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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的众多文体中，赋最具有民族性，也最具有贵族性。说它具有民族性，是因为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学中，很难找到对应的文体；而说它具有贵族性，是因为赋是中国古代文人彰显才学的一种文体。 “赋”得名自“傅” 学术界讨论“赋”之得名，都是从《说文》“赋，敛也”入手。赋的本义是征收财货，作名词则指征收取得的财货。然后纡曲引申，和“六义”（风、雅、颂、赋、比、兴）之“赋”联系起来，最后演变成作为文体的“赋”。但是，我们看到最早作为文体的“赋”写作“傅”。1993年江苏连云港出土的西汉《神乌傅》、《列女傅》都写作“傅”，不作“赋”，《汉书·淮南王传》“离骚传”，《汉纪·孝武纪》作“离骚傅”（汉人以《离骚》为赋）。王念孙《读书杂志》卷四之九《汉书》九举诸多“赋”借为“傅”之例。《说文》：“傅，相也。”相，助也。先秦时期的乐师为盲人（瞽者），扶助乐师的人就是“相”。（郑玄注《仪礼·乡饮酒礼》及《乡射礼》多处云：“相，扶工也。”） “相”除了扶助乐师、携带乐器之外，还要参与演出中的应对活动，类似于现在的报幕或主持。报幕的声音，不同于歌，而是另一种富有节奏感的朗诵。《论语·先进》：“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宗庙之事的“相”，就是助祭者。助祭者主持祭祀仪式，宣布祭品数量，诵读祭辞，都要用“诵”的方式。“会同”是诸侯结盟之类，助其事的“相”更要唱诵很多内容，包括赋诗言志、诵读盟书等。“相”的这种朗诵就是“傅”，“不歌而诵”的“傅”作为文体因此得名。 俗赋是文学史上的一条潜流 赋的起源是讨论了几千年的老问题。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此说影响最大。刘勰《文心雕龙》说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章学诚《校雠通义》“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刘熙载《艺概》说“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都是班固说法的发展和补充。至王闿运《湘绮楼论诗文体法》说赋源于隐语，刘师培《论文杂记》说赋源于纵横家，冯沅君《汉赋与古优》认为赋源于“优语”，任半塘《优语集》中说赋源于“俳词”，另开思路，值得深入思考。这些说法的共同特点是，认为赋的源头在于经典，是先圣前贤所创造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北京大学歌谣运动的开展，学术界开始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探讨各种文体的起源。关于赋的起源，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的说法可为代表：“赋是在民间语言艺术（包括说话艺术）的基础上，由口头文学发展而成的书面文学。”这包含两层意思：赋是口头文学；赋从民间发展而来。虽未展开论证，但这一说法最为合理。 第一，关于赋的口传文学性质。西汉成帝时刘向领衔整理群书，并进行分类，其中“诗赋”单列一类。刘向的“诗”指“歌诗”，即现在所说的歌辞。关于赋，他的定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不歌而诵，主要指其传播方式，这和有乐器伴奏的“歌”不一样，是没有乐器伴奏、带有一定节奏和乐腔的“吟诵”。汉代人“赋”的概念比后世宽泛，而“诗”的概念比后世狭窄。后世许多诗，汉代人是归入赋类的，因为它们既不能归入“六艺略”的“诗”类，也不能归入入乐的“歌诗”类。《汉志》将“诵诗”隶于赋类。汉代有数量甚多的“颂”、“赞”、“铭”、“箴”等韵文体，都是归入赋类。而汉代民间流传的歌谣、农谚、字书、中医歌、驱傩文、婚礼辞、冠辞、招魂词、占卜辞等，因其不歌而诵的特性，都归入“杂赋”一类。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就说：“其他有韵之文，汉世未具，亦容附于赋录。”汉代学人所谓赋，主要是就其传播方式，即口传讲诵的方式而言。 第二，赋的民间源头。一说起汉赋，人们首先想到“铺彩摛文”，难字、形容词满篇的大赋，东汉王充《论衡》就用“深覆典雅，指意难睹”概括赋的特点。但事实上，这只是典型的文人赋。与此相对，民间还一直流传着一种通俗易懂的赋。这些俗赋，或讲故事，或讲笑话，或传播某一方面的知识，或争奇斗胜，或歌功颂德，或招魂祭悼，或自嘲，或调侃，或劝化，或励俗。文体上或用客主对话形式，或用口诀歌谣形式，以韵文造句，语言通俗。下层的文章，保存下来不易，何况是以口耳相传为主的俗赋。所以，千余年来，学术界对俗赋几乎没有认识。直到1900年，敦煌石室出土的写卷中有10多篇以赋为名的作品。如《韩朋赋》讲韩朋和妻子的爱情婚姻悲剧；《燕子赋》讲燕子的窝巢被黄雀强行霸占，燕子向凤凰告状，凤凰判案，燕子得胜。敦煌俗赋出现后，文学史家大开眼界。唐代有这样成熟的俗赋，必定不是文学史上孤立的现象。于是顺着文学史的长河向上追溯，发现了为数众多的文人模仿“俗赋”的作品。像曹植的《鹞雀赋》和傅咸的《鹰兔赋》之类，前者写雀儿机智地躲开了鹞追捕之后的快乐、自豪和吹嘘，后者写鹰和兔这一对冤家互相夸耀。而王褒的《僮约》则用契约的形式，写小人一旦得其志就会恣意忘形，并展示汉代仆人异常繁重的劳动情景。由此可知，俗赋并非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文学史上的一条潜流。虽深埋于地下，但有时还是冒出地表，呈现它的滔滔不绝和多姿多彩。后来连云港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神乌傅（赋）》，在敦煌发现了西汉早期的韩朋故事赋。《神乌傅（赋）》讲乌鸦做巢的材料被盗鸟抢去，雌乌据理力争，反被盗鸟打伤而死。将《神乌傅（赋）》、《鹞雀赋》、《鹰兔赋》及敦煌本《燕子赋》进行比较，其间的传承关系清晰可见。它们均以鸟类为故事的主人，以代言体展开故事情节，以四言韵文为主体，且均根据内容的需要灵活换韵。它们属于同一个系统，有着共同的承继源头。 形成雅俗两条线索 我们对这类俗赋的体制进行分析，可以归纳出若干特点，如对话体，故事性，语言通俗且自由押韵，风格诙谐。用这一文体标准对照考察先秦时期的文献，从中可发现诸多相同或相近的作品。像《太子晋》（见《逸周书》）、《玄鸟换王子》（见《古文周书》），《儒以诗礼发冢》（见《庄子·外物》），淳于髡的《谏饮长夜》和《大鸟之隐》（见《史记·滑稽列传》），《为说者曰》（见《荀子·尧问》），战国无名氏的《宋元王与神龟》（见《史记·龟策列传》）等，都体现出这类俗赋的特征，至宋玉的《高唐》、《神女》诸赋，则标志着文人正式用“赋”来称谓这类作品。（稍早的《荀子·赋篇》是汉代学者按照“不歌而诵”的标准对荀子作品的汇集并命名。） 总之，赋这种文体源自民间，是民间故事、寓言、歌谣以及民间争奇斗胜等伎艺相融合的产物。俗赋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各种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依附、渗透和交叉关系。早期的俗赋以娱乐为目的，所以诙谐调侃是其主要风格特征。优人正是利用了这种体裁，把它引入宫廷，逐渐文人化、贵族化了。同时，民间俗赋继续发展，并影响着文人赋的创作，从而形成了文学史上赋的“雅”“俗”两条线索。 (责任编辑：admin) |