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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图、洛书乃是汉代谶纬之学兴盛的思想传说根源。从文献记载考察，至少自春秋战国以来它已在流衍传播之中，但对其意义内涵的确切阐释却只能追溯及刘歆。以刘歆的这个阐释为核心，汉儒将当下及前代流传下的相关资料汇为一炉，并以阴阳五行理论为主干，整合融汇出汉代的谶纬思想体系。因此，刘歆的阐释成为汉代谶纬之学的知识生发点。以此生发点为据去探求谶纬之学的体系内容和发展脉络，才能真正把握住谶纬的内在意义理路。如从现代的学术观点审视，刘歆谓伏羲画卦等于界定了中国古代的文明起源，其意义是空前的，绝不比司马迁作《五帝本纪》推黄帝为中华始祖的意义小。但近来的谶纬研究者虽然不少，却恰恰于此注意多有不及。如有学者总结有关谶纬起源之十二说，唯独未注意到刘歆之说的意义，这不能不是一种缺憾①。本文拟由此入手，分析谶纬形成的原因、影响和流变，冀就正于同仁。 一、衰世预言与谶纬 历来谶纬浑言无别，但其间也有学者指出二者的内涵性质有异，提出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此说以《四库全书总目》言之最辨，其《易》类六《易纬坤灵图》案语谓：“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又指出，纬多出儒者推阐，虽“渐杂以术数之言”，“又益以妖妄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一”，但纬书终究“与图谶之荧惑民志，悖理伤教者不同”②。此从内涵与性质之异对谶、纬二者严加辨析。是后有较多学者附同其说。但另有学者经过深入研究，提出不同看法，如陈槃在《谶纬释名》中指出，谶、纬二者异名同实③。是后有学者循此思路研究指出，不论从汉魏人对谶纬的理解来说，或者就谶纬的实质来看，谶与纬只是异名同实。只是追索到谶与纬的产生时代，自然谶先于纬。因为在经学兴起之前，已有谶语流传，在经学定于一尊之后，谶于是依傍经术而形成纬书，于是有“经谶”、“经纬”、“谶纬”等名号。谶依附于经的最大特征就是导致孔子的神化，这对汉代推尊孔子极有裨益，后来郑玄相信谶纬与此有关。汉代今文经学衰微，于是魏晋以后谶纬屡遭禁绝，纬书残佚，纬学不绝如缕，但谶语则历代广泛流传，所以谶与纬比，可谓源远流长④。按照思想意识的发生顺序看，确实应该谶先于纬，谶在纬先。 谶本指预言性谶语，谶语往往与卜筮占验相联系，因此有所谓谶书，如《后汉书·张衡传》：“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汉书·贾谊传》：“发书占之，谶言其度。”说明至少西汉初已有谶书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谶言其度”的“谶”字，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策言其度”。《史记·赵世家》：“秦谶于是出”，同样文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谶”作“策”。策又指蓍策，《战国策·秦策一》：“数策占兆”，《庄子·外物》：“七十二钻而无遗策”，皆策用作卜筮占验之证，是谶之义的互证。 从文献记载上看，谶的出现要以《史记·赵世家》“秦谶于是出”为最早，当秦穆公时代。但从谶作为占验性预言的本质，及人们预知未来的希望看，谶的出现必定很早。人们出于对自身和社会命运的关怀，尤其需要预知未来，而且越是世衰或社会危机时代，人们对预言的关注愈是急切，这是预言性谶语出现的社会心理基础。以周代为例，西周末年的王朝危机，已在迫使一些政治家密切关注未来天下形势的变化。郑桓公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向史伯请教。史伯分析了当时天下的形势，认为王室骚乱，周室必败，必要出现“姜、赢、荆、芈，实与诸姬代相干”（《国语·郑语》）的局面，断言秦、晋、齐、楚作为未来大国将相继兴起，告诉郑桓公应避地济、洛、河、颍之间。其中史伯又提到宣王时童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其实这就是一个谶语，其后应在褒姒，这是西周末社会政治危机时代的产物。《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按辛有预言非专为秦、晋迁陆浑戎于伊川而发，而是预言周室衰敝，导致戎狄强大，并陆续入居中原而侵凌诸夏，是接着史伯“王室将卑，戎狄必昌”（《国语·郑语》）讲的。总之，西周的衰败，引致人们对未来的担忧，于是生出上引那种消极性的未来预言。《左传》一书好借占梦卜筮作各种预言，反映出古代相信巫卜占验的神秘思维习惯，其中颇有与谶语相近者。如僖公五年预言虢亡的童谣，昭公二十五年预言昭公出奔的童谣，由于都采用了韵语的谣谚形式，与后世的谶语尤为相类。这类关系家国兴亡的政治预言，最易引起人们关注，也最易传播保存，在谶言中占的数量比例也最多。《管子·侈靡》亦曾托于齐桓公、管仲之口记载了一个预言，其曰：“问：‘运之合满安臧？’‘二十岁而可广，十二岁而聂广，百岁伤神，周郑之礼移矣。则周律之废矣，则中国之草木有移于不通之野者。然则人君声服变矣，则臣有依驷之禄。妇人为政，铁之重反旅金。而声好下曲，食好咸苦，则人君日退。亟则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应国之称号亦更矣。’”对此预言，学者多有说解⑤。应予指出的是，既托于齐桓公、管仲之口，必是立于齐国的立场设言。细味其义，所言应与周政将移、齐国将变有关。郭沫若据“妇人为政，铁之重反旅金”，认为所言乃西汉初惠帝在位吕后专政之事，并为此专作考辨⑥。其说不妥。其所作预言，除一般泛说之外，必应与齐国有关。故《管子集校》引章炳麟曰：“此管子所定之谶，托桓公问以明之也。”似为有理。如认为“妇人为政”乃吕后专政，倒不如说是王建在位时君王后主齐政更为相近⑦。其大背景则与春秋战国时代周室既衰，天下行将有变相关，尤其应与秦国强大行将统一六国有关。如“中国之草木有移于不通之野”、“人君声服变”、“国之称号亦更”等，读之都令人有上述之感觉。又战国政治变常，“妇人为政”除齐国外，秦昭王母宣太后亦曾擅秦国之政，宣太后又有秽乱宫闱之事，此殆《荀子·强国》所记对齐相言“女主乱之宫”的背景。秦宣太后稍早于齐君王后，同为战国后期妇女干政的现象，并为世人所瞩目。齐国之士有鉴于此，于是托为此谶载入《管子》。谶语是世衰或社会危机时代的意识反映，是以秦代有“亡秦者胡也”、“今年祖龙死”、“始皇帝死而地分”（《史记·秦始皇本纪》）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等不吉告凶类谶语。秦以后每朝末世都必有此类谶语。 与此类消极谶语相对，还应有积极性预言，即能满足人们对未来希望的那种预言，希望能有圣人王者出而收拾残局，还天下以太平、安宁与繁荣。因此，就谶语本身的内容而言，它可能是荒谬的，但由于它担负着满足人们某种心理预期的社会现实功能，因而它是必需的。至于谶在谶纬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可举一事明之。《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因见“图纬虚妄”，遂上书请予禁绝；然其通篇内容，或言“谶”、“谶书”、“图谶”，而绝不及“纬”之一字，谶在谶纬体系中的代表意义，由此可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