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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从史籍中我们还可发现一种无心仕宦，却热心乡里教化的地方士绅，用仇香的话 来说就是宁为鸾凤不为鹰 F37D 。(见《资治通鉴》桓帝延熹七年条)。所 谓鹰 F37D 即是君主之爪牙(《左传》载季孙行父言曰：“见无礼于君者诛之，如鹰 F37D 之逐鸟雀 ”)；鸾凤则为贤俊处士(贾 谊《吊屈原赋》有“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这类纯以笃行美俗的地方士绅在西汉 尚 未出现，到东汉却比比皆是，说明society系统在独尊儒术和通经入仕，以及上顺公法下 顺人情的吏治诸制度背景下，不仅在数量上得到长足的发展壮大，并且其内在组织能力也大 大提高。儒者以为，“三代之王者，不与诸侯争臣民”。汉世用人之法，惟守令命自朝廷， 属 吏则悉辟当地人而为之，三代封建之遗意尚存。吏事而缘饰以儒术，society系统的发展也 堪称水到渠成了。孙堪、孔嵩、樊宏、王列、逢萌、王扶、陈 C85C 、 司马均、蔡衍都属于在地 方上自觉承担社会职责，以地方正常秩序(当然是伦理秩序)之维护为己任的著名绅士。他们 的 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与朝廷命官重合，但本质上却应视为society自组织的表现形式。东汉于 三代以下称盛治，从这里我们或许可以窥知其究里。 赵翼《廿二史札记》东汉功臣多近儒条谓光武“本好学问，非同高帝之儒冠置溺”，“虽东 征西战，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初即位的建武元年，便使使持节拜曾受业长安太学的邓 禹为大司徒：“制诏前将军禹：深执忠孝，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孔子曰吾自有回，门 人日亲。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宽。敬之哉!”伪古文《尚书 ·舜典》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孟子释五品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五种 关系(李贤注五品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从句法和语意看均欠妥)。光武亦 曾受业长安，深知百姓之亲与五常之顺的关系。显然也是希望走一条谋求state与society关 系和谐，家齐而后天下平的儒家为国之道。光武声称“吾治天以柔道”，当然更知道需要 大批象卓茂那样懂得“以礼教化”的治民之吏。拜邓禹为大 司徒之后，另一能反映光武以柔道治天下的用人举措是征卓茂。范晔在《卓茂传》后写道： “卓茂断断小宰，无它庸能，时已七十余矣，而首加聘命，优辞重礼，其与周燕之君表闾立 馆何异哉!”王夫之说，“柔者非弱之谓也，返本自治，顺人心以不犯阴阳 之忌也”(《读通鉴论》卷六)。以柔道治天下较之宣帝的霸王道杂之所蕴 含的内容以及所反映的state与society两个系统及其关系的变化确实叫人感慨多多。在我们 今天看来，它并不表明光武真是三代明王之重现，不过是society的发展已促使任何心智 健全 的统治者不得不将统治秩序建立在顺应其组织原则的基础上。光武帝的私天下之心 容后专论。但不管怎样，武帝宣帝以来在吏治中引入儒术教化的政策却在稳定和 发展之中。 初登帝位的光武急于求治，太守长吏，纤微之过即予罢斥。朱浮上书，“愿陛下游意于经年 之外，望化于一世之后”(《朱浮传》)。建武七年，政事又“颇伤严切”，任用文吏。公羊 学 者郑兴因日食而奏：“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则臣下促迫，故行疾也。天于贤圣之君， 犹 慈父之于孝子也。叮咛申戒，欲其返正，此乃国之福也。今陛下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 范》之法，纳群下之谋”(《郑兴传》)。建武年间，儒士大夫这类建议光武行仁政反苛法 的疏奏颇多，而光武似也颇能听进去。 上层决策虽时缓时急，下层临民之官推行教化则基本可称兢兢业业。张湛“为左冯翊 ，在 郡修典礼，设条教，政化大行”(《张湛传》)。杜诗“拜成皋令，视事三年，举政尤异。再 迁为沛郡都尉，转汝南都尉，所在称治。迁南阳太守。性节俭而政治清平，省爱民役。造作 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广拓田土，郡内比室殷足”(《杜诗传》)。鲍昱“政化仁爱，境内清净”；其子鲍德，“为南阳太守，修起黉舍，备俎 豆黻冕，行礼奏乐。又尊享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莫不劝服”(《鲍永传》附昱传德 传)。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以“各信师承，嗣守章句”为两汉学术特色，应该承认此语虽含贬 意，却并不为诬。它的错误之处在于不知道汉学的这一烦琐和严守门户实在是因为经学的特 殊地位造成的。武帝表彰六经后，经学即成为整个社会政治实践之一部分，即“以《禹贡》 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指《诗经》)当谏书”(见皮锡瑞《 经学历史》)。正因为经义见诸实用，则必须如章程条例般严密明确且有权威性。正如李兆 洛为张金吾撰《两汉五经博士考》所写序言时所说，“其务之也专，故其植之也固；其别 之也严，故其持之也定；其求之也实，故其应之也不以文”。商务印书馆，一九三 七年版。专、固而不文恐怕就是汉学之所谓滞重了，而这正是由其实践的特性 所决定的 要求的。当然，专、固过了头，至于“说一字之文，至于十万言”则反而妨碍了应用，走到 了经学实践的反而，以至杨终要抱怨“章句之徒，破坏大体”。于是就有了“论定五经以永 为后世则”的白虎观会议。章帝主持下的会议讨论了四十三个专题，“特别着重于制度方面 的 规定。这套制度其实就是封建宗法等级制度，”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页四七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核心则是君为臣纲和父为子纲(夫为妻 纲从属于父权)。 其《礼乐篇》云“王者所以盛礼乐何?节人之喜怒。乐以象天，礼以法地。人无不含天地之 气，有五常之性者，故乐所以荡涤，反其邪恶也；礼所以防淫佚，节其侈靡也。有贵贱焉， 有 亲疏焉。朝廷之礼，贵不让贱，所以明尊卑也。乡党之礼，长不让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庙 之礼，亲不让疏，所以明有亲也。此三者行，然后王道得，王道得然后万物成，天下乐之 ”。 其《宗族篇》云：“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 长 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族者凑也，聚也， 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元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 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 其《三纲六纪篇》云：“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 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 日月屈伸，归功天地。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六合阴阳，有施化 端也。” 从理论上看，《白虎通》是董仲舒学说的发展完成；从政治上看，它是霸王道杂之的制度化 或 意识形态化。在state与society二元矛盾对立的社会结构框架中，《白虎通》自觉地谋求政 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的统一，似乎预示着儒学将在东汉的政治活动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society力量的发展，state系统的王权若不能在文化的价值域限内运 作，则双方的冲突对整个结构自身将是致命的。 前面提到的“以礼理人，以德化俗”的官吏都不是《后汉书》循吏传中的人物。据此我们可 知，至少前后汉书《循吏传》之间并无太多的内在关系，换言之，儒学在汉代的承担者并 非 以循吏为典型或代表。相反，只有置于汉代社会结构以及霸王道杂之的大背景中，循吏的行 为 才能获得准确说明。后汉儒学影响扩大，自然也要反映到《循吏传》中。《后汉书·循吏传 》共收十二人，比前汉增加一倍多。其中卫飒、任延、许荆跟文翁治蜀相似，属于对边远蛮 荒之地传播中原礼教文化者。王景为方术之士，德政在治理瓠子河。王涣擅长诛讨奸滑； 孟尝则只有“革易前辙”的泛泛一笔。第五访主要是在一次饥荒中，果断打开公仓赈给百 姓。有个叫童恢的得列传中，是因为他曾审讯二虎，食人者杀之，无害者释之；大概也是方 术之士。严格意义上如韩延寿或刘梁、张湛诸人那样厉行风化的，当为刘矩、秦彭、刘宠， 加上仇览(即仇香)和卫飒等，也不到十二人中的百分之六十。 有趣的是，《酷吏传》著录七人，较诸前汉的十三人少了近一半。其中尚有李章“习严氏 《春秋》，经明教授”；黄昌“居近学官，数见诸生修庠序之礼，因好之，遂就学”。阳球 虽好申韩之术，却“家世大姓冠盖”，王吉“少好诵读书传”。范晔划分酷吏并无思想上的 标准，而只看手段是否属于“以暴理奸”。因此，他将曾剖宦 官曹节墓的著名党人张俭，亦目为酷吏，只是“俭知名，故附《党人传》”。《汉书·公孙 弘传》班固论赞中，也是把黄霸、韩延寿与严延年、张敞并列为武帝时最善治民之吏。 儒学与政治结合，在对霸道政治的调整中自身因有society的广阔土壤而成长壮大。不仅在 朝之官“吏服驯雅，儒通文法”，在野之士“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而且在 许多地方出现了society侵陵于state之上的局面。《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七，桓帝延熹九年 条载：汝南太守宗资以范滂为功曹，南阳太守成晋以岑至为功曹，皆委心听任，使之褒 善 纠违 ，肃清朝府。滂尤刚 ，疾恶如仇。滂甥李颂，素无行，中常侍唐衡以属资，资用为吏 ，滂寝而不召。资迁怒，捶书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今日宁受笞而死，滂不可违” 。资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于是二郡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 ；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晋但坐啸”。汝南、南阳之外，还有的区域出现了地方势力对st ate的离心倾向，如“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见《 政论》)的民谣，即是这一现象的证明。 这一切是儒学与吏治长期结合的必然产物，其前景如何，取决于儒学与王权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