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成功都要依靠民众才能成功，一切失败都是君主和官吏的过失造成的，和民众无关。这就是说，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君主官吏，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老百姓。民心向背是事业成败、战争胜负的关键，民众决定着国家、君主的前途与命运。“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一切帝王要想使国家社会长治久安，就必须认真对待民众。民众不可违，民众是一切事业成功必须依靠的力量。 既然民众是一切的根本，那么君王在施政中就要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对于如何做到以民为本，贾谊认为：安民是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核心，只要民众安居乐业，社会就会稳定发展。他说：“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矣。”贾谊认为，要安民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爱民。贾谊说：“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又说：“德莫高于博爱人。”“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爱民是以民为本、安民的道德基础。 第二要富民、惠民。这是说当政者要注意人民的物质利益，要给老百姓以看得见的好处和实惠，要让老百姓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贾谊认为，只要是圣明的君主当政，就必须使人民生活富裕，身体健康。他引用周成王的话说：“寡人闻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云。”贾谊提出的富民之法是驱民归农，发展生产。 第三是要注重道德教化，约法省刑。贾谊非常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张约法省刑。他认为施政应该发挥道德教育和刑罚的不同作用(“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法并用。 贾谊安民思想的目的，是要求统治者要任忠贤，施仁义，要“爱民、乐民、富民”，刑罚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实现长治久安。 在贾谊民本思想中，最为可贵的是他提出了“故夫民者，吏之程也”的观点。就是说，官吏的贤否是由民众来评价决定的，民众对官吏满意与否决定着官吏是升迁还是被贬谪、罢黜。并且贾谊还提出让民众参与对官吏的选举。他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